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电度过了幸福的6年半，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吃”、“友情”和“爱 情”。
当我第一次吃红红的和青青的辣椒时，“感动”得满脸是泪，那滋味让我觉得前 17年白活了。我在读硕士时已经能自力更生，我开发的软件不仅竞赛获奖挣了名气，而 且还挣了钱（卖了二十多份软件，平均每份挣500元）。写书得稿费7000元，那时我简直就是富翁。这些钱的小部分用来给女孩子买礼物，大部分用于和与哥儿们吃香的喝辣 的。

相信自己已经尝遍了西安的小吃，并且发现了一个真理：最好吃的东西都在地 摊上，最香的东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东西一定是香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里很少再吃辣椒，因为怕它沾污我心目中的辣椒。在我小时候，我爸很讨厌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让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论理，于

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学“远走高飞”。如果说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么土豆 就是我天生的命（迄今尚未发现能让我不要命的食物）。我在西电经常用电炉（从来都 没被抓住过）做“以土豆为核心”的菜，天长日久，朋友们干脆叫我“土豆”。

我吃饱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叹，人要是认认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 钱，那些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我将来怎么吃得掉自己挣来的钱？ 在读中学与本科时，满头白发，脑袋可以当白帜灯泡用。当我硕士毕业再照镜 子时，吓了一跳，白头发不见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起的作用（估计是辣椒）。

那些早生白发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到西安上学吧。

马佩军是我最早的朋友。刚入学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他象国民党兵盘问良家妇 女那样上下打量我，问：“喜欢干啥？”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问：“什么风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阎锡山那样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喜欢，以后你就是我的朋 友。我是陕西人，农民，会开拖拉机和卡车。这里是我的家，以后你有啥事，就对我吱 一声。” 马佩军和我打乒乓球时口中念念有词：“哼！你对我狠，我对你更狠；你对我 好，我对你更好。”他好几次说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给我一袋，这一袋板栗我到现在都没拿到。马佩军夜里极能侃，吹他家乡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断气。有时他吹得太离

谱，常令我们6人群起而攻之。为了把我们一举歼灭，他白天到图书馆查“资料”，夜 里再挑起事端。双方就象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干两个秃子争一把梳子的事。

马佩军上大学前也没见过计算机，但他对计算机技术有极强的领悟力。我们第一 次上机时，他把我拉到打印机旁边说：“帮我防着管机房的，我要修理这台打印机”。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开始“肢解”打印机。我无比深刻地体会到：歹徒在作案时都 不害怕，最提心吊胆的就是那个放风的。他在5分钟内修好了打印机，我佩服得五体投 地，甘愿下次再跟他干“坏事”。

我一直认为马佩军是西电编程第一高手，他编程的时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针。之 所以我的名气大，一是因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写上了我的名字（并且卖了 不少钱）。 马佩军的女朋友是我介绍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将嫁给他。后来俩人果真结婚了，只是他嫁给了她。硕士毕业后，马佩军留在西电读博。前年我再见到他时，他说我害死

他了，快乐得要宰了我。我喜欢陕西人源于马佩军。宋任儒是我们的班长，也是班里最早的预备党员，满口仁义之道，比唐僧还让人

受不了。在二年级时，我迷上一个比我大一岁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学，多日沮丧。他看在 眼里痛在心里，跑去把那女同学教育了一通。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十分沉痛，在思想教育 课上，他向我们作了深刻的检讨，好象是他没有管教好戈尔巴乔夫那小子。最后他为我 们点燃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重新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旗帜将继续在全世

界飘扬。 在本科三四年级，他对跳舞十分入迷，连上厕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时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极少有空与他玩乐，等到本科毕业时，猛地发现他已经风度翩翩。

