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暗夜流萤

　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民族对破碎记忆的修复。因此，它应该是一个民族人格与道德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它应该是一个民族咀嚼耻辱的源泉；应该是一个民族前进道路上写满“教训”的猎猎经幡。对于一个没有宗教敬畏的世俗民族而言，它同时也应该是浸透“原罪”意识的教科书。
　　对照这样一种标准，捧读中国历史，我们汗颜无地、长号大哭。“中国五千年无史！”有的只是成王败寇的无望循环；有的只是三十年河东河西的奴役与被奴役的交替；有的只是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注脚，就像一个妓女，为不同的嫖客摆出不同的花样和姿势。如此而已。
　　五千年无史，不仅在于历史被政客玩弄、强奸、凌辱、亵渎，更在于历史主体（“人民”）本身的醉生梦死、摇摆与变节。中国人，一群永远无法断奶的孩子。正因为无法断奶，所以“有奶便是娘”才正成为无数次农民暴动（我拒绝称其为“革命”）中那些群氓无赖摇摆、变节、背信弃义的永恒主题。正因为是孩子，所以无法约束、管理自己，更不懂得担当责任、义务和追求做“人”的权利。他们像水一样不稳定、流质善变，而且最终会像水一样淹没自己。
　　从《春秋》到《资治通鉴》再到《二十四史》，甚至到现在，故老相传的是对强权政治的膜拜，对奴隶的愚弄和麻醉。为“尊者讳”的怯懦与粉饰使历史真相严重失真，给记忆留下了许多盲区。鲜血渗入土地，不留一丝痕迹。过往的悲剧从而在白纸黑字里失重。甚至，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国家与封建国家之间的区别，更在于现代国家分工更细、管制更严。那些异质的声音更容易被稠密的喜剧、狂欢、“规训”（见福柯《规训与惩罚》）的主流强势话语所稀释、打压，消弭于无形。因此，我明白了：为什麽中国现代精神的启蒙只会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那个军阀割据、纲纪松弛的时代？
　　在现时的中国，繁华祥和得甚至容不下一个人的几滴眼泪、几声哭泣。甚至一个虔敬、纯洁、真诚的人的大哭都会成为喜剧的源泉。“泛喜剧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特征。任何事物，无论虚伪还是真诚、卑鄙还是高尚、轻浮还是庄重都可以轻而一举的将之喜剧化从而缓解其蕴涵的内在张力。正因如此，历史不但失真、失重，而且由于“记忆”地缺席使历史成为废纸一张。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当我沉入历史时，我忽然觉得它还是太轻。在中国。谁记得一切，谁就应该嚎啕大哭。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被践踏、凌辱、愚弄、欺骗，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坦然、麻木、善忘、乐观。王夫之曾沉痛的说中国“上有申韩，下有法老（其实质是强权政治和犬儒主义），因此中国永无出头日。”而几千年来生活在这样一种“法道结合”的环境里的人们却异常乐观。这种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乐观情绪直接传染给了现代的我们。中国的节日（其中也不乏有一些纪念性节日，然也不过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礼而已矣”）数目之多足可申请吉尼斯记录，国家的、省的、市的、县的、某个部门的。我们每天都张灯结彩，载歌载舞。我想起了杰姆逊的一句话：乐观主义，即使最轻微的乐观主义，都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被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株连九族的酷刑和“焚书坑儒”是历史的文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和“一将成名万骨枯”是历史的武功。两者和起来就是令无数百姓崇拜，令政客追求的所谓“文治武功”。几千年来，那些淤积的鲜血和腐烂的尸体告诉我们：历史是政客们拉出的一堆粪便，那些青史留名的所谓“伟人”不过是恰好把粪便拉在了庄稼地里而已。
　　中国的历史，为什麽不能是一部人格史？为什麽不能是一部平民史（其实是平民的受难史、屈辱史）？为什麽不能是一部思想史（让廖若晨星的异端浮出海面。在中国只有那些异端才能说出些许真理。）？那些人格卑劣、阴暗，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们，为何时至现在仍然对他们顶礼膜拜？那些所谓史官难道就不能温热一些，用爱恨情仇来书写历史？除了成王败寇，我们的历史就不能多一些东西吗？像《史记》那样：把卑鄙涂在卑鄙者的耻辱柱上；把高尚镌刻在高尚者的墓志铭上。让人类良知得以伸张。
