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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底的金枝與羽毛——蕭紅別論
送交者: 蔣藍 2006年08月28日17:01:17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在蕭紅為數不多的照片裡,我對那幅拍攝於魯迅家門前的照片特別留意,眾多蕭紅的作品選集幾乎沒有使用這一張。照片收在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所著《我的嬸嬸蕭紅》一書裡(時代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版),估計是一直為端木所擁有,自然也只能在侄兒的書裡才可重見天日了。黑白照片裡的少女,雙手抱膝,在強烈的直射光線下寂寞獨坐,有着俄羅斯韻致的布拉吉,攜帶着從寒冷地帶跋涉到十里洋場的風塵,只以模糊的褶皺予以呈露。她劉海清純,辮子上扎着白絲帶,表情楚楚,有一種暗生植物突然臨光的停滯,仿佛還無法從幽暗的夢境毅然起身,而來自山陰路的斜照已經把自己的影子與霓虹燈疊放在一起,她無法好好穩住身軀。
  幾年前讀過李振聲主編的《我是魯迅的學生——關於蕭軍》(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以及秋石編著的《聚訟紛紜說蕭軍》(學林出版社1997年4月版)和反駁曹革成《我的嬸嬸蕭紅》的長篇文章,很為往事的紛紜而感嘆。如今,再回過頭來翻讀駱賓基的《蕭紅小傳》(上海書店1947年7月版)、端木後妻鍾耀群的《端木與蕭紅》(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1月版)等書,就發現記憶中的事情還在進一步複雜化。這種情況並不出乎我的意料。大凡一當成為歷史的焦點性人物,如果他只是一面光潔如一的鏡子,恐怕他恰恰成為不了焦點性人物。這面鏡子固然可以反照,但它上面的塵土和污垢、破損的裂紋、缺失的水銀、人為損毀之處,正是真實與假象交相輝映的地帶。起當事人於地下,恐怕也是無及於事的。這在於有些恩愛情仇,一開始就是不確定的,它們就像流雲,在事主的感情水面匆忙投射下暫時的影子。一旦河流遠去,影子早被揉碎,獨留後人在茫茫天地間揪心而跌足,逝者如斯,只剩無邊的蕭索供人痛飲。
  讓我驚異的,是瑞士女作家趙淑俠1986年為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拍攝的合影。這是一張貌合神離的合照,儘管拍攝於主角們的晚年,正如趙淑俠在文中所述那樣:“蕭軍在外觀上看來粗獷剛烈,說話直來直往,內裡面卻有一顆十分慈祥柔軟的心。”而“駱賓基看上去形容枯槁面目黧黑,他的外型使我聯想到為傳道瀝血、天涯獨盪的苦行僧。”但“與蕭軍和駱賓基相比,端木蕻良很明顯的屬於另一個典型,他較蕭駱兩人細緻,外貌也比他們瀟灑帥氣,有詩人和藝術家那種文採風流的氣質……”上天的賦予以及經歷的憂患一當混合,其實,一個人的內在就很容易呈現為一種可深可淺的表達,很難遮蔽。只是,他們的晚景表達里,已經找不到被一個特殊女人深深改造的痕跡了,我看不到被犁鏵翻耕的土埂。剩下的,是老年人的孤淡、鬆懈、善意和病厄。
