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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厚望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以前长期干部队保卫工作，五十年代后期调入核试验基地保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就担任机要通讯员，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密件失窃责任不是他的，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他难受得难以名状，整天待在“先锋厂”的内部招待所房间里唉声叹气。倪炯敏和曾厚望见面，没多说话，只听他叙述了有关情况：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达“先锋厂”，当天即去研究所办了手续，把带来的试样放进了研究所的保险箱。
曾厚望是兰州人，以前从未到过西南，难以适应将军坟地区的气候水土，抵达“先锋厂”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病病恹恹的症状。
研究所领导知道后，马上让他去“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去治疗。
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试剂的原因，要推迟获得分析结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输液，只配了点药，他特地向医生说明：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将离开“先锋厂”，届时会不治而愈。服药以后，头两天情况有所好转，到了3月19日却突然腹泻，一昼夜泻了二十多次，不思饮食，头昏脚软，只得卧床输液，两天后方有所好转，但仍须每天去医务室打针。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试剂一事，估计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误了归期，严遵医嘱，每天去向医生报到，老老实实吃药打针。尽管如此，恢复得仍旧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泻，这次更加厉害，还伴有腹痛，于是只得再次卧床输液。由于基地急等密件，经请示获准，决定曾厚望留下治疗，由曹秋林一人携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愈，他知道此时不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况且基地也没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锋厂”，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说完，不住地摇头：“唉——，我这身体……若我这次不生病，那就不会出事，两个人上路，警惕性就高，双保险，扒手别想动脑筋！”
倪炯敏问：“你这次究竟生了什么病？”
“我这身体应该说是不错的，当兵出身，从来没生过什么玻身体素质差的人，也不让当机要通讯员，这次是水土不服，将军坟这地方瘴气太大，我一到这里就感到不舒服。”
倪炯敏点头：“我也是，所以我马上喝白酒。你没喝酒吗？”
“我们这一行有纪律，不允许喝酒的。”
“你的水土不服一说，是医生的判断，还是你自己认为？”
“这是医生诊断。”
“有病历卡吗？”
“没有。我这是临时看病，用不到搞病史。”
“你是不是吃过什么不洁食物？”
“医生也问过，我没吃过不洁食物。”
当晚，根据倪炯敏的意见，侦查指挥部举行案情分析会。由于三镇警方不是指挥部成员，所以未通知他们参加。吴荣德也是老公安，他在上午倪炯敏抵达伊始就已把侦查情况向倪炯敏交了底：侦查工作事实上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现在见倪炯敏主动提出开案情分析会，料想这位专家对案情有了新的见解，因此一上来就请“倪老师作指示”。
倪炯敏笑道：“老师不敢当，指示更谈不上。我请同志们看一幅坐标图。”
助手小唐、小金把一张白纸用图钉固定在墙上，众人一看，上面只画着五个圆圈，中间一个稍大，四个方向长度不等画着四个稍小的圈子，大家不解其意，一个个大眼望小眼瞪着倪炯敏。倪炯敏站起来，走到墙角，指着坐标图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中间的大圆圈，代表将军坟，四个小圆圈，依东南西北方向依次为芙蓉溪、楠角镇、泥坪冈和‘先锋厂’。密件是在将军坟失窃的，我同意大家对于案犯特征的大部分分析意见。现在先谈谈侦查指挥部关于侦查范围的分析，当时一共定了四个地方：将军坟、楠角镇、芙蓉溪和泥坪冈，应该承认这里面的正确成分。但是，我在想，‘先锋厂’为什么不在侦查范围呢？据刘副处长刚才和我个别交谈时解释，是因为‘先锋厂’的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骨干分子，不可能作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如果‘先锋厂’的治保状况永远能打保票，那么要在厂内设一个公安处干什么？
公安处要设刑侦科、治安科干什么？对付外来的犯罪分子？你‘先锋厂’有军队保护，是军事禁区，出入须凭通行证，外人是无法进来的。退一步说，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可靠，那么他们那些总数超过二万名的家属是不是可靠呢？家属中是否有人可能会作案呢？
所以，我认为当初未把‘先锋厂’定在侦查范围内是一个失误。现在，除‘先锋厂’外的四个范围都已调查过，未发现线索，我怀疑作案者来自‘先锋厂’这一边！
倪炯敏笑笑：“我接下去还要谈到，侍冬早找到晚找到没有什么价值，胡业章的口供据我判断应当是可信的。”
一个侦察员说：“但他右手食指上的伤口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产生的还未得到证实，这是关键的一点。”
“没有‘关键’这个说法，胡业章的右手食指即使没有伤也算不上‘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他的《亲笔供词》观察，他是个左撇子，所以必然是左手作案；而曹秋林的密件失窃于右侧内衣袋，他当时右侧倚树而站，所以案犯作案只能以迎面姿式下手，这样，就必须以右手下手，否则姿式不顺，小臂会接触曹的胸前而被察觉，但胡业章却是左手作案的，因此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倪炯敏这番话一出口，令众侦察员大吃一惊，他们都和胡业章见过面，却从来没留心到胡是个左撇子，而倪炯敏光凭《亲笔口供》就看出了这一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而他对于案发情况的分析，无疑是细致入微的，令人信服。于是，大家都频频点头，静候倪炯敏往下分析。倪炯敏接着道：“‘先锋厂’除了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还有二万多名家属，加在一起共三万来人口，实际上已是一个城镇的格局。我初步摸了一下，在这个特殊城镇里面，除了‘先锋厂’，还有医院、学校、商店等，那二万多名家属中，有大约六千至七千名是初中生以上年龄至六十岁以下的，这些人中会不会有人是扒手？还有，‘先锋厂’的干部、职工中是不是有人会有作案嫌疑？