宋任儒的学习既不好也不差，我们从来没有合作研究过什么。我喜欢他是因为他 很有情趣，不落俗套。也许，我俩本来就是“敢爱而不恨”的同一类人。

本科毕业时，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为他饯行。可在硕士开学时，我的房门被人一脚踢开，他对我喊了一声“林子啊，我又回来了”。我就象祥林嫂见到了被狼叼 走的孩子。

宋任儒读硕士时被发配到临憧771所，他在那里过上了乐不思蜀的日子。有一天，他带来两个文静的女孩子（一个读硕士，一个读本科）来串门。就在我洗水果的几分钟里，三个人已玩得乐翻了天，两个女孩满屋子追他，一会儿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 会按到床上打。我惊诧之极而又羡慕之极，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想不到上学竟然会有 这等欢乐，看来我读硕士的日子白过了。

后来，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嫁给了他。当他带她去见公婆时，公公长叹一声：“把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乐得合不拢嘴，竟然无法叹气。

现在，宋任儒已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业。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还象伙伴。他叫她“聪聪”，她叫他“笨笨”。

“聪聪”问“笨笨”：“老公啊，人活着为了什么？”“笨笨”答：“就是让咱们每天快快乐乐。”我迄今亲眼看到的幸福莫过于此。

我在大二时曾为系里学习最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谢伟在这个补习班里名 列倒数前茅。在他睡懒觉时，我象催命鬼那样喊他捅他。他无比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就象软弱无力的举重运动员，还没有挺起来就趴下了。 他开始呻吟：“这一次就饶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会去的，求你了。”

我不肯。 “那么让我再睡5分钟，”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那么你就从1数到10，要慢一点，”他讨价还价。

当我数到9时，他就接着数9.1,9.2, 9.3 ……

一开始他觉得我很好玩，后来他就喜欢得离不开我了。并不是因为我学习好，而 是那时侯我天真并且充满活力。在三四年级我忙于科研时，他照顾我的生活，叫我“少爷”，既做管家又做兄长。我们不仅共用饭菜票，并且共用仅有的一个碗，总是他买饭 和洗碗。

我们那一级的学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创始人史玉柱，我问谢伟：“我是不是和史玉柱一样能吃苦？” 他说：“如果考虑年龄因素，你已经比他更能吃苦。你将来一定能做大事业，我 就把希望寄托于你了。” 在我们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成了他心中的灯塔，只要灯不灭，希望就在。现在

他为了娶一个日本姑娘，披荆斩棘追到日本，有了新的希望。

二十几年来，我就为一个男人哭过，那时他本科毕业。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由于受我的影响，本系三四年级的学生蜂涌至微电子所参加

科研。夜里看十二层高的科技大楼，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的那一层就是微电子所。那 时，我在微电子所学生中的地位仿佛伊拉克的萨达姆，手下兵将极多。我写第一本书时，有几个人老向我伸着手等待输入稿子，就象火车站行乞的人那 样阴魂不散，使我没时间慢腾腾地打草稿。我就象金庸写小说，有如神来之笔，想到那到那里，写了一段他们马上输入一段，一气呵成。那本科技书写得很滑稽，同学们看得笑出眼泪，编辑看了拍案叫绝，只改了几个字就出版了。

那时侯我的心情是如此之好，为一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写了一篇散文，并送他一 把梳子。又把一女同学的实验报告写成评书。我的文笔大概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这一群学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马晓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都属于牛）。戴玉宏其貌甚帅，眉中有一根白毛闪闪发光，因此号称“白眉鹰王”。“白眉鹰

王”武功了得，是我软件产品的核心开发人员，我们合作最深最久。后来我开公司，他 就从广州辞职到杭州为我助威，令我感动不已，可见读大学时期我们有多铁！戴玉宏有一次打饱嗝，整整打了两天两夜，我差点心疼死。

