黃惟群
　　
　　外婆姓蘇，生於崇明一個大地主家。她出嫁時的嫁妝，雇了百十個轎夫抬，長達幾里路。外公姓陶，提起廟鎮陶家，上些年紀的崇明人恐怕無人不知，也算是萬貫家產。外婆嫁去陶家後，生了九個孩子，留下四個。那些年，除了生育，她沒任何苦。母親說，外婆天生脾氣好。那時，家中長工、短工不少，她沒主人架子。問她借東西，她向來說好；借了東西不還，從不好意思討。外公娶小老婆那陣，她也不吵不鬧，順他的意。後來，外公跟他哥哥－－中國無線電、電影界元老，去了上海，不久後，外婆便打點行裝，雇了條船，飄過長江，追隨而去。這一去，從此再沒回過崇明島。四九年，外公逃亡香港，以後杳無音訊，死活不知，外婆便跟着她的子女們，開始下半輩另一種生活。
　　外婆住在大姨家。大姨在郊外一家大廠教書，一星期回家一次，大姨夫打成右派後，去了南京，外婆就在他們家料理家務，帶大我表哥。
　　其實，我們這些第三代都是她帶大的。母親生我時患肺病，外婆就來我家，帶我又照顧我母親。小姨家兩個女兒出世，或是有些其他情況，也是一個電話，她便取出崇明島帶出的藍白鄉下土布，包一包替換衣服，趕上一輛公共汽車，匆匆就去。甚至我姐姐生孩子，想她年歲已大，沒招呼她，可預產期未到，她一聲不響，挎了個包裹就趕來幫忙。
　　外婆下半輩夠忙。五七年，舅舅成了右派，還定了反革命罪，關在上海“提藍橋監獄”。每月一次，外婆用她的包布，包些吃用去探監。她天生膽小，怕見政府官員，更怕政府專政機構，每次都叫我母親陪着去。到了那，眼淚也不敢流。後來，舅舅去了安徽勞改農場，她就常變賣些首飾、毛皮，給舅舅寄去些日用。自然，少不了女兒們的嘀咕。
　　我小時，除了母親，最愛的是外婆。
　　外婆從不大聲說話，更不會罵人，對我們小孩說話，也從來都用詢問口氣。哪怕手頭再緊，我們的要求，她從來百依百順，想方設法滿足。我小時兩樣心愛物，一把搶，一支扇形圓珠筆，都是外婆買的。母親說，外婆“寵”孩子，一貫如此，以前有錢時更寵，從不對孩子說“不”。
　　我依稀記得外婆帶我時的情景：每到夜晚，她讓我躺在她的臂腕里，一便替我搔癢，一邊給我講故事，直至我睡着。外婆的故事很老，很單調，都是些“好人”、“壞人”，可我沒聽厭過。
　　插隊那陣，每次離開上海，她都要塞些錢給我。知她自己也拮据，不願要，她就急，拉住我手，一臉懇求。外婆的手，又軟又滑又溫暖，碰到那手，我就又成了被照顧的孩子。每次去看她，她必拿出最好的菜招待；實在拿不出，無論如何都要去外買熟食，熟食很貴，可怎麼攔她都攔不住。飯菜上桌，她自己不吃，只是坐在一旁看我吃。叫她，她則說：“外婆喜歡看你吃。”好象只有這樣，她才感到安慰些。常常，她無聲望住我，幾分鐘，幾分鐘……有時，她會拿起我手，一遍遍撫摸，“苦來嘮，苦來嘮……”她總那樣說，說時眼眶就紅。外婆不多說話，總怕說錯，說得不妥。但她總認為，孫輩幾個中我最苦，小小年紀就去插隊。可也沒辦法，“共產黨的話是不能不聽的呀。”她說。
　　我總忘不了外婆那把扇子，是把大大的芭蕉扇。大熱天去她那，她總愛憐地說：“熱來嘮，我幫你扇扇好嗎？”我這麼大的人，哪能讓她幫我扇。不讓，她則說：“外婆歡喜呀。”我知道，不讓她做些什麼，她會不舒服，只好任着她。她就挨着我，一邊望着我，一邊一扇一扇不停地替我扇。大大的芭蕉扇，扇出許多涼快，扇出許多溫暖，也扇出許多壓抑與沉悶。
　　文革時，外婆自然是專政對象，每天早晚兩次，去居委會請示、匯報、受訓，還要在弄堂里掃地，遭小孩們罵，挨小孩們的耳光。那時的她，惶惶的，低着頭，面孔彤紅，看人一眼都不敢。好在外婆一生未得罪過人，沒與人吵過一次架，萬事都謙讓，都是自己錯，對誰都構不成威脅，大人們倒也對她寬容些，整不整她無關緊要。
　　外婆住的南市區，用的都是煤球爐，一條走廊里，三四爐子排成一排。燒飯時間一到，不免擁擠。外婆不原讓人厭，每次不是提早燒，就是最晚燒。弄堂里，僅一隻公共自來水龍頭，每次裝水前，她總先窗口張一下，等到沒人時才去。一旦有人，哪怕等在後面，她也擔心會被認為是在催。有時，鄰居們吵架，與她沒一點關係，她也嚇得躲進屋，不敢發一點響。
　　文革開始後，外婆一步步走向生命下坡。那時，阿姨、姨夫們在外受氣，怨來怨去怨的是出生，回到家，外婆就成了出氣筒，無端端常常遭數落。她不還嘴，犯錯誤一樣漲紅臉聽，或躲開去忙碌。外婆以前抽鴉片，後來改抽香煙，那些年，香煙也不抽了。偶然，親戚們聚聚時，她愛喝一口酒，少少的。好幾次，當着我們第三代面，阿姨姨夫們輪番教訓她：“專政對象還喝什麼酒”，“一喝酒話就多”，“話越少越好”。外婆不吱聲，木木地坐，酒卻停在那，再不去碰。我替她感委屈，忿忿道：“她愛喝就喝麼，她的話已經夠少了。”不說倒好，一說，外婆鼻一酸，眼淚無聲地往下淌，掉進盛酒的碗裡。