这些，都应当查摸一下。大家以为如何？”
众侦察员讨论下来，确实缺乏为“先锋厂”打保票的理由，于是决定报请厂部获准后，将全班人马开回厂区进行查摸。厂部领导同意这一方案，加上一条补充意见：护厂的一个陆军营，也应列入调查范围内。侦查指挥部便速和部队取得联系。双方商定由营部组织自查。
二十四小时后，各处查摸结果纷纷报往侦查指挥部：均无线索。吴荣德无可奈何，愁眉苦脸地去见倪炯敏。他走进倪炯敏的临时办公室时，只见桌上放着两个空酒瓶，三只酒杯和几个空罐头，烟缸里的烟蒂堆积如山，显然，来自北京的这三位今天一直在喝酒。吴荣德哭笑不得，接过倪炯敏递过来的香烟，苦笑道：“倪老师，我们白辛苦了一天一夜。”
“吴处长请坐！”倪炯敏拉吴荣德坐下，“没有白辛苦，这是必要的铺垫，真正的查摸马上要开始了，当然，这是连专案侦查指挥部也只能少数几个人知道的秘密查摸，我料到你会来找我，就在这里等候大驾光临啊！”
吴荣德给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铺垫？真正的查摸？这是怎么回事？”
倪炯敏便向吴荣德作了详细介绍——昨天，倪炯敏去查访曹秋林、曾厚望后，凭着一个刑侦专家的职业性敏感意识到这桩案件似乎和“先锋厂”的人有关。他回忆了和曹秋林、曾厚望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很快就找到了疑点：曾厚望的两次“水土不服”显得过于突兀。案件失窃的关键条件是由原来的两人护送改为一人护送，而曾厚望的“水土不服”恰恰构成了这个条件。倪炯敏于是决定在这上面找找线索，他通过“先锋厂”党委动用了保密电话，先和核基地方面取得联系，通过对曾厚望的调查排除了其参与密件盗窃的可能性，接着便和公安部通话，要求速向卫生部有关专家了解有关西南“水土不服”症的各种症状。北京很快就来了回电，告知了症状，倪炯敏发现曾厚望的症状仅在初期和“水土不服症”相符，之后便完全不符，于是便怀疑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企图人为制造一人护送密件的结果。这一怀疑最有理由的依据是曾厚望的两次卧床输液的时间恰恰和试样分析结束的时间相同。倪炯敏当即决定要在这上面重点查一查，但他担心一下子把矛头转向“先锋厂”会打草惊蛇，所以提出先作为一般刑事案件在全厂（包括家属区）作普遍查摸。其实，倪炯敏心里已经有数：如果案情确如他所估计的，那么无疑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间谍案件。
当下，吴荣德听倪炯敏如此这般一说．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说出一句话来：“会是间谍案？”
“如果案情确和曾厚望两次患病有因果关系，那么这无疑是一起间谍案！”
吴荣德向倪炯敏请教接下去应当如何着手侦查，倪炯敏说：“先从曾厚望的治病查起：是谁给曾治的？采取了什么措施？服了什么药？药物来源？给药途径？根据查得的情况再作下一步安排。”
吴荣德说：“好！我马上作安排！”
倪炯敏又说：“为防止打草惊蛇，要给外界形成一个假象：把今天在厂区内调查的人仍抽出去在原定的四处地方进行调查，使人以为今天一天的调查只不过是走过场，应付公安部专家。当然，接着开始的厂内调查应当是绝对保密的。”
“是的。
对“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的调查，根据倪炯敏的安排开始悄然进行。倪炯敏作为一名刑侦专家，所考虑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细致的，他认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历卡，不作病史记载，但是既然用了药，那么就要开处方，而处方上必须有医生的签名。所以，给曾厚望开处方的那个（或者几个）人便是给曾厚望看病的医生，调查就从他（他们）身上开始，当然必须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
“先锋厂”公安处请研究所财务科以“查账盘库”为名，出面对医务室的库存药品、处方等进行检查。财务人员根据公安处事先的指点，把注有“外来人员曾厚望”字样的几张处方暗暗抄了下来。
吴荣德一看，都是诸慧丽所开。情况报到倪炯敏那里，倪炯敏问：“诸慧丽是怎么一个人？”
公安处刘城副处长说：“她是个20多岁的青年女医生，1969年来我厂工作的，先在厂医院当内科医生，半年前才调来研究所医务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调她的档案！”
半小时后，诸慧丽的档案袋已经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详细阅读了有关内容：诸慧丽，194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家庭妇女。1949年初，她过继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随伯父母（亦即以后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干部，分别在水产部和北京市物资局工作。诸慧丽自小学起，一直至西南医大毕业，皆品学兼优，多次获奖，在大学里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1967年，她从西南医大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锋厂”医院担任内科医生。来厂后表现不错，是研究所行政线党支部委员。
倪炯敏把材料袋装进档案袋，问道：“她结婚了没有？”
吴荣德说：“还没有。最近正在谈恋爱，对方是本厂的一个工程师，和她同年，西安交大毕业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厂的，表现很好，已入党了。”
“两人谈了多久，关系怎么样？”
“谈了三四个月，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会，说：“从这些情况来看，诸慧丽应当没有问题。”
吴荣德、刘城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断道：“可是我仍旧认为案件的毛病应当出在医务室。”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还是盯着那里查，不过要换一个方向，查查他们那里最近是否有人外出过——哪怕是半天。”
吴荣德情研究所劳动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个二月份医务室无人外出。这个“外出”指的是离开“先锋厂”范围，医务室全体人员都住在“先锋厂”家属区，成家了的住公房，单身的住宿舍。
“先锋厂”厂区相当于一座小城，各个进出口都有军人和公安处人员把守，出入都须登记，所以一查就能一目了然。到这分儿上，别说吴、刘两个处长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这事怎么着？怎么横查竖查都不着边儿？倪炯敏无咒可念，心烦意乱，他还得每天和北京通电话，向公安部汇报侦查工作情况。这天晚上打过电话，大概受到指责了，回到卧室沉着脸道：“咱先扔下案子，喝酒聊天吧。”
于是，五个人喝起了酒。因为心里兜着案子，聊着聊着还是聊到了这上头，小唐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医务室没有人外出，那就说明密件并非那里的人所扒窃——当然目前还不能排除与案情有关的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考虑一下：外面的人是否进过‘先锋厂’，与医务室的嫌疑人接触，双方互相策划并作案？”