我尚未发迹之日曾与戴玉宏在校园里卖花，无人问津，就请电子工程系的鲁洁救 助。鲁洁温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风吹拂苏堤的杨柳，令人心里一荡再荡。顷刻间就有男生围观，有人看花，有人看“贵妃”，鲁洁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怜得就象两根蜡 烛。鲁洁读大学时调皮捣蛋，到四年级时还不太会编程。她的本科毕业设计是仿真“雷 达跟踪飞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编写的。我已记不起用了什么公式，只知道每次计 算后都弹出一个对话框“报告长官，击中目标”。鲁洁毕业后到深圳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几年一过，她成了行家。再与她交谈时，我只有听的份，象鸡琢米一样点头。史江一和马晓华都是狭西人，和马佩军一样厚道热情。史江一性格稳重，属于 “你办事我放心”的那类人。我对微电子专业一窍不通，全靠他帮我混过实验这一关。 后来我开公司失败，陷入经济危机，就把希望工程的一个小孩托给了他。

马晓华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为别人做事情，但热情过头就忘了自己的事 情。有几个不道德的学生就利用他的这个缺点，经常使唤他，并且借他的钱不还。马晓 华喜欢为那些人“卖命”并且挨训，他总是在受虐待够了的时候再跟我们嘀咕，我们实 在气不过，只好对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顿拳脚，并给他一个绰号“受虐狂”。但愿他找个，我可以早日放心。

我们这一群小伙子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她叫姜姗，是她班里的四大美人之一。我们不仅没有争风吃醋，而且心甘情愿地让她坐遍每个人的脖子。姜姗小姐5岁时 她爸姜晓鸿成了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亲得象一家人。姜姗喜欢大喊大叫，声音高过帕瓦罗蒂，我们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带姜姗到小炒摊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东西，并哄她：“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鸡屁股。”她无师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听的屁是鸡放的屁。” 我常想着将来生个儿子并把他培养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姗这样的女儿，不要儿子也罢。

在本科三年级我第一次参加“星火杯”竞赛并获得软件二等奖后，马上成为低年 级学生眼中的明星。我义务当上了一年级学生的上机辅导员。一天晚上我巡视机房，一 女生请求帮助。我见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没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问：“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她把书往我手上一塞说：“这些作业你帮我做。”然后就自个子 跟她的同学玩乐，把我撇在一边，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学习就是为了给她做作业。我定神对她细看，发觉她简直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再世，顿时心就“突突突”直跳。当天晚上我没睡着，接下几天的课不知所云。在选修课《操作系统》考试 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超短信：请快寄钱来，我谈恋爱了。我交了白卷直奔她去。

我的初恋只有两个月，却让我思念了8年。她离我而去时没有任何理由，而我却 失魂落魄。在我本科毕业前的18个月里，白天我狂热工作强作笑容，夜深人静时心痛如 刀割而无法抑制。没有人为我“疗伤”，我是硬挺过去的，这一段经历使我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后来我开公司的失败虽然对信心有所打击，但根本无痛可言。

我们分手后并未成为陌生人，就象两只刺猬，离得远了就有点留恋，离得近了，就刺着对方。认识她时我虽然已略显才气，但并不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事情我并 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有时“喜欢”并不能成为“爱”，感情也许是永远研究不透的学。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了一群生机勃勃的朋友，感情的伤痛被掩没了。朋友堆里夹

着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气质。平日里无拘无束，大伙戏称她是我的秘书。我的言行 举止和穿着都经过她的调教，俩人出双入对，十分亲近，不知不觉有了感情。别人已经把我们当成恋人，我和她牵着小姜姗散步时，简直就象天堂里的一家人。她的温柔有时能让我失去所有斗志。

可是我当时着迷于事业，认为自己不久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鉴于史玉柱在创业时就离过婚，所以我认为感情是事业的累赘，两者不可得兼。

