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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生的奮鬥不能抹去他們純潔之愛的光澤，但是大時代的印痕卻深深打烙在兩人的心坎上。丁玲和也頻蟄居在苦悶荒涼的北京古城，面對南方如火如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抑鬱和煩悶漸漸籠上他們生活的星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給丁玲以極大的震動，這時，他們雖然想到南方，但已經遲了。丁玲恨死了北京！形式上她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她精神上痛苦極了，她要拿起筆，訴說自己對社會的鄙視和個人孤獨靈魂的倔強和掙扎。事實上，幾年來閒暇的生活中，她一方面受胡也頻的濡染，另一方面又受到當時滯居在北方的文藝青年的影響（像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魯彥、凌叔華、廬隱、戴望舒，當時他們都有過交往）；百樣的人生的冷靜觀察，都使她心靈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她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內心，寫自己以外的人和事，已是自然而然的了。

    就這樣，在1927年冬，時任《小說月報》主編的葉聖陶在一大堆來稿中驚喜地發現一篇屬名丁玲的小說，在12月份的《小說月報》上，人們讀到了丁玲創作的《夢珂》，第二年春，同樣是在頭條位置上，又出現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整個文壇震驚了，人們驚異這橫空出世，才華橫溢的文學新星，到處打聽這丁玲是誰？丁玲就這樣在寂寞、苦悶中走向文壇，在文學大千世界中尋找出自己的一個角落。胡也頻極為愛護丁玲的創作，他不但鼓勵她，而且一個人承擔着生活的負重，不致使丁玲的創作心境受到影響。所以當丁玲的第一部小說結集出版時，在後記中丁玲說：“不敢說是便把來獻給我的頻……但為了他給我寫這本書的動機和勇氣，我願做為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頻的心上，是奢望盤據一個地位的。”

    就在1927年冬，丁玲正創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時候，也頻的文章也有了較多的出路，稿費收入比以前增多。面對漫漫前路，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打算積蓄一些錢後到日本求學。要去日本，需先學日語。這樣，通過好友王三辛的介紹，馮雪峰來到他們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雪峰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詩人譽享文壇，這時他還在北京從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眾的文學才華，獨特的精神氣質深深地吸引了丁玲。他將外面的大千世界帶進這一沉悶窒息的小屋，時正處在苦悶彷徨的丁玲來說，無異於是一股清新的氣流，丁玲後來回憶說：我們像飄零在孤島上的人，四望多難的祖國，心情無比憤慨、惆悵。因此，我們相遇，並沒有學習日語，而是暢談國事、文學和那時我們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的情懷。

    性格開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兩個男人共同生活，他們真的在西湖邊共同相處了一些日子，結果胡也頻堅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從文。沈從文告訴他夫妻之間應該怎麼相處，胡也頻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終，馮雪峰離開了杭州，胡也頻與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絞地看着馮雪峰離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頻的身邊。

　　十幾年之後，丁玲是這樣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談及當時的情形：一天，有一個朋友的朋友來到我們家裡，他也是詩人。他生得很醜。甚至比胡也頻還要窮。他是一個鄉下人的典型，但在我們許多朋友之中，我認為這個人特別有文學天才，我們一同談了許多話。在我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這人本來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現在決定留在北京。

　　我不同意這個，而要他離開，於是，他離開了。兩星期後我追了去———胡也頻也追了來。我們一同在上海只過了兩天時間，我們三個決定一同到杭州那美麗的西湖去，這在我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雖然我深深地愛着另外那個人，但我和也頻同居了許多時候，我們彼此有一種堅固的感情的聯繫。如果我離開他，他會自殺的。我決定我不能和我可愛的人在一起對他說：“雖然我們不能共同生活，我們的心是分不開的；又說世界上只有一個是我所愛的，無論他離開多遠，這個事實可永遠不會改變。所以我們的愛只得是“柏拉圖”式的了。所以我決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終於不得不拒絕和他見面，把關係完全切斷。我仍然和以前一樣愛他，但把這個連對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關於這個人我不再多說了……

　　丁玲上述坦率地關於三人關係的自白是可信的。三人風波的平息，無疑是丁玲理智戰勝情感的結果，同時也由於雪峰的退避和也頻的諒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對傳統道德觀念的恪守，而主要是不忍破壞幾年來與胡也頻建立的“堅固的情感聯繫”。這種銘心刻骨的愛的不能實現，給丁玲帶來了莫大的痛苦。