倪炯敏眼睛一亮，盯着吴荣德、刘城：“有这个可能吗？就是外来人员能否进厂？”
刘城说：“外来人员若是工作关系要进厂的，必须经国防科委批准并出具贴有照片的公函，凭公函经我厂核批后方发给‘临时通行证’。但是，若是只进入家属区，那就只需接待方登个记就行了。
当然，根据规定，那只限于本厂人员的亲属。”
倪炯敏恍然大悟：“弄了半天，原来你们是内外有别——生产区和家属区是分开实施安保的。这就好了，照小唐说的去查一查外来人员最近是否有访问研究所人员的，尤其是医务室。”
吴荣德兴奋得差点手舞足蹈：“查！查！查！立刻查！老刘，你去办一下，这里坐等回音！”
刘城立即出门，去公安处办公室往“先锋厂”通往外面的四个卡子打电话，让火速查明2月份外来人员找研究所人的名单，一会儿，他拿着一叠纸条兴冲冲地奔进来：“有门儿！有门儿！”
这“门儿”就是名单中果然有找研究所医务室的，来人是个女知青，登记本上填着名叫卞学君，贵州省榕江县九里坝公社新花大队插队知青。二十三岁。接待人是邝裕祥，系卞之舅父。2月1日抵达，2月29日离开。
倪炯敏看了那张纸条，问道：“这个邝裕祥是什么人？”
“研究所医务室主任，一个有着多年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晤，倪老师要不要查阅档案？”
“暂时不查。我们还是先查一下那个卞学君吧！”
吴荣德说：“对！分两步查：一是马上和榕江方面联系，是否有此人。二是家属区查摸，弄清她来这里的目的及活动情况，重点是2月28日上午案发时间的行踪。”
“对！”
调查进展神速，次日中午，两项结果都已获取：一、榕江方面称确有卞学君这么一个女知青。二、邝裕祥夫妇同在“先锋厂”工作邝妻春节前去南京老家探亲，至今未归，邝一人居住，外甥女来后与他做伴，他似乎不大怎么陪她玩耍，那姑娘一直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听留声机，2月28日的去向因不能向m调查，所以无法知晓。”
吴荣德说：“就这些，似乎不大有价值。
倪炯敏胸有成竹道：“我始终盯着曾厚望那两次‘水土不服’不放，现在冒出这个女知青来，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往下查！三管齐下——第一，派人去榕江找卞学君当面询问。第二，找诸慧丽调查给曾厚望看病是怎么回事。第三，查阅邝裕祥的档案。”
刘城副处长带了两名女刑警赴榕江去找卞学君调查。这边，小金和吴荣德找诸慧丽一调查，不禁大出意外：原来，诸慧丽在着节后临时借往“先锋厂”医院去了，到2月29日才回来，在这期间，她根本没去过研究所医务室，更谈不上开处方了。
倪炯敏亲自查阅档案，也有收获：邝裕祥，1930年出生于贵阳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951年，他考取上海医学院，五年后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于表现积极，被吸收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次年，经部人事部门决定，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直至1959年底。之后，一度仍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担任医务方面的工作，还借调去过北京协和医院。1965年“先锋厂”组建时，国防科委把他调来，先在厂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后来研究所组建医务室，考虑到他技术全面，并且有过当保健医生的经历，便委他担任了医务室主任。邝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邝妻强秀凤系“先锋厂”医院药剂师，平时表现也不错。倪炯敏把档案材料连看了几遍，临末目光停留在“1957年3月至1959年12月，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一行文字上，皱起的眉头使目间皮肤形成了一个“川”字。在公安部，他虽然不是搞政治保卫工作的，但对那个部门的一些材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即“文革”前的）并非一无所知，他听说过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破获的一些反革命特务案中，有的案犯就是在和苏联援华、访华人员的接触或者留学苏联时，被克格勃特工拉下水而成为出卖祖国的间谍的。因此，他产生了联想：眼前这个邝裕祥有过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会不会被混迹其中的克格勃特工拉下水了？这个联想固执地占据着倪炯敏的思维空间，最终成为一个疑点，而被他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次日，转榕江调查的侦察员风尘仆仆驱车而归，带来了同样令人出乎意外的消息：榕江县九里截公社新花大队确有一个名叫卞学君的女知青，查其档案，系贵阳市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榕江插队落户，她的舅舅是邝裕祥，“先锋厂”医生。但是，卞学君今年春节并未离开生产队，她那个集体户的全体知青都留在乡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侦察员还带回了一张卞学君的照片，果然和邝裕祥的邻居所说的那个“卞学君”相貌不同。
这样，事情基本上明了了：一个女特嫌分子冒卞学君的身份混进“先锋厂”家属区潜伏下来，在邝裕祥的配合下于2月28日去将军坟汽车站窃取了曹秋林所携的密件。
侦查指挥部当即决定：立即传讯邝裕祥！
leqZ年3月8日深夜，“先锋厂”公安处的两辆吉普车悄然驶至邝裕祥所住的楼下。侦察员叩门而入，向邝出示了由厂党委批准的《传讯通知》，把邝请上了汽车，直驶公安处。与此同时，对邝宅和研究所医务室的搜查也开始了。侦察员经过细致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于特务联络的密写药水、工具以及两本密码。此外，还查获了特嫌分子作案时所供的那个被误认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边出现过的可疑人物的衣着特征正好相符。在绒线帽里发现女性长发一根，这为后来追踪、认定间谍案犯提供了铁证。侦察员把搜查结果报往侦查指挥部时，吴荣德、刘城以及倪炯敏的两位助手小金、小唐对邝裕祥的讯问正在进行。邝裕祥初时自然拒绝招供，一口咬定公安处抓错人，扬言要到北京国防科委去告状。待到侦察员把他自以为密藏得天衣无缝的密码等证据送进来时，这才傻了眼，接着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头如捣蒜。吴荣德没料到这个平时一向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会弄出这副腔调来，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过神来，亲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来，说：“老邝，你别这样，事情到了这地步，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为好。你那个‘外甥女’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我们还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钟交代，我们就早一分钟追回密件。否则，时间耽误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对你可是大大不利！”