  看完這張照片,我產生了一個頗為衝動的念頭,很想探究李潔吾、汪恩甲和蕭紅的表哥陸振舜的長相。頗費了一番力氣,可惜未能完全如願。顯然,我缺乏“考證”功力。比如,我見到一個“考證”資料,說“蕭紅與陸振舜是戀愛,並沒有同居的夫妻關係。”連這樣的被擱置在時間塵土裡的細節都可以被考證出授受不親的“純潔”,就至少反證了我不是做學問的料。有關汪恩甲的描繪,“據與蕭紅年齡比肩的小姨梁靜芝晚年回憶,汪恩甲‘也算相貌堂堂’。”(《我的嬸嬸蕭紅》,38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版)有關李潔吾的文字描繪,倒是偶然在胡辛所著的《陳香梅傳奇》(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05年6月版)里找到了。李潔吾曾經是陳香梅女士的級主任和國文老師,“在孔德小學,李潔吾是最出眾老師。一年四季,一襲藍布長袍掛下來,秋冬加一條灰色長圍巾,常常往肩後一甩,這樣的裝束有種中國知識男人的蕭寒的美。”書裡說,“半個世紀以後,陳香梅偶讀中國現代女作家蕭紅的傳略,讀到蕭紅從呼蘭河到北京一所小學找她的男友——李潔吾的名字跳了出來,她不禁嚇了一跳,是同時代的同姓同名者?還就是她的老師李潔吾?不過她想,她的李老師倒是值得蕭紅愛的,只是李潔吾的妻子對蕭紅很不友好,這未免太讓人難堪。後來,陳香梅又翻閱到另一部評傳,得知,李潔吾乃是蕭紅第一個戀人的朋友,他幫助蕭紅,但引起妻子的誤會。陳香梅想,這考證頗合情理。只是想要證實這點時,李潔吾老師卻已去世了。”
  按理說,後人本不應該對過往的情愛恩仇探究過細,尤其是對蕭紅這樣的女人,事情一當細緻化,對她就是一種殘忍。應該說,老作家聶紺弩最得個中三味,其名作《在西安》就標舉了觀察者的仁義風骨。冰中觀火,棉裡裹鐵,靈意飛動,點到為止。聶紺弩刪除了花香,只把花放逐到文字深處,讀着讀着突然心痛,頹然意懶,我索性把書扔了。
  一個被“煙士披里純”完全籠罩的女性,出塵與入塵、飛翔乃至濕淋淋的委頓,均不過是必然的靈魂出竅。就像抽煙從不使用煙斗的蕭紅,為了拍照,一時興起,叼起了相館桌子上的煙斗,做思想家狀,留給了我們一幅“學習魯迅”造型的門生照。煙霧在她周圍沉降下去,宛如霧氣在水面鋪開,由於無法觀察自己的倒影,她就必須從環繞於身體的男人那裡,看清自己的位置。這種被男人環繞而無法目睹大地景致的感情狀況,使她進入到一條無盡的情愛構成的迷宮廊道,每一步都是探險,每一次化險為夷都成為下一次峰迴路轉的依據,久而久之,她對這種氛圍的依戀,與吸煙一樣註定成癮。因此,蕭紅的確沒有成為與美少年納西索斯完全重合,她在挪移,但她每一次邁步,從一個朦朧的男性身影里走向另外一個陌生的形體時,手在空氣里摸索和問候,腳卻陷入了無法預知的硬刺與泥淖。
  她在霧天呼出來的道道白氣,在男人胸前吹氣如蘭。
  這種紙上的推論能夠成立嗎?如果能夠成立,歷史就如白開水了,紅顏均是白骨,恩愛情仇就是加減法了;如果不能成立的話,事後那些大相徑庭的說法,豈不是在痴人說夢麼?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那就在於,如果我們不用成王敗寇的直線思維來觀察往事,如果我們還明白,有些感情是不能討論對與錯的,那麼,事情也許要好辦一些。
  如果說,這個世界有些人本就是為了戰鬥而降世的勇士,那麼,有些人則註定是為情而來。他們演繹個人的劇本,留給後人,然後離開——所有被他們染指的人與事,其實並沒有按照劇本的安排僵定如初,而是按照一個神秘的運勢,開始了他們的繼續革命。蕭紅在用日漸枯槁的血編織文字的同時,她其實還用她的身體,在幾個胴體之間,低回出了一個乾淨的迷宮。所謂乾淨,是指事情清楚;所謂迷宮,是說包裹事情的氛圍難以詳定。我敢說,沒有哪個作家,甚至哪個女人,能夠在懷着“他者”的孩子之餘,兩次開始與下一個接力者戀愛;再沒有這樣的一批男人,可以在擁抱她嬌弱的身軀時,也接納了她肚皮里的孩子。再沒有這樣的接力賽了,再沒有這樣的接力者了。往事已經灰暗,天空正在老去,人影晃動的火焰,已經把自己燒得襤褸,一但靠近就血流不止。