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个朋友耦断丝连，偏偏她俩是同班同学。我知道脚踩两只船没有好下场，可我的的确确同时喜欢着两个人，并梦想她俩能合二为一。我情愿被人 指责，也不愿掩饰真实的感觉。有时她俩一同走过，我站在路上丢了魂似的看着俩人的背影，任凭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我和第二个朋友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她毕业后我曾坐火车千里送鲜花给她，让 她感动过。而我固执的性格和对初恋的思念终于让她心碎。尽管我们已经几年没见，我 依然看得见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颗眼泪。我在西电六年半的学习和生活也许是一生中最珍贵的，叫我怎能不爱西电。

两年前我回西电，惊奇地发现校园里房前屋后长满了待收割的小麦！这所大学是 从事电子科技的，种小麦干啥呀？

朱总理曾讲过：“目前国家粮食充足，再来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怕。”现在国泰民安，似乎用不着“深挖洞，广积粮”吧。我素知西电提创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但与其 种小麦还不如种蔬菜呢。

老同学告诉我，种小麦是为了应付“211”工程（为21世纪选拔100所重点大学）的检查团，因为“211”工程有较高的绿化指标。偏偏检查赶在冬天，那时的西北极难 长草。西电本来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长草马上就会被谈恋爱的学生给折磨死。一到冬天，整个校园就光秃秃一片。用小麦绿化校园可谓千古绝笔，检查团的那些权贵人士早

已五谷不分，岂知所见的“草坪”乃是麦田。

浙江大学依山而傍西湖，是个美丽而高贵的大学。1997年春天，我就象干儿子那 样挤进她的怀抱，并期望得到关爱。我到了向往已久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 （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石教英教授，石老师虽然年过六旬，但 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施拉普纳不及他半分精神。

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并计划在35岁左右成为实验室主任。开学的第一天，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进门不到5分钟，就因不懂规矩被看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为了不再冒犯规矩，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并且站着阅读，心想这下不得罪谁了吧！

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机房管理员之一）对我断喝：“你在干什么！你 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无耻的人。

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不料迎来两个耳光，此下场比《猫和老鼠》中的猫还惨。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有幸看到我这篇文章，应该好好悔过 自新，她与他的工作态度打击过数十个学生的积极性。我本是因为向往CAD&CG实验室而来的，得到的却是极坏的第一印象。

不出几日，我就发现实验室里人们大多轻言寡语、小心翼翼、井水不犯河水。初 到此实验室的北方同学极为迷惑地问我：“你们浙江人是不是都这个德性？我看你不太 象嘛。”

也许你以为我以前的研究单位很土，刚到高贵的CAD&CG实验室，有点象刘姥姥那 样无所适从，甚至有点自悲。非也，西电微电子所的设备、人员超过CAD&CG实验室数 倍，我在微电子所的办公室就比CAD&CG实验室主任的还好。比物质条件是没有任何意思 的，学生渴望的是自由、欢乐的环境，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压抑的环境会把一

个个本来充满活力的年轻学生变成一群小老头，他们只好套上硕大的眼镜以显示眼里的 世界有多么渺小。

如果不允许一个男人在工作时仰天大笑，这样的地方不去也罢。

我颇费周折地考入CAD&CG实验室，却尚未热身就全力而退，决心自立门户。至今 我都没有用实验室的计算机编过一行程序。

刚读博时我穷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壶，一碗。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膏 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在宿舍里开发软件产品“可视化软件开发工 具 VA 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路费也是借的。同学为我壮胆时说：“如果不能获奖，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

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不然去干啥。

在软件展示时，我们发现很多好的作品是国家的科研项目，根本不是学生个人的 作品，违背了竞赛的宗旨。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我应该运几条生产线过来。我写了一 份抗议书，找了十几个人签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签）。但抗议能顶屁用，我参加过的 科技竞赛、见过的科研鉴定多了，哪一次我没看到虚假？我写抗议书是因为眼里容不得

沙子。如果我的专业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这次竞赛选出十个“软件明星”，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一看。

我不能否认他的项目水平极高，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 师，知道项目的来龙去脉）。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组委会来拍 电视，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我是一个人来的，我 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没名没姓。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浙江大学”四个字，

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