邝裕祥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鼻涕，断断续续地作了交代——诚如倪炯敏所估计的，邝裕祥早在1958年7月间，就在陪苏联专家去北戴河休养时，被混迹其间的克格勃特工软硬兼施拉拢，答应为克格勃工作。那个披着“专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时和邝裕祥的接触，对其进行了收集情报、使用密写工具、联络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并给了一些钱。但是，并没有下达活动指令。1959年12月，专家组撤回了苏联。临行前，那个克格勃特工吩咐邝裕祥潜伏待命，伪装积极，取得信任，以便日后大展鸿图。邝裕祥具体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个月把自己的境况向澳门的伯父（他是一个本分的老中医）写信告知就可以了。
从1960年3月开始，邝裕祥严格遵照指令执行，每季度向澳门伯父处写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对他就像忘记了一样，从来不联络，也不下达活动指令以及发放特务经费。这种情况使邝裕样产生了一种“得以解脱”的想法。他的“下水”出于迫不得已，后来他曾为之懊悔不已，所以当克格勃那么长时间不理睬他时，他很是轻松了一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到了1965年，邝裕祥被调来“先锋厂”后，马上就有密信寄来，命令他提供情报。“先锋厂”作为一家大型保密单位，自有许多保密措施，各部门之间处于完全独立、封闭状态。因此，纵使邝裕祥费尽心机，也只弄到了极小部分的情报。对于克格勃而言，这中间最有价值的一条情报，就是“先锋厂”研究所承担中国核试验基地部分项目的数据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连三发来密令，让邝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锋厂”之间的联络、接触过程。邝裕祥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完成了任务，于1969年2月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向克格勃提供了。
从那时开始，邝裕祥就意识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数据密件上动脑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邝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密写）发来的指令，命其火速制定一份接待及协助特工窃取元月8日中国那颗氢弹爆炸后“先锋厂”研究所数据分析结论赛件的方案，在元月2O日前寄达贵阳市的一个地址，显然那里有克格勃特工在坐等（后来查明那是一家旅馆，信件插在门口任人自取，查当时所有旅客，未有收获，估计收信特工是上门去取的）。邝裕样不敢违驳，却又不希望克格勃真的作这起案件，以免殃祸自己。他反复动了脑筋，最后想出特工冒充其外甥女来探亲，然后去将军坟跟踪机要通讯员行窃的主意。邝裕样把信件寄出后，一直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中，暗中祈望克格勃放弃这次行动。不料，2月上旬他接到密令，称方案已获批准，让准备实施。邝裕祥无奈之下，只好把妻子打发去南京探亲，以便接待和协助派来的特工实施方案。
2月13日，邝裕祥接到3号哨卡值班室的电话，说有人找他。
邝速骑摩托车赶去，和冒充外甥女卞学君的那个女特工见了面，办了有关手续后，把她拉往家属区，在自己家里住了下来。那个女特工看上去大约二十二岁左右，女性中属于中高个子，黑黑的皮肤，长得倒还有几分姿色，人看上去很活络。她自称姓龙，让邝格样称她“小龙”。“小龙”向邝裕样交代了克格勃的指令：务必协助她窃取密件。
当时，核基地的机要通讯员还未抵达“先锋厂”，作为研究所医务室主任的邝裕祥，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来。但小龙说得很确凿：肯定会来“先锋厂”进行数据分析，这几项分析只有“先锋厂”能做，而且也只有这个时候能做。她说这是克格勃科学家经过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果然，两天后，曹秋林、曾厚望来了。小龙当即命令邝裕祥做两件事：一是打听密件送高“先锋厂”的时间。一是无论如何设法把两个机要通讯员中的一个留下来。对于邝裕祥来说，后一桩事很是勉为其难。他正犯愁的时候，从未来过西南地区的曾厚望突然水土不服而求医了，于是便有了两次使这个壮实的北方汉子病卧床榻的阴谋。邝裕祥生怕惹人怀疑，便自作聪明地冒出用诸慧丽的名字开处方的主意，想给以后一旦出现的调查留一个谜团。
2月28日，小龙早早去了将军坟，待到曹秋林抵达汽车站后便挨上去作了案。她当时就溜回“先锋厂”家属区。换下了作案时穿的衣服，本来想马上离开的，但在急急忙忙返回的途中扭伤的脚开始肿胀疼痛了，难以行走。于是只得留了下来。次日，她接受邝裕祥的劝告，由邝带着去家属区医院治疗，但是拍过X光片子后，她却又改变了主意，坚持要走。邝裕祥便把她送往将军坟车站，看她乘坐的开往芙蓉溪的汽车离站了方才驾着摩托车返回。
至此，“2·28案件”的案情已经完全明了。倪炯敏立刻挂通了北京的保密电话，向公安部汇报情况。鉴于该案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由最初判断的普通刑事案转为间谍案，所以他当即请示是否需要“走马换将”，调政治保卫线的专家来指导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
公安部有关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仍由倪炯敏指导并协助侦查指挥部把“2·28案件”一查到底，抓获案犯，追回密件。
1972年3月9日中午，“2·28案件”侦查指挥部召开案情分析会，研究那个自称“小龙”的克格勃女间谍的去向。
会议开始时，倪炯敏公布了一个有关失窃密件自毁装置的秘密：据曾厚望在请示核试验基地获准后告知，曹秋林失窃的那份密件的外形如同一个西装皮夹，外用特殊材料密封，防水防火。内有一种自毁液体，当外面一被启封，自毁装置就自动开启，只要打开密封层，里面的密件上的文字、数据就会在瞬间被毁，密件就成为一份废纸。只有将密件放进特制的仪器中经过处理后，才能安全开启，获得密件上的内容。倪炯敏临末道：“作为克格勃这样的间谍机构，不会不懂得密件的自毁装置，所以，他们向‘小龙’下达任务时，一定会交代这一点。所以，‘小龙’窃得密件，并不意味着已经窃得了机密，只要她还没越境，密件就一定还完好无损。我们现在的思考聚焦点，是定在‘小龙’是否还在中国这一点上。”
吴荣德说：“今天凌晨，我们已向全国各边境口岸发了紧急传真电报，要求协查自2月28日至今持合法证件出境的女青年中是否有形如‘小龙’的。至开会前五分钟，最后一份回电已经发来，各个口岸均未有这样的女青年出境。也未搜捡到状如密件的物体。
因此，我想，那个‘小龙’一定还在国内。”
公安处长的这个观点，与会侦察员中有人赞成，但更多的人却是提出异议，对“小龙”得手后这么长时间仍不越境赴苏向克格勃交差的意图表示怀疑。“小龙”已经得手，她还不走干么？难道身负其他使命？这不合间谍活动的规律，担任盗窃密件这样的重任的间谍，向来都是“一行不兼二差”的。对此，“吴派”观点者作出了解释：密件虽小，但毕竟无法通过我边境口岸的检查，所以，“小龙”只能携密件以非法形式出境。这就需要接应，而克格勃方面在交代任务时因不知窃取密件的确切时间，因此肯定得放一定的余量，把接应日期定在稍后的日子，“小龙”不走，就在等这个日期的到来。
