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 这世上有三种人, 男人, 女人, 和女博士.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从一个女博士生(a woman Ph.D. to be)那里, 觉得挺有趣, 倒也没怎么太在意. 后来又有朋友几次提起, 不禁令我为这一说法想了一会儿. 依照这个思维模式, 女博士得和非博士的女人区别开来, 要么是她们被看来不那么女性, 要么是她们多了些男性的特质, 总之这种划分大概不是对女博士的什么溢美之词. 虽然是一句玩笑, 终究有一点反映意识潮流. 瞧, 这男博士是万万不必从非博士的男人那儿单算的, 可是女人读到博士在有些志士仁人眼中就得另立一个别类. 为什么呢? 因为男女有别吧--这性别属性和社会属性可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世世代代，跨越时空的关联. 就这样想起来写写我的几位好朋友—她们都是社会科学的女博士, 都三, 四十岁, 都不写博客, 不过各有各的性格, 爱好, 和经历. 我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虽散落无序，却多是时光中沉淀下来记忆犹新的片断。回想起那一幕一幕的从前，想起这些朋友们，和我一起从青青岁月中走来，心中满是柔柔的暖意，因而竟油然而生一股近乎于幸福的感觉。友谊，女人之间的友谊，对于我来说，和爱情一样缺一不可。没有爱情，我会枯萎；没有友谊，我会孤单。因为有了这两样，再加上亲情，我的心是满满的，是欢欣的，有时也是顽皮的。

首先谈谈晴, 我的小师妹. 本来我们是同一班的, 后来她离开学校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又回来读完了学位，所以我比她先读完了博士. 后来我的导师又成了她博士后期间的主要指导教授, 再加上她比我小几岁, 我们又是同行, 所以说她是我的小师妹一点儿不过分.

多年以前, 第一次见到晴, 是在一个白皑皑的冬日. 我因为签证问题比其他同学晚到了一个学期, 所以破天荒地在冬季入学. 那是我到美国的第二天, 路上行人稀少, 天气很冷. 我慢慢地有点儿晕乎乎地往前走, 脑袋里空空如也, 只想睡觉. 忽然看见一个清秀的中国女孩子站在楼门口看着我, 我不禁立刻变得精神抖擞—天性如此, 有人群的地方我就高兴. 于是我也边走边看着她. 直到我们面对面站定了, 我脱口而出, “你就是晴?” 她点点头, 同时也猜出了我. 我们在零下十几度的冰天雪地中简短地相视而笑，然后就一起向系里走去。其实中国女孩子在校园里很多, 那座教学楼里社科院下属的好几个系都座落在里面. 我和晴能如此巧遇, 也算是有一点心有灵犀吧. 那一年, 晴22岁, literally, 明眸皓齿, 冰清玉洁. 她有着亮晶晶的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上粘了一片薄薄的雪花。

也许是在大学里逃课习惯了, 我很自然地想逃掉第一周的课好专心倒时差(虽然我已经晚了一周注册). 可是晴说, “这理论课很重要, 是博士班的重课, 很多东西都是资格考试里要求的, 还是不要拉下了吧.” 这么一本正经的话, 好像从前只从我妈那儿听到过. 这会儿竟出自一位秀美安静的南方MM嘴里, 我不禁肃然起静起来. 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去上这个一周一次, 一次三个小时的讨论班. 还记得第一次见着syllabus时我着实倒抽口凉气. 每周都要求阅读上百页的文字, 而且读的东西都深涩难懂, 读罢也常常不知所云. 第一次上课也给吓着了. 二十几个学生坐一圈, 中间空着, 谁都能看见谁, 据说是为了方便讨论. 美国学生口若悬河, 神情激动, 教授也一幅充满激情，生生不息的样子, 可是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我完全搞不清, 只好就傻坐着, 百无聊赖，有时偷偷地道貌岸然地做点儿白日梦. 本以为我英文很好, 到美国读书不会有什么语言障碍，不曾想第一次上课就挨了当头一棒，三个小时期间只听懂了几段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对话，还是仗着当年高中学的那点儿政治经济学。相反地，但见晴姑娘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频频点头，一幅听得很懂很有心得的样子。我当时就想这外文系科班出身的英文功底就是不一样啊。无怪乎晴姑娘当年托福考了满分。

第一次做presentation也给我吓的不轻。因为我晚到，所以留给我的是一篇谁也不爱做的论文，是关于几百年前一个西方的少校到什么毛利裘斯群岛后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冲击。可怜我十几天前还在北京的公司里做着悠闲的白领丽人，这会儿就得转换角色，要努力跟上已经上了一个学期课的班, 要看书，还要看如此不相干的书，还得看明白，讲出来，并且在”圆桌会议席上”回答教授和同学的提问。记得那篇文章是个法国的语言学家写的，我看了起码有五遍，到最后也就是个一知半解吧。幸好有我一位很有学问且为人慷慨的室友帮忙, 我才最终对这篇文章有了个大致准确的认识. 不过做presentation的时候我还是如临大敌, 战战兢兢, 就怕当众语塞出丑. 虽然我们那年轻英俊的德裔教授一定是看我神情紧张脸色苍白的样子放了我一马(他代我问答了很多问题), 这刺激我还是受下了, 以至于那一瞬间的心跳声到今天还仿佛很清晰. 这其间晴的精神鼓励是我的一大安慰. 大家课业如此繁重, 都是自顾不暇, 所以她在实质上是帮不了什么忙的. 可是她告诉我, 虽然这已是她的第二学期, 她做报告时还是从里到外都哆嗦. 后来听美国同学说他们也害怕, 我心中便逐渐释然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