　　三人風波平息之後，丁玲與胡也頻回到上海。由於當時革命文學內部論爭正盛，他們還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文章上。不久即與沈從文一起在薩波塞路204號創辦紅黑出版社，編輯出版文藝期刊，期望以文學的業績構築理想生活的大廈。這時，由於受普羅文藝和馬列主義理論的影響，他們的思想逐漸左傾。

　　1929年底，紅黑出版社倒閉，為了還債，經過陸侃如、馮沅君夫婦的介紹，胡也頻於次年春即1930年2月22日，離滬赴山東濟南高中教書。本來，他們約好，一個人在濟南教書，一個人在上海寫作。然而，這樣的分離，年輕的妻子卻安不下心來，當天晚上丁玲便給也頻寫了信。次日夜又寫了第二封，未完，24日中午、晚間續寫。不久，又寫了第三封。加之當時遠在湖南的丁母也不同意兩人分離，丁玲遂於一個月後也赴山東。由於他們在濟南高中宣傳普羅文學、宣講馬克思主義，招致國民黨山東政府的通緝，在進步教師的幫助下，他們逃回上海，並於5月份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由於當時丁玲已有身孕，故沒有參加實際活動，但她卻用自己的筆與“左聯”取着同一步調，由於胡也頻把精力主要用在革命活動上，他們的稿費收入明顯減少。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一男孩，取名胡小頻（即蔣祖林），出院後他們已身無分文，兩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飯。但他們精神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充實、也更樂觀。

　　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不幸被捕，“左聯”和丁玲本人經多方營救，終未成功，2月7日，胡也頻被國民黨殘殺在上海龍華荒郊。面對敵人的淫威，丁玲沒有絲毫的畏懼，她同沈從文一起將尚在褓嗷嗷待哺的嬰兒送回湖南母親處撫育，只在家裡呆了三天，旋即返回上海。她多次發表演講，駁斥一些反動小報關於“丁玲終日以淚洗面”的謠言，大聲疾呼：“死人的意志難道不在大家身上嗎？”“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着一把火”，丁玲冒着危險，出版也頻的遺著。她說：“悲痛有什麼用！我要復仇！”

　　與也頻數年的同甘共苦，使丁玲很快地走向革命的道路。烈士的鮮血，則更進一步使她堅定起來。她要求到江西蘇區完成烈士的遺願。不久，組織上找丁玲談話，決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在這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丁玲沒有任何退怯，她聽從了組織的分配，把復仇的怒火，凝注筆端，噴向敵人。

　　在胡也頻犧牲後，雪峰來安撫過丁玲，隨着丁玲參加《北斗》編輯工作，她與雪峰又有了過多的交往，深埋於心中的愛情又復活了。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和1932年1月5日曾寫過兩封信，向雪峰傾訴她的愛情和苦衷：

　　我不否認，我是愛他（指胡也頻———筆者注）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做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什麼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裡牽着手一塊玩，夜裡抱着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里，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到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卻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看到你，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後來使我同你斷絕。寧肯讓我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頭，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和也頻逐漸對於我的熱愛———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後來不必多說它，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真真是追求，真有過寧肯失去一切而只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着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當時，馮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樣珍視這份情誼，又能理智地對待這種情感。兩封信，丁玲寫的是給雪峰，但只把痛苦深置於心，她一直沒有將信遞給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勵，把愛情化為事業的動力。

　　四十年代，在重慶的雪峰，寫信給丁玲說他永遠注視着她的創作。事實上，雪峰以其理論家的敏銳和對丁玲及其創作的特殊呵護每每在丁玲創作的緊要關頭，他都撰文給予極為中肯而又實事求是的評品。

　　我們不諱言革命者個人豐富的內心情感，而丁玲和雪峰這種崇高的情懷，絕不以個人情感的滿足為準繩的態度足以令我們深思和欽慕。在延安時，曾有人問丁玲，最懷念的人是誰？丁玲是這樣回答的：“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峰。”紀念的是死者，而懷念的是生者。那時上饒集中營的軍統特務們根本不知道這個從浙江義烏農村抓來的私塾先生模樣的人———馮福春，就是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後被中央派往上海辦事處任副主任的中共要人———丁玲幾年沒有見到的馮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