如此解释，过于牵强，另一观点者马上指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吴处长前面的观点就立不住脚了，因为完全有可能“小龙”早已越境日苏联了。一时间，双方各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争了好一会，刘城副处长和吴荣德处长低声交换意见后，打招呼让大家都住口，请倪老师说几句开导开导。倪炯敏笑道：“这个问题我也在琢磨，初步想法是宜在邝裕祥的供词里找答案。大家可以再看看，邝裕样的供词笔录。”
于是暂时休会，一些人“自由活动”，一些人轮流阅读邝裕祥供词笔录。半小时后重新开会时，果然有个侦察员找到了答案：“‘小龙’还在国内的依据是她的脚扭伤了，难以进行非法越境。”
有人不以为然：“伤？伤到什么程度？一个多星期了还不能走路？她离开将军坟时不也是一个人上的车嘛！”
正当前面那位无言以对时，外面传来一阵摩托车引擎声，倪炯敏的助手小唐手持一个纸袋匆匆进来。倪炯敏问：“怎么样？”
小唐点头：“着了！”
“你给大伙儿说一下吧。”
小唐从纸袋里抽出两张X光胶片，对着墙上的日光灯高高举起：“倪老师让我去了医院，调来了‘小龙’受伤后拍的X光片子。
医生指出，她的左脚脚背的第一根骨头也就是大脚趾骨已经发生骨折，大家可以看一下片子。”’众人看着片子，议论纷纷，有人问这骨折意味着什么。小唐说：“医生说，通常说来，这样的骨折应当上石膏或者夹板，三个星期后方可拆除。在这期间，患者难以作较长距离——比如几公里——行走。”
这样，案情分析会对“小龙”还未离开中国这一点达成了一致意见。接下来，讨论另一个更具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小龙”去何处了？
众侦察员七嘴八舌议下来，认为“小龙”潜伏在附近养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邝裕祥的口供看来，这个“小龙’”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间都透出对中国社会情况的熟悉，所以估计她是不久前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她是知道中国“群众专政”的威力的，因此身负如此重案绝对不敢在附近城镇的旅馆下榻养伤。那么，会不会去了克格勃给她的“关系”处待一段时间？分析下来，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通常说来，克格勃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小龙”在作案得手后会失足扭成骨折，所以不可能给她安排一个用于养伤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公安机关防范成效极高，克格勃潜伏的“关系”无疑是极其有限的，那也就显得更为“宝贵”，他们不可能向“小龙”透露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小龙”一旦失风被捕，那个“关系”也就完了。挨一箭失去两雕的傻事，克格勃不会干的。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小龙”自己找地方养伤。她会去哪里养伤？无非一是亲戚，二是朋友。为了查明“小龙”的亲友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她是哪里人，亦即原籍是何处。为了弄清这一点，侦查指挥部决定突击提审邝裕祥，从邝的供词中寻找线索，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时间紧迫，破案心切，侦查指挥部对邝裕祥的审讯排出了强大的阵容，不但吴荣德、刘城、周晓良、李平等处、科头头亲自出马，还请倪炯敏带了两位助手临场坐阵。审讯室里摆上了当时属于比较罕见的磁带录音机，由专人负责操作。另外，还安排了三名记录员，要求记下邝裕祥所说的每一个字。
审讯从3月9日傍晚7时许开始，一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
出乎邝裕祥意外的是，从头到底的讯问都是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显然和进门伊始他所见到的为之吓得脸容失色的阵势不合拍，但显然使他明白了一点：寻查‘小龙”的去向乃是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所以他苦思冥想，充分配合。据邝裕祥交代，他不知道也不敢打听‘小龙”是何处人氏、经历等等，对方同样也未打听他的这些情况，这是特工的基本纪律。“小龙”甚至连姓名也未透露，在公安处的临时户口申报单和医院的病卡上，她都让他写了“肖龙”——“小龙”的谐音。他们之间一起生活了半个来月，自然免不了要聊天，‘叫、龙”也从未失口说过是何处人氏。当然，“小龙”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半个月中总要显露出一些给邝裕祥留下印象的细节。这些细节经过侦察员的耐心启发诱导，一点一点地被邝裕祥回忆起来，说了出来——“小龙”说话用普通话，但是听上去不大标准，没有北方人那么流利、顺畅；用语似乎也不大规范，比如向邝裕祥打听曹秋林的年龄时，就用了“他几岁了”这样的提问方式。
“小龙”在饮食方面的特征：主食喜欢吃大米饭、粥及糯米糕团，菜肴方面嗜食水产品，不会吃辣，喜欢偏甜，烧红烧肉、鱼时一定要放糖。每天喝酒，喜欢喝绍兴黄酒，也能喝白酒，酒量很大，有一次喝了一瓶黄酒、半斤白酒也没什么，照样思路清晰，谈笑风生。
对上海比较熟悉，具体表现在：2月24日电视中播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新闻时，她对迎宾车队途经的道路都能一一说出，如数家珍。电视中播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锦江饭店宴请尼克松一行的新闻时，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上海的水质不行，60年代中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苏州河和其他一些小河洪里还有鱼虾游游，现在早已绝迹了。这次尼克松访问上海一定从美国带来了饮用水。”同样的新闻，在播出北京和杭州的画面时，她没说什么。
3月10日凌晨，侦查指挥部随即开会分析邝裕祥的口供。刑侦科李平副科长是上海人，他根据“小龙”在诸方面所表现出的特证，认为她的原籍是上海，理由如下：第一，上海属于吴语地区，上海人说普通话时对卷舌音总是掌握不准，使人感到缺乏“北方味”，显得不顺畅。另外，上海人在打听他人年龄时有一个明显的习惯用语，即问“几岁了”，而不是“多大了”。第二，上海人嗜食大米、糯米，烧菜爱放糖。第三，上海人习惯喝黄酒。第四，只有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才知道当时苏州河及其他小河中的水质情况；也只有上海市区中的居民，才把“小河”称为“小河浜”、“河浜”。
李平的推理被大家一致认为合乎情理，这样，可以初步认定‘小龙”原籍是上海，原先的身份是上海知识青年。根据3月19日的案情分析所作的关于她在离开“先锋厂”后多半会潜回原籍养伤的结论，基本上可以认定“小龙”现在栖身上海。侦查指挥部当即拍板：速派一支由精干侦察员组成的侦缉小组，急赴上海缉拿“小龙”！”