　　　　　　　　　　　　　　　　　
　　有时候我想，如果一个民族对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对于“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奸雄；对于逃起命来连子女都不顾的无赖；对于为了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将社会搞乱的政治流氓，非但没有痛恨、诅咒、轻蔑、唾弃反而供奉起来神化、膜拜并真心以为政治强人、伟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样的民族是个永远无法脱离蒙昧、野蛮的民族。组成这样民族的人们就是历史悲剧的承担者，甚至也是酿成历史悲剧的帮凶。有什麽样的人民就有什麽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政客。这个世界，有了政客才有乱子；没有政客会出大乱子。前者针对的是政客的品质，后者针对的是人民的素质。
　　　　　　　　　　　　　　　　　
　　五千年无史，根柢在于无“人”。真正的大写的人，过“正常人”的生活的人：有尊严、有辨别力、有爱恨情仇，可以被别人领导，但不可以被别人驱策，更不可以被别人利用——无论他们假借什么样高尚的名义。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民不过是和平时期心宽体胖的奴隶，战乱时期被政客利用的一把刀、一支箭而已，就像《水浒》中的逵。邓晓芒教授曾说“文革”无非就是宋江吩咐李逵用大斧逐个砍去又从而被砍的过程。其实套用于整个历史，又何尝不是呢？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个令人热血澎湃，一个通体透着高贵伟岸的字眼，一个无往不能，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词：革命。从清末开始，这个词就主宰着各个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政治势力都试图和它攀亲、联姻。它是如此的显赫、荣耀、甚至有点跋扈。每一次杀人和流血都是在它的名义下，以至于中国老百姓认为只要杀头就是革命，只要流血就是革命，因此出现了许多以“革命”为生的“职业革命家”。时至现在，这个词仍具有一种不怒自威，让人诚惶诚恐的霸气。主流媒体还时常提到它。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革命”的前面加一个“反”字。言外之意自己仍代表着革命。但谁又曾问过：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生还是让人死的？是让人获得自由还是让人成为奴隶？
　　革命正在堕落成打击异己，保护既得利益的一件武器。使用它的人就像一个丧失了性功能的老人：保守、守旧、宣扬禁欲，制订清规戒律不让年轻人越雷池半步以免显出他们的老来。
　　在五千年的岁月里，无论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老百姓都活的诚惶诚恐、低眉顺眼，是强权政治和犬儒主义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向往者和实践者。一个对上谄媚的人对下必骄横、必专断、必阴狠。中国人城府深沉，将上级施加的羞辱咽到肚子里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后再反刍给部下。父母教育孩子的“不经苦上苦，难做人上人”，其自强不息的初衷也是这般阴暗。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深昧强权政治和犬儒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但却从未想抛弃它，而是与之共舞，从而使中国历史的这一特点循环往复、绵延不绝。
　　　　　　　　　　　　　　　　　
　　中国人要想重塑历史的尊严（毋宁说重塑人的尊严），必须透过“你方唱罢我登场”无进化历史循环读出耻辱来：一种几千年来非人感的耻辱；一种让你大彻大悟、痛彻心扉、号啕大哭的耻辱。而要想读出这种耻辱，必须是具有忧郁、高尚、勇敢、敢于承受孤独的悲观者，一个对悲剧异常敏感的悲观者才能做到。忽然我想起多年前写下的一句谶语：谁不能沉潜入黑暗，谁就难见得光明；谁滥用了喜悦，谁就易被别人操纵。
　　　　　　　　　　　　　　　　　
　　20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