  即使沒有那個因為戰爭而出現的醫療意外,我想,蕭紅仍然會按照她的秉性,繼續在情愛的迷宮長廊里尋找自己的形象。她的清水鏡像不能夠疊映清水。也許,那會進一步帶出更多悲劇。她其實沒有顧及到,她已經帶動了一個巨大的運勢。而能夠帶動一個運勢的女人,註定就要付出自己難以支付的激情,並一直延續到火焰被黑暗斷然收割的一刻。這個判斷,丁玲在1942年寫的《風雨中憶蕭紅》就予以了重申,她對作家白朗說:“蕭紅決不會長壽的。”單純而又一心拒絕世故,高蹈而又囁嚅於強烈的光照。滋養她的呼蘭河是毫無污染的,是女性之河,自然不會浮載“妻性”的秩序和儀態的脂粉。問題在於,清水永遠無法在另一泓清水裡,獲得自己的形象,湧現於清水的幻象,不過是清水的外翻或內旋。呼蘭河的水顯然與赫利孔山的靈泉一脈相承,那些情慾的液體已經把燭光與倒影像手裡的花瓣被徹底揉碎,蕭蕭落紅下,蕭紅就是一根筆走龍蛇的鵝毛,字寫在水上,永遠燦爛了一條無名的大水;但性別的折光,又讓亮羽回歸為閨房梳妝檯上的一莖金枝,這個時候,她卻找不到長發。於是,卡在水裡,目睹自己在流逝,身體正在被水洞穿,在被庸醫切開氣管之前,她已經喚不回自己了……
  弘一大師圓寂之際,早已經進入凡人難以體諒的境界,但是他還是說,感到“悲喜交集”。蕭紅是一心想生的,她沒有把生與死的轉換,看作是從一座花園轉到又一座花園的眼界,她熱望活着。我老是在想,1941年1月13日,她首次切開氣管時,她幾乎就不能說話了。那些寫在紙上的哀求與痴望,是怎樣艱難實現着聲帶的努力?而到了18日,第二次手術更換喉頭呼吸管時,她即便想讓全身的血從喉管噴射出來,也要講一句她必須托起來的話,但血不但沒有聽從她的命令,血還在冷凝。目睹自己手臂上的血管像蠟一樣開始透明,她,什麼也喊不出來。這很自然地讓我聯想起她在《沙粒•三十四》裡的高峰體驗:“什麼最痛苦,/說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蕭紅逝世的消息傳至延安,已是1942年4月。5月1日,延安文化界在文藝界抗敵協會作家俱樂部舉行蕭紅追悼會,蕭軍作了感人發言,內容不得而知。但這麼重要的事情,在王德芬具有編年史意義的回憶錄《我和蕭軍風雨50年》(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版)里,卻被“忽略”了。會場裡的丁玲說,我“把眼睛掃遍了中國我所認識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於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從事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呵!”
  金枝是《生死場》裡的一個關鍵人物,她的命運幾乎暗含了蕭紅的親情記憶、愛情觀和東北地域體驗。在不自覺之中,金枝成了她的全在代言者,訴說着蕭紅的血。金枝在命運之水裡搖晃,羽毛的蕭紅不得不返回到紙上,書寫金枝的橙亮的沉默和突然啞滅的苦澀。
  我一直承認,那些男人中,的確不乏優秀者,但是,如果沒有了蕭紅,或者蕭紅遠遠繞開了他們,我還能閱讀他們的作品麼?難道不是因為蕭紅,我才特別留意他們的文字嗎?我甚至希望能夠在他們餘生的作品裡,進一步感覺這個嬌弱的女人的體位與抽煙的姿勢。但她刻意將發亮的劉海和辮子上的白蝴蝶朝嚮往事而盛開。在魯迅為意象飛動的“煙篆”而寫下“煙篆在不動的空氣中飛升,如幾片小小夏雲,徐徐幻出難以指名的形象”之時,蕭紅卻努力將煙霧進行了性別化描繪,在《回憶魯迅先生》裡,她總共寫下了29個“煙”字;她更在《魯迅先生記》裡描述:“那煙紋的卷痕一直升騰到他有一些白絲的頭髮稍那麼高。而且再升騰就看不見了。”在後來的歲月里,這道煙霧,篆字一般盤繞在她的劉海上……然而,這一切正在追隨霧氣而去,成為了霧氣的一部分,將蕭紅進一步漫漶,漫漶為黑白照片上的衰弱,直至漏氣,嚴重走形。
