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了，总想为我做Ph.D时的老板写点什么。好几次，刚开了个头，便下不了笔。原来四年的师徒，竟没留下太多的回忆。但是，他的离世却叫我常常想起他来，心头的点滴也不时提醒我写些纪念的文字。这次，无论如何要把它写完。

我读书的地方是中部的一个三流学校。我老板是系里管招生的，所以，我先在他哪里做rotation。两个月后，得知别的实验室做的也都差不多，我就干脆定了他为我Ph.D的老板。他挺高兴，因为我拿的是fellowship，而他的新NIH grant没有申请到。事后看来，我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对我而言，不仅省了不少时间，而且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对他而言，由于我的工作，他在我在的最后一年又重新得到了grant。

老板是德国后裔，留着络腮胡子，非常quiet，偶尔说几句话，却很幽默。当时在系里呆了十年，是副教授。只收过一个Ph.D学生，我是第二个。学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也毫无锋芒，属于二、三流大学里绝大多数混日子的那种教授。特别顾家，太太、女儿生日，结婚纪念日等等是从来不上班的。他兼职他女儿中学的女子篮球教练，比赛的日子也不上班。他同时还是市里bagpipe队的成员，训练的时候也不来办公室。所以，我就是自己的老板。

他给我布置课题的时候，告诉我说技术上很难做，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讲起来蛮简单的，就是用微电极往细胞里注射可以显色的东西。但当时世界上会做的人不多，他们也都告诉我老板特困难。因此，他说我只要能做出两组数据就可以毕业。出乎意料的是，我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做完了，加上上课的时间，一共才两年半。他跑来说：“系里还没有这么快毕业的先例，你再做三组吧”。于是，又做了一年。这回，他说话算话，积极地张罗我毕业的事。

因为我生性懒散，老板又不懂我的技术，这Ph.D读得轻松自在。每天中午都去打两个小时的乒乓球和游戏，以至于有人打电话给我时，老板得到地下室的游戏房来找。我的周末都花在钓鱼上，要是赶上每年四、五月的crappie繁殖期，我有时会整个星期停下实验去钓鱼。老板从不管。但是，他有他表达不满的方式。有一次，我过了一星期的钓鱼瘾后做实验，发现摊子被动过了，问老板，他说看我不做实验，想自己试试。我居然训斥他说：“你知道你这一动，我得花几天来调整吗”？他没说话就出去了。我也觉得有点过份，于是第二天向他道歉。唉，这样好脾气的老板到哪里去找。

毕业了，我在同城的另一所学校做postdoc，去看他的次数却很少。第一次是96年圣诞节去佛罗里达玩，因为在老板那里做的是hippocampus(海马)，我特地给老板用贝壳和sea horse做了个小玩意儿。他非常高兴地收下，放在计算机旁边。第二次是98年我发了篇Nature，给他送去，他当即用图钉钉在办公室门上。到加州来以前，我只是打了个电话跟老板话别，毕竟他才50岁不到，今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没想到我错了。两年前，系里的秘书到处打电话找我。因为我换了公司，等前同事联系到我时，老板已经病故了，晚期前列腺癌。人有旦夕祸福啊！想到每次St. Patrick's Day，老板穿着苏格兰短裙，吹着bagpipe，精神抖擞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想到95年去San Diego开会，在一个名为Fat City的中餐馆吃饭，老板点的北京烤鸭老不来，他煞有介事地问侍应生是否还在抓鸭子，那随后的一阵爽朗笑声，让我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