　　我曾翻過表哥小時的日記。日記上寫的都是外婆。外婆替他買什麼，給他吃什麼，對他說什麼，從不提他父母。日記中還寫，“世界上外婆最好”，“長大後要好好待外婆”等等，我看後很感動。表哥長大後，工作了，結婚了，生孩子了，後來，孩子長大了，不需要照料了，小時的話記不得了，家中多個老人，覺得礙手礙腳了。於是，他媽媽出面提出：外婆有四個子女，不能老在她家，應該各家輪流住；生活費，也該大家共同分擔。外婆沒意見？當然沒有。她從來沒有自己的意見，只有按子女們的安排去做。
　　從此，四個子女，三月一輪，一到日期，她就挎上那個藍白土布包裹，去到下一輪子女家。開始三月一輪時，外婆還一頭黑髮，慢慢的，黑髮成了白髮，開始，外婆還能自己走，慢慢的，不得不柱起拐杖。白了頭髮，柱了拐杖，可她還得三月一次，挎上包裹，去趕公共汽車。
　　外婆老了，愛流淚了，每次取出那個包裹，她都默默流淚。
　　外婆說：“人老了，不想動了”，又說：“老人家，沒人喜歡的”，她還說：“各家輪着住，還是公平的”。
　　小姨家，外婆替他們買，替他們燒，等他們吃完後才吃；舅舅家，外婆吃飯，但不吃菜；大姨家，外婆自己買，自己燒，自己一個人吃……我從小聽慣的“媽媽”、“外婆”稱呼，到了那時，差不多都被“老太婆”代替了。
　　我婚後，曾把外婆接來家，讓她從此跟我住。但她僅住一個月，堅持要走，推說房間小，沒衛生設備，住不慣。我強留不住。後來知道，外婆覺得，我夫婦有自己的生活，不該影響我們；且她有四個子女，與外孫住一起，會被人笑話。外婆是流着淚說這些話的。
　　我八七年赴澳時，因簽證、機票關係，走得匆忙。去向外婆道別時，她說要送我，我說不用。我都沒怎麼在意，好象隨時都會回去般。臨去機場，我滿頭大汗，提着行李，上到等在門外的麵包車，抬頭，我忽然發現，外婆安坐在車內。剎那間，我停住腳步，心抖了抖。外婆手柱拐杖，面額消瘦，微微發黑，顯得堅毅，不少悲壯，一頭白髮稍顯凌亂，不像平時那樣一絲不亂。她看看我，即又回過目光，看着前方。我顫着音，叫了聲“外婆”，她應了聲，應得很輕，目光還那樣直直地看着前方。
　　機場裡，外婆獨坐一邊，雙手按住拐杖，起始至終始終一動不動，人來人往的人流中，像被埋沒、遺忘了。待到送走行李，我向外婆走去，腳步格外重，剛到她面前，站住，只見她猛烈抽泣起來，想克制又克制不住地發出老貓嗚咽般的哭聲，眼淚像雨一般直往下淌……我哽噎住了，一句話說不出，側轉頭，在她面前站了陣，走了。
　　走了，外婆看着我走了，淚流滿面。她一定早知道，她是再看不見我了。
　　外婆是在我離國後不滿四月去世的。家裡來信說，去醫院那天，抱她起床時，她的頭使勁往下板，不肯離開枕頭。後來發現，枕頭下有她那塊藍白包布，包布里裹有二百元錢。那是外婆一生的積蓄，是她留着為自己喪葬用的。
　　外婆在醫院住了兩星期，死在病床上。在她病床前，她的子女一個個抱怨沒時間、沒精力照顧她，你推我，我推你，最終商議決定請人陪夜。費用一如既往，大家分擔。在她病床前，他們大聲討論她的後事。他們還說，“人老了，死是自然規律，還考慮什麼開刀-----”這一切，外婆聽到嗎？聽到，當然聽到。她至死神志清楚，可她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和她一貫一樣。她是在這樣的嚷嚷聲中死去的。
　　外婆死在半夜。死前，她大聲叫我的名。叫得很響，很悽厲，一聲又一聲。
　　“老太太快不行了。”同房的病人說。“她叫的是誰呀？”“外孫？她叫的是外孫？－－喔，這位外孫一定待他很好吧。”
　　我對外婆有什麼好？捫心自問，我對外婆有什麼好？沒什麼好，談不上好，根本談不上。天地知道。
　　外婆要求的太少，太少太少……
　　接信那天半夜，一覺醒來，我哭了，忍不住哭了。眼淚不住淌，無聲無息，濕了面額，濕了枕頭，一大片……
　　我哭，哭外婆一生，哭她後半世的遭遇，哭時事變遷，世態炎涼；我哭，哭外婆的性格，儒弱、忍讓，一輩子逆來順受，被人欺負；我哭，哭外婆的慈祥，哭她的寵愛，哭自己沒有也再不會有機會報答；我哭，哭外婆有這麼多子女，可她臨死叫的卻是我的名字……
　　許多年沒有哭過了，許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