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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糖，要找律师？”李先生像个幽灵似的，一只手撑着隔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那半堵墙的一根柱子上说，“刚才我在门外碰见宫霓，她说你要搞赔偿，让我来帮你找找看。”李

先生从她手里拿过那本电话本翻着说，“律师是不能乱找的，你一个人，英文又不懂，要吃亏的。”

自从她成了李家夫妇的室友，李先生对她说过的话加起来的总和也不如今天的多。她本不想麻烦任何人，只是有一点是她不能不承认的，那就是她的确是一句英文也说不上。巧的是李

先生很快就替她在那黄页上找了一位能说中文的律师，名叫吴良馨。

“糖糖，”他指着那黄页上一则用花边框起来的广告念着，“专办车祸、工伤等事宜的赔偿和诉讼。无论什么案子，第一次面谈都享有免费优惠。哎呀，这个律师第一次面谈不要钱，”李先生叫了起来，“蛮合算的！”

糖糖的肩膀叫医生接斜啦，光是赔偿费就能拿到一亿多啊！想不到这个消息像飓风吹起的旧报纸，当晚已经传遍了她所有认识的人。第二天凌晨，她照例起来，跑步来到吴胖那栋公寓捆报。

“糖糖，回去，回去！”不一会儿，吴胖睡眼惺忪地下楼来，揉着眼皮说，“肩膀都接斜了，快回去休息！”

“我都已经来了，”她怕吴胖就此不给她工钱，就说，“回去我也睡不着了。”

“嗨！”吴胖拿下她手里的报纸，把说惯了的那个笨字咽进肚子说，“回去休息，工钱我会照样给你的。走走走，我开车送你！”

吴胖像护士押着不听话的病人似的把她送到家，看着她躺下，似乎对那个破床垫怀着极大的同情似的，又是叹气又是摇头。

“你今天不要去打工了，”吴胖说，“回头我替你打电话给旅馆和陈老板。我送完报马上就来跟你讨论律师的事。你就放心好了，有大哥我在，就不会叫你吃亏！”

她在那个破床垫上很不舒服地躺着，右肩好像真的隐隐作痛开了。迷糊了一会儿，她觉得自己仿佛掉进了钱窟窿，她在那窟窿里翻滚，撞出许多悦耳的金属声。膨胀的光线里忽然传来吴胖愤愤不平的叫喊，其中夹着宫霓的呼应。声音忽高忽低，似乎还有别的人。她不能不从钱窟窿里出来，睁开眼睛看了看。只见李先生双手死死顶着从客厅通往楼道的那扇大门，把所有伸着脑袋的人统统挡在了门外。

“糖糖现在需要休息，”他满头大汗，对众人说，“你们来看她的心意我会转告她的。”然后，砰的一声，下死力把门关上了。

“妈的！”吴胖在门外破口大骂，“自己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拿着饥饿当艺术！你知道前天晚他干什么去了？让他老婆举着两颗手榴弹给他当鸡巴去了！”

“哈哈！”她听见众人全都高声笑起来。又有人说，“吴胖，你别光糟践人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亲眼看见的！”吴胖的声音就像是他的嘴正贴在门上那样又闷又尖，“就在东面那片山洼里，旁边还有一片树林，那也叫艺术？还行为艺术呢！狗屁！”

也许钱的事情最好是不要隔夜，不然夜长梦多，说变就变了。为此，李先生和李

太太已经坐下来和她商量关于赔偿的种种事宜了。按照这对夫妇的意思，她要提防的事似乎多得难以招架。譬如说对律师的提防，对证人的提防，对朱向才的提防等等。他们还为她特别举例告诫她。

“搞赔偿搞得不好大头就会全叫律师拿去了，”李先生说，“你有没有看到前几个月电视里讲过的那桩新闻？那个和公司打官司的人最后赢是赢了，公司赔给他三百万，结果倒叫律师拿去了两百九十万，你说他冤不冤？”

“律师怎么会拿那么多？”她不大相信地说，“这也太黑心了。”

“律师都是一样的，”李太太说，“他们说要付出差费，证人费，哎呀，名堂多了，你一个不当心就要上当的。”

她倒是不曾想过三百万，可她想过的那几十万的前景在哪里？她有些灰心了。说不定还会偷鸡不着丢把米，赔偿没搞成，反而欠下了律师费。

“要不然算了吧。”她对李先生说，“万一搞不成我还得付律师的钱……”

“没有搞不成的事！”李先生大声反驳她说，“这种事律师要么不接，接下来就肯定办得成的！反正第一次面谈不要钱，他就是不接，你也不损失什么！”

李家夫妇不仅给足了她信心，还自愿做她的顾问兼翻译。

李

先生还说，“大家是室友，我们是纯属给你帮个忙，要是你能获得赔偿费一个亿，我们也不会眼红；要是你能分个一两万给我们的话，我们也很知足了。”

下午，陈老板亲自让老板娘推着轮椅来看她了。这次，李先生不好再把这残疾人挡在门外了，他老大不情愿地绷着脸把陈老板和老板娘让进屋里。

“糖糖哪，这是我叫占奎给你炒的。”老板娘一进屋就拿出一盒爆肝说，“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这个东西的啦！”

她接过了爆肝，不知道对这位一贯把辱骂她当游戏的老板娘一反常态的关心说什么好。她勉强笑了笑，然后，把右肩伸给陈老板看。

“陈老板，”她说，“您看我这肩膀是不是很斜啊？”

陈老板戴上老花镜，上下左右看了半天说，“要说斜呢，是有那么一点斜，不过也不像吴胖说的那么邪乎。”他拍了拍他那两条瘫痪的残腿说，“搞赔偿我有经验，当年我这两条腿也捞过……”他忽然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咳了好一会儿才又说，“反正啊，你啥事听我的就不会出错了。”

下午三点过后，终于剩下她自己了。她重又躺回到破床垫上，闭起眼睛。也许这一切都是枉然吧，一个偷渡者是没有资格面对法律的，她甚至连律师都不应当去见。

“天啊！”她在心里叫着，“我拿什么证件去见那律师啊！”

她昏昏沉沉地躺着。以后的几天都是这样，如同一具没有知觉的树桩，全然不知四周围着多少恭维的笑脸，响着多少奉承的好话，又有多少故作姿态的慷慨，多少不着边际的计谋。只是听凭李先生的安排，这位艺术家已经替她将那个吴良馨律师约在下个星期二上午十点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