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 這世上有三種人, 男人, 女人, 和女博士.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是從一個女博士生(a woman Ph.D. to be)那裡, 覺得挺有趣, 倒也沒怎麼太在意. 後來又有朋友幾次提起, 不禁令我為這一說法想了一會兒. 依照這個思維模式, 女博士得和非博士的女人區別開來, 要麼是她們被看來不那么女性, 要麼是她們多了些男性的特質, 總之這種劃分大概不是對女博士的什麼溢美之詞. 雖然是一句玩笑, 終究有一點反映意識潮流. 瞧, 這男博士是萬萬不必從非博士的男人那兒單算的, 可是女人讀到博士在有些志士仁人眼中就得另立一個別類. 為什麼呢? 因為男女有別吧--這性別屬性和社會屬性可是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千絲萬縷，世世代代，跨越時空的關聯. 就這樣想起來寫寫我的幾位好朋友—她們都是社會科學的女博士, 都三, 四十歲, 都不寫博客, 不過各有各的性格, 愛好, 和經歷. 我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雖散落無序，卻多是時光中沉澱下來記憶猶新的片斷。回想起那一幕一幕的從前，想起這些朋友們，和我一起從青青歲月中走來，心中滿是柔柔的暖意，因而竟油然而生一股近乎於幸福的感覺。友誼，女人之間的友誼，對於我來說，和愛情一樣缺一不可。沒有愛情，我會枯萎；沒有友誼，我會孤單。因為有了這兩樣，再加上親情，我的心是滿滿的，是歡欣的，有時也是頑皮的。

首先談談晴, 我的小師妹. 本來我們是同一班的, 後來她離開學校去工作了一段時間, 又回來讀完了學位，所以我比她先讀完了博士. 後來我的導師又成了她博士後期間的主要指導教授, 再加上她比我小几歲, 我們又是同行, 所以說她是我的小師妹一點兒不過分.

多年以前, 第一次見到晴, 是在一個白皚皚的冬日. 我因為簽證問題比其他同學晚到了一個學期, 所以破天荒地在冬季入學. 那是我到美國的第二天, 路上行人稀少, 天氣很冷. 我慢慢地有點兒暈乎乎地往前走, 腦袋裡空空如也, 只想睡覺. 忽然看見一個清秀的中國女孩子站在樓門口看着我, 我不禁立刻變得精神抖擻—天性如此, 有人群的地方我就高興. 於是我也邊走邊看着她. 直到我們面對面站定了, 我脫口而出, “你就是晴?” 她點點頭, 同時也猜出了我. 我們在零下十幾度的冰天雪地中簡短地相視而笑，然後就一起向系裡走去。其實中國女孩子在校園裡很多, 那座教學樓里社科院下屬的好幾個系都座落在裡面. 我和晴能如此巧遇, 也算是有一點心有靈犀吧. 那一年, 晴22歲, literally, 明眸皓齒, 冰清玉潔. 她有着亮晶晶的一雙大眼睛，長長的睫毛上粘了一片薄薄的雪花。

也許是在大學裡逃課習慣了, 我很自然地想逃掉第一周的課好專心倒時差(雖然我已經晚了一周註冊). 可是晴說, “這理論課很重要, 是博士班的重課, 很多東西都是資格考試里要求的, 還是不要拉下了吧.” 這麼一本正經的話, 好像從前只從我媽那兒聽到過. 這會兒竟出自一位秀美安靜的南方MM嘴裡, 我不禁肅然起靜起來. 於是只好硬着頭皮去上這個一周一次, 一次三個小時的討論班. 還記得第一次見着syllabus時我着實倒抽口涼氣. 每周都要求閱讀上百頁的文字, 而且讀的東西都深澀難懂, 讀罷也常常不知所云. 第一次上課也給嚇着了. 二十幾個學生坐一圈, 中間空着, 誰都能看見誰, 據說是為了方便討論. 美國學生口若懸河, 神情激動, 教授也一幅充滿激情，生生不息的樣子, 可是他們都在說些什麼我完全搞不清, 只好就傻坐着, 百無聊賴，有時偷偷地道貌岸然地做點兒白日夢. 本以為我英文很好, 到美國讀書不會有什麼語言障礙，不曾想第一次上課就挨了當頭一棒，三個小時期間只聽懂了幾段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對話，還是仗着當年高中學的那點兒政治經濟學。相反地，但見晴姑娘在筆記本上奮筆疾書，頻頻點頭，一幅聽得很懂很有心得的樣子。我當時就想這外文系科班出身的英文功底就是不一樣啊。無怪乎晴姑娘當年托福考了滿分。

第一次做presentation也給我嚇的不輕。因為我晚到，所以留給我的是一篇誰也不愛做的論文，是關於幾百年前一個西方的少校到什麼毛利裘斯群島後對當地文化和社會結構的衝擊。可憐我十幾天前還在北京的公司里做着悠閒的白領麗人，這會兒就得轉換角色，要努力跟上已經上了一個學期課的班, 要看書，還要看如此不相干的書，還得看明白，講出來，並且在”圓桌會議席上”回答教授和同學的提問。記得那篇文章是個法國的語言學家寫的，我看了起碼有五遍，到最後也就是個一知半解吧。幸好有我一位很有學問且為人慷慨的室友幫忙, 我才最終對這篇文章有了個大致準確的認識. 不過做presentation的時候我還是如臨大敵, 戰戰兢兢, 就怕當眾語塞出醜. 雖然我們那年輕英俊的德裔教授一定是看我神情緊張臉色蒼白的樣子放了我一馬(他代我問答了很多問題), 這刺激我還是受下了, 以至於那一瞬間的心跳聲到今天還仿佛很清晰. 這其間晴的精神鼓勵是我的一大安慰. 大家課業如此繁重, 都是自顧不暇, 所以她在實質上是幫不了什麼忙的. 可是她告訴我, 雖然這已是她的第二學期, 她做報告時還是從裡到外都哆嗦. 後來聽美國同學說他們也害怕, 我心中便逐漸釋然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