1972年3月11日傍晚，由刘城、李平率领，倪炯敏随行的十人侦缉小组飞抵上海虹桥机常已经接到公安部通知让“全力协助”的上海市公安局派车把他们接往福州路市局机关。上海警方专为协办“2·28案件”而组建的一支由十六名资深侦察员组成的专案组已在那里等着，双方未及寒暄便开始通情况，谈构想，制订侦缉方案。
在侦查工作中久经世面的上海同行没有料到“先锋厂”方面来沪要办的竟是难度这样高的一个案件，要找的对象竟是一个只知大体上是知青身份的女青年，这等于是从头开始办一个案件。不过，上海警方在协助全国各省市同行协办案件方面的“高热情、高效率”在全国警界向来是出了名的，专案组长邵冬锋当即表态：难度再大也要上，一定要把案犯抓到！
“先锋厂”方面原来的设想是在上海历届知识青年中排查线索，然后缩小范围开展侦查。但这个方案显然是难以实施的：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八十九万七千六百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说档案材料不全，就是全的话，在这些数量的材料中找一个只有体态容貌特征的“小龙”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等于是在一个中等城市中找一个匿名者，而且这个匿名者还只是“曾在这里待过”，显然是无法进行的。上海专案组诸君也开动脑筋反复考虑，但一时想不出一个在时间和质量上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这时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于是决定休会，次日再作计议。
次日上午9时，双方继续举行案情分析会。上海专案组侦察员老卢提出了一个主意：“小龙”潜来上海既然是为养伤，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须治疗，要治疗就必须进医院，进医院就得填病历卡，河不从这上面试一试？即使查遍全市各个医院，范围也是有限的。
众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立刻散会，两人一组拼成了十个小组，配备摩托车，划分地块，马上开始调查。
当时，上海卫生系统有个规定：患者求医，病历卡由各医院挂号室保管，只给患者一个门诊号，凭号付费领病历卡。这个规定无意中给“2·2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方便。使侦察员每到一个医院，都能很容易地调阅今年3月1日以后新开的病历卡（据分析，“小龙”肯定使用新开卡）。上海的医院很多，从市级一直到区级、街道（地段）级加起来共有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十个郊县的县级、镇（公社）级医院。二十名侦察员一天跑下来，只查一百来家医院，并未发现线索。
当晚，几个头头脑脑开碰头会，认为侦查思路是对头的，但鉴于时间紧迫，需要增大侦查力度：从次日起，增派十个小组投入调查；同时，急电通知十个郊县公安局，由各局安排专人去境内各医院卫生院调查，所有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这样，到3月13日晚上，侦查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市市区、郊区大大小小的每个医院，但是，反馈过来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竟是没有一个女青年去诊治左脚大脚趾骨折的！侦察员皆大惑：难道侦查思路出了问题？一时间，会议室议论纷纷，许多人的观点倾向于“小龙”并未来上海。“先锋厂”方面的刘城、李平几个头头，闻言神色都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件便重新成为“无头案”了，侦查难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这时，倪炯敏开口了，问上海专案组组长：“老邵，你们上海有没有企业医院？”
邵冬锋闻言，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有企业医院！对！
对！对！漏了这一块！”
所谓“企业医院”，是指一些拥有万名职工以上的大型企业自己办的医院，当时上海颇有几家，这种医院由企业自己管理，与卫生系统没有行政关系。一般说来，除非军工企业，其他企业医院都对外开放，社会上的居民只要付费，就能去看病治伤。企业医院的规模、设施相当于郊县的中心医院，治“小龙”那样的骨折完全胜任，因此，不能排除她去哪家企业医院治伤的可能。对于警方来说，这是落实这个侦查思路的最后一个机会，自然紧抓不放。邵冬锋当即下令：“往各个局打电话，查明全市共有多少企业医院以及具体地址。”
这个指示马上得到了落实，十来分钟后便有结果报来：全市共有十一家企业医院，其中海军军工企业的那家对外不开放。邵冬锋说：“好事不隔夜，马上去人一家一家查！”
当天午夜时分，侦察员在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第二钢铁厂医院内查到了一起可疑病历。那是3月1日以来全市推一诊疗的一起女青年左脚大脚趾骨折的病案，病历卡上写的姓名是“谢宝贞”，二十四岁，住址是临青路188号；是3月3日去二钢医院治疗的。去调查的侦察员当即请二钢医院总值班把那天给“谢宝贞”治疗的外科医生张磊接来，请这位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提供那位骨折病人的特征。张磊每天接待病人，已经记不得这么一个女青年了。于是把病情提了提，这才想起来，也说得比较笼统。这时，邵冬锋打来电话，说：“问医院拿她的X光片子，调过来作比较。”
侦察员带回了“谢宝贞”的X光片子，请市局的一位资深法医将“先锋厂”方面带来的那张X光片子一比较，马上得出结论：受伤位置、伤势完全一致。警主于是立刻作出决定：传讯“谢宝贞”！
但是，病历卡上的地址“临青路188号”并非居民住家，而是一家单位——上海第十九毛纺厂。查了该厂职工名单，并无“谢宝贞”其人。侦察员商量下来，随即去管辖派出所查临青路188号附近的居民户口底本，也未发现“谢宝贞”其人。看来，“谢宝贞”和“小龙”一样，是一个杜撰的名字。侦查进行到这里，线索断了！
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侦察员经过一番讨论后认为：“小龙”既然在上海十一家企业医院中选择二钢医院去治疗，自有原因，多半是她对这家医院比较熟悉，或者以前曾去看过病；而把家庭住址定在临青路188号，从逻辑推理角度来说，也绝非偶然，至少她是知道那里是这么一家工厂。临青路188号和二钢医院所在的宁国路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过两站路。“小龙”对那块区域比较熟悉，估计多半原是杨浦区眉州街道或者平凉街道的居民。据此，警方决定立即在这两个街道内开展暗查。另外，再次派员去二钢医院，向张磊以及给“谢宝贞”拍X光片子、上石膏的医生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凉街道各里委会治保委员开会，当场介绍了查缉对象的特征，要求治保委员回去立刻进行秘密查摸，务必在当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将结果报来。所有参加侦查的侦察员都对这项调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点钟当最后一个里弄报来调查结果时，他们失望了——这两个街道总共大约八万居民中并无类似“谢宝贞”这样的一个人物。