  男人們追隨在石榴裙左右,將她的德性與自己的人生目標合一,一直是初戀中男人的狂想曲,她已經被貝雅特麗齊的華麗道袍包了個緊實。女人可以激發男人的雄心壯志,優秀的女人卻可以平息男人的野心,她們是覘標,可以把男人的靈魂提升到距離軀殼很遠的地方,再讓男人們成功地獨自返回,成為不完整的自我。但羸弱的蕭紅提不動這些,她的覘標時隱時顯,她白蠟的手臂,連筆也抓不住了。
  驚心動魄的美總是陌生的。比如,地鐵站上的那位女孩有着一張令人屏息的絕色面龐,這樣的女人你一定是不認識的,也是不能靠近的。這就是艾滋拉•龐德的名詩《在地鐵站》的來歷。他只寫了兩句——“這些面龐從人群中湧現,濕漉漉的黑樹幹上花瓣朵朵”。這些陌生的面龐,像一縷光,不但把美照亮了,也被尋找的眼睛鍍上了一層光暈。它們彼此“互證”的歷史,構成了尋美者內心的巔峰。這種女人是讓人一見面就無力忘懷的。這並不在於她們的外表有攝人心魄的力量,也不在於她們自己都難以控制的逼人氣質,而是讓人感到,她們好像從來就不曾生活在芸芸眾生之間。因此,固有的審美、道德規範顯然是與之絕緣的。因此,不要企圖與這種女人親近,因為人們既把持不了自己,更把握不住命運。於是,男人們“遺棄”而逃,或者“游擊”而去,並與李瑪麗、汪林、陳涓和“密友的妻子”暗度陳倉,或者“突圍”而走,而眼前剩下的世界,正覬覦着殘剩的燭淚……
  所以,失敗不是指被異性擊敗,而是指被感情覆蓋着的無邊憂鬱所淹沒。猶如一個偉大的夢幻破滅的時候,那種痛苦也是偉大的。被濃重的悲劇意識浸透的靈魂,是穿行於人類感覺最深層的靈魂,知道愛是一種完美的假定,但仍肯為一個偉大的夢想歷盡艱辛。正因為有過一次這種體驗,成熟的人才能直面後來風塵中的男女。
  聶紺弩在另一篇文章《憶蕭紅》裡記載了蕭紅的一個重要觀點,蕭說:“我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倒應該悲憫我咧!悲憫只能從上到下,不能從下到上,也不能施於同輩之間。”這也應驗了她在《呼蘭河傳》裡高掛起的北方的天空:“滿天星光,滿屋月亮,人生何處,為什麼這麼悲涼?可是當這河燈,從上流的遠處流來,人們是滿心歡喜的,等流過了自己,也還沒有什麼,唯獨到了最後,那河流到了極遠的下流去的時候,使看河燈的人們,風心無由地來了空虛。”然而,我沒有在作品裡看見河燈,只看見這拒絕浮起的一莖亮羽,弱得無法被水帶走,舉着悲憫的火焰。而作為女人喻象的金枝,則已經被水泡軟,消融,不知去向。蕭紅曾經對駱賓基說:“筋骨若是疼得厲害了,皮膚流點血也就麻木不覺了。”這自然意味着,我遠沒有悲憫的高慢身份來看待這個女人的身世,真的,只有悲涼和心死如灰,然後,在死火重溫的另一個時間下,讓那些疼痛回到身上。
  然而,悲劇從來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逆轉為喜劇。悲劇只能繼續。1996年端木蕻良逝世後,其妻鍾耀群攜帶部分骨灰來港,灑於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花園。骨灰企圖進入骨灰。蕭紅臨終最大的願望,是希望自己能夠在魯迅墓邊相守,這個看來幾乎永遠無法實現的願望,又因為燒成灰也認得之人的強力加盟,進一步阻斷了她的北望。一個人命運的苦痛,看來真是“綿綿無絕期”了。
  蕭紅對自己的總結是——“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準確地講,她是想做不願行走、但也不希望飛得太高的女人,這既是自況,也是讖語。就如同她在詩作《苦杯(之十一)》的所感嘆的,結束之處,仍是無盡的迷惑和哀痛——
  
  說什麼愛情!
  說什麼受難者共同走進患難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夢,
  昨夜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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