与此同时，对二钢医院张磊等二位医生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侦察员找了外科医生张磊、放射科医生富一迪，但是两人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和“谢宝贞”接触时对方说过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话语。这样，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只剩下一个人了——上石膏的辛宁医生。辛宁这天休息，去苏州游玩了，要隔天才能回来。几个头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警车赴苏州找其调查。
侦察员驱车抵达苏州，找到辛宁下榻的亲戚家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辛宁没有思想准备，乍见侦察员又惊奇又紧张，连听都没法听清来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连连点头答应“回忆回忆”。他看了侦察员带去的病历卡上自己记下的处理记录，忽然兴奋起来，拍着大腿叫道：“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姑娘，她是虹口区的！”
哦！侦察员闻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对眼前这一幕还有点半信半疑，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请教：“辛医生，你怎么知道她是虹口区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侦察员又惊又喜，忙向辛宁请教是怎么回事。辛宁说出了3月3日他和“谢宝贞”接触的经过：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别多，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最后一个是“谢宝贞”。偏偏只有辛宁一个人当班，只有一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做他的下手。那个实习生手脚很慢，惹得辛宁满腹生火，却又不能发泄，但脸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谢宝贞”甚是乖巧，见状便过来帮忙。她做下手倒比那个护校实习生利索，使辛宁的火气渐渐平息了下来。轮到“谢宝贞”上石膏时，后面只有一个病人了，辛宁便和她闲聊起来。她见桌上有一个印有“红星毛巾厂”的杯子，便问辛宁家里谁在那个厂工作。辛宁说他妻子在该厂工作，反问对方怎么知道“红星厂”的。
“谢宝贞”脱口而出：“我家就在‘红星厂’后门口。”
辛宁家也住在那一带，便说了地址。“谢宝贞”看上去感到很高兴，说她拆石膏就不到医院来了，直接去辛宁家拆。辛宁当时答应了。
侦察员听罢，提出了一点疑问：“你看了她的病历卡吗？那上面写着地址，你有没有发现跟她说的不相符合？”
辛宁摇摇头：“我没看。我们上石膏的只记病史，不开处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历卡封面的。”
调查结果报到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内的“2·28案件”临时侦查指挥部，几个负责人大喜，当即拍板：立即传讯！
3月15日早晨7时许，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来到虹口区红星毛巾厂后门外的弄堂里，将“谢宝贞”家团团包围。居委会小组长上前叩门，来开门的是“谢宝贞”的姐姐，她见门外站着几条大汉，不禁一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侦察员已经一拥而进。客堂间里，一个中高身材、皮肤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见有人闯进来，她马上把热水瓶放回原处，盖上瓶塞，尖着嗓子喝问：“你们干什么？”
她一边说话，脚下一边往里间挪步。但两个侦察员已经挡住了里间的门，另外两个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脚，二话没说，马上揪住，扣上手铐，押了就走。
“谢宝贞”被押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时，倪炯敏、刘城、李平已经等待多时了。审讯立即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皮勇。”
“年龄？”
“二十二岁。”
“你的职业？”
“我是知青。”
“在哪里插队落户？”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怎么来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内蒙古待着没劲，就回来了。”
“几时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去年夏天就回来了。”
刘城换了个话题：“今年春节你在哪里过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潜入中国活动前，克格勃的谋报专家给她拿过主意：据可靠情报（估计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时的情况所作的结论，而不是情报）。你的叛逃并未被内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马未被中国边防军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网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内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这么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不害怕。
接下去又审了几个问题，皮勇都是信口开河回答的。这样，审讯便告一段落，安排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获准，弄了一碗牛肉面给她吃。
邵冬锋率人拘捕皮勇后，随即对皮勇住处进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或者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侦察员请示临时指挥部后，将皮勇全家人暂移居委会居住，将皮家封闭，派人昼夜看守。与此同时，邵冬锋布置几名侦察员分头找皮勇家人和邻居了解皮勇的情况，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情节：皮勇自去年3月离沪赴内蒙古插队后，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沪，中间未和家里人通过信。
邵冬锋把这个情况带回市局后，刘城、倪炯敏当即决定立刻接着审讯。原以为在摊出这个证据后，皮勇会举手投降，被迫承认作案情况。殊不料她对警方祭起的这个“法宝”根本不当一回事，“九供不离一辞”，始终咬定自己是去年夏天就返沪了。问她为何家人、邻居都不能为此言作证，她冷冷一笑，反问“我怎么知道”。
审讯再次告一段落，众侦察员聚在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付皮勇。议了一阵，倪炯敏猛然想起从“先锋厂”带来的留在从邝裕祥家里抄出的毛线帽里的那根女性长发，不禁大喜，笑道：“有了，让科学鉴定来说话吧--化验那根毛线帽里的头发！”
此言一出，全室鼓掌。于是当即去皮勇那里取了一根头发，连同从“先锋厂”带来的那根头发，一起送往市公安局技术处作比照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根头发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皮勇是“2·28案件”的作案者。
三审皮勇，这个扒手出身的克格勃特工仍然咬紧牙关不肯松口。这次审讯特请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资深预审员出马，整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但是，皮勇连自己的特工身份都坚不承认，“2·28案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临时指挥部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分两步走，一步是继续提审皮勇，开展政策攻心和人道感化，力争使案犯如实招供。一步是立刻开始组织力量对皮勇3月2日返沪后的行踪进行严密的调查，对她抵沪后至被捕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列出一张时间表，并且要查明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情况。
后一步行动，警方共出动了四十六名侦察员，昼夜不停连续转了三天四夜，查清了皮勇抵沪后的活动情况：从3月2日抵沪后，3月2日即去二钢医院治骨伤，上石膏后三天未出门、遵医嘱卧床休息。从3月6日开始，在弄堂及附近马路闲逛，走访同学、朋友，称自己是从内蒙古插队地来沪探亲的，至3月15日被捕时，从离家时间上推算，未离开过上海市区。侦察员分析：皮勇作案得手后扭伤脚骨的情节，肯定不在克格勃的方案之内，因此有了她冒险赴沪养伤一节。从这点推理，上海无皮勇的“下家”，皮勇所窃的密件并未转移出去，而由她藏匿起来了。
这几天里，对皮勇的审讯始终没有间断过。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派出了三名优秀预审员，倪炯敏也出马助阵。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使皮勇开口说实话。倪炯敏后来回忆起这段情节时，犹自不无慨叹道：“想想四个老家伙还拿不下这样一个比我们的儿女还年轻的嫩丫头，真是老脸无光啊！”
幸好还有“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的说法，皮勇不招供，就循着她来沪后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侦察员估计皮勇把密件寄放于她的哪个同学、朋友那里，于是决定逐个进行访查。根据前面调查得知，皮勇来沪后曾和十九名同学、朋友有过接触。警方抽调了三十八名侦察员，同时出动访查那十九名对象，没人承认皮勇曾把什么东西寄放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在上海船厂工作时女青年朱某提供了一条很是模糊的线索：皮勇曾向她打听过上海公共场所现在寄存包裹物品的情况。去调查的那两个侦察员闻之一个激灵；难道皮勇把窃得的密件寄存到车站、码头、旅馆、影剧院等等地方的哪个寄存点去了？他们当即返回市局，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
临时指挥部的几位负责人紧急交换意见，认为从克格勃惯以平信、普通印刷品夹寄重要密件这一传递情报的手法来看，皮勇用寄存包裹的方式来藏匿所窃密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近乎无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把这个假设当作线索来查一查。但是上海全市可以寄存包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一查下来在操作时难度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另辟蹊径。众侦察员经过讨论，集思广益，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查寄存牌着手。皮勇既然寄存了东西，那么寄存处肯定给了她一块作为凭证的寄存牌。只要找到这块寄存牌，就等于找到了密件。
皮勇被捕时，由女侦察员在指定的密室中对其进行了搜身，并未发现寄存牌；在对她家进行搜查时，也没看到过金属圆牌、竹筹之类的东西。侦察员进行了讨论，“设身处地”从皮勇的角度考虑，应当把寄存牌放在何处。议来议去，大多数观点认为多半藏在家里。指挥部于是决定再次对皮家进行搜查。
这次搜查，指挥部精选了六名侦察员，四男二女，都是性格精细、韧性甚笃之辈。搜查从晚上9点钟开始，由于要求是“越细越好”，所以费时很长，一直搜到下半夜2点钟才结束，搜遍了屋内屋外，但并未搜到什么。带队的邵冬锋、李平傻了眼，互相对视着，嘴里嘟哝着：“怎么搞的？”
一个女侦察员：“会不会藏屋顶上了？”
邵冬锋说：“有这个可能……”
另一个侦察员说：“难道要爬到屋顶去掀掉瓦片？”
李平分析道：“掀瓦片那倒没必要，因为皮勇的脚上着石膏，不可能爬到屋顶上去，再则她如果上屋顶，势必会惊动家人和邻居，所以，既便藏在屋顶，也就在檐口处。”
邵冬锋说：“言之有理！就在檐口处找。”
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翻遍了檐口的瓦片，没什么收获，倒弄了两手灰。当时上海居民使用的还是公用自来水龙头，家里没自来水。侦察员要洗手，便从水缸中舀水。一个姓唐的年轻侦察员等不及了，找了个脸盆，抓起一个热水瓶就倒水。那水是几天前灌的，早就凉了，小唐一只手抓着热水瓶倒，另一只手已经在水里洗了。没料想到忽然从热水瓶里掉出一块铝牌牌来，正好落在他的手里。小唐一怔，定睛一看，见上面有钢印敲着的号码“390”，恍然大悟：“寄存牌！”
一声惊呼早已引来众人，铝牌牌在一双双手里递来传去，一致认定肯定是寄存牌。邵冬锋猛然想起那天逮捕皮勇时，她正站在桌边倒水，不由大发慨叹：“这家伙的手脚也真是快，就当着我们的面把这块牌牌藏进了热水瓶，怪不得她能从机要通讯员身上窃取密件了！”
找到了牌牌，侦察员接下来的工作尽管还很烦琐，但是总算有希望了。天亮后，李平和两个侦察员驾了摩托车，直奔北火车站，未着，调头去虬江路长途汽车站，也称不是他们的寄存牌，再往十六铺轮船码头，终于凭牌领到了一个小旅行包，因已超时，付了一元八角钱。
旅行包拿到市局，先是拍照，然后打开（上面有一把密码锁，这当然难不倒侦察员），里面有几件女式衣眼、五千元人民币和一个密封着的“西装皮夹”--密件！经检查，诚如“先锋厂”警方所估计的，密件未被打开过。
破案消息随即通过电波传往北京、西南、西北各有关部门，所有有关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皮勇在最后证据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叛逃苏联成为克格勃特工、受训后又潜来中国窃取氢弹试验技术数据密件的罪行。
根据北京的指令，皮勇被押解北京。该案于当年10月审理结束，年底，皮勇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临刑前，皮勇对自己叛逃投苏一举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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