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溪乔，北大毕业，CUSPEA一期，哈佛博士，UCLA终身教授，1996年在为情所困，在巴黎殉情跳楼身亡。（林晓注） 我和我的美国女友 冯溪乔 我中学还没毕业就上大学，大学还没毕业就上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结束以后人家马上给我一个工作，做助理教授的时候才26岁，现在34岁，马上就拿正教授了。事业上可以说几乎是一帆风顺，但生活中的挫折可就多了。 我大学时有一个女朋友，是北大物理系同学，1980年一块儿考出国，因为她不懂物理，得靠我帮才行。当时我20岁，她才19岁，两人都考上了。一听去美国，又是有名的学校，克雷尔、哈佛，从地图上看两个城市近的不得了，所以心理感觉极好。她先到那儿，在补习班学英文。我一到美国就去42街的旅馆大楼，一看到处亮着灯，非常激动。那里有一个Finger Lake “手指湖”, 她带我到处跑来跑去，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就自己去哈佛。在当时我们仅有500多美元，国家给的，两个箱子，所以转脑子找便宜的办法。当时有学生找学生搭脚的，就是学校专门有这么一个地方，你想第二天去哪儿，找车搭车，写一个小条放在里面；谁想给车让别人搭，也可以写条放在那里，就这么互相找。我就找了一个去波士顿去看朋友的美国学生捎带这我，可以省点钱。他一路上还给我说这说那，最后跟我要了25美元。 车子去哈佛那天，正好是周末，宿舍全是大青砖砌墙，屋子很小，手搁这边，那边就快到墙了。但是很便宜，一间屋子一个月才145美元。后来哈佛给我们的资助一个月也就500美元，咱就将将够，不从国内拿钱了，就靠哈佛了。所以我们在哈佛做助教虽然钱给的不多，但把大学学费都给付了，那咱就值了。第一天去我就饿得不行，9点钟到，不知道哪里去找吃的，后来宿舍的人告诉我到地铁买一串意大利丸子，意大利肉团三明治，切的一块一块的，吃得没治了。第二天早上我去买东西，走路去，买的太多了，四个纸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玩接力，把口袋放在能看见的地方，把第一袋送到车上，然后去拿第二袋，第三袋…… 在哈佛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听教授讲课，那英语是挺不错的，可咱就怎么也听不懂，他讲的课咱都学过，一看他黑板上写的，啊，这么回事，没问题。听了一个月左右，云雾都慢慢散了。一开始，美国学生说：我学过这、学过那，你们学过吗？我们一听都傻了，他们的名词我们都不熟悉，可是一考试，咱就拿A+，他们就拿B，有什么可牛的？第一年的研究生我们就那么标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没什么了不起，一年下来以后看他们也就那么回事。我悟出来了，他们那帮人能咋呼，要真正玩基本功，咱北大的基本功比他强，所以慢慢自信心就转过来了。咱在哈佛说真话，一共四年，好好干就两年，第一年找个好的指导教授，第二年争取收点活，后来这两年实际上是玩的。 因为我当时有女朋友，所以一有假期我就去她那儿，要不就她来，学期中也都挺忙的。第三年秋季刚开始的时候，她就跟我崩了。这件事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当时都懵了，不知道再怎么开始。 在美国，中国女孩少，基本上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占满了。而且中国女孩找洋人容易，反过来中国那还找美国女孩可不是那么回事，我开始挺胆怯的。第一个美国女朋友叫劳尔，是一个女校的学生，她们学校历来认为能找一个哈佛的男生就是好事，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哈佛男生的，所以每个礼拜都组织舞会。我记得第一次去参加，劳尔正拿水玩，我正不知所措，她跟我说了句中文“你好”，其实她也不会说中文，就会那么几句，我当然也就马上跟她说中文了，说了半天她也不懂，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后来我就找她一起出去吃饭，第一次是去中国城的一家潮州馆子，她特别喜欢吃中国饭，一边吃就一边哼起歌来了，她是学音乐的，我也特喜欢音乐，喜欢拉琴，会长笛，也会钢琴。这女孩从中西部小地方来，人挺淳朴，从来没有过男朋友，我是第一个。她后来对我说她对我挺有好感，我也不知道为啥。当你有一个女朋友，自己又感到比较满意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看那阳光都比平常灿烂一些。她还经常挤兑说我英语哪儿说的不对，比如她说“ear（耳朵）”和“year（年）”我就分不清楚。在中国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区别，国际音标标的是一样的。她一天到晚就给我训练，慢慢也就琢磨出来了。但她性格有点怪僻，而且年龄太小，不想定下来，我也琢磨不透她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天她提出来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想分开一段。 分开以后，我又遇到了同一学校的艾格瑞，跟劳尔不一样。劳尔是艺术型的，比较伤感，也不知道为什么伤感，秋天色。艾格瑞一天到晚就是笑，春天的感觉。她想修医学院。夏天我在一个公司工作，她家正好在附近，有时就见面去玩。但她没有劳尔聪明，考医学院没录取，但笑脸总是充满阳光。 半年后劳尔又想回来继续跟我好，一下子我就不知道该跟谁好了，两个都在琢磨着。后来被艾格瑞发觉了，说我跟劳尔还有联系，她就跑到我的办公室跟我大吵一顿，说以后永远再不见我了，骂得我狗血喷头。好在劳尔还没发现，所以至少我是两个里面还留了一个。这就是我在波士顿的烂漫经历。 因为我们是来的第一批中国人，我毕业时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毕业，我找工作也是第一批毕业的中国科学家找工作。基本上这个“第一批”总是给我的绿灯多一点，所以我从来没有在事业上有什么困难。听到别的同胞诉苦，我很同情，可是我没有这种经历。 在波士顿二万元工资觉得不太来劲，我还想开好车，花销就大。正好我做研究生时的老板一直在一个石油勘探公司做顾问，他从我上学的第一年夏天就开始给我暑期工作，能挣挺多钱的。我记得第一次工作一个月两千四百元，一个研究生啊，真够爽的。所以我做得非常努力，一气做了三个半月，反正到那小地方也没什么事干，就在公司做研究工作，最后就变成了我的论文题目，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博士也拿到了。 1986年6月我妈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去接她，可我从来没跟我妈说过我有一个美国女朋友，见了面我才告诉她，我有个美国女朋友在家等着呢，一会能见着，我妈一下脸就白了。正好那天也晚了，劳尔就在我们家住下了。哎哟，我妈一夜没合眼。后来她跟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人家美国女孩也不吝。从那天开始，我妈渐渐意识到，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管我了，我在这方面有自由了。 我在这个石油勘探公司做了一年，（在离纽约比较近的一个小城市，很漂亮），可是除了工资好点，也没什么前途，以后就是技术打工了，而且每个周末都跑一趟波士顿找劳尔，觉得没劲。198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叫我来，我就来了，当助理教授，当时我才26岁。可是劳尔不想来这儿，我当时事业心比较强，一天到晚工作，也没顾上这事儿，所以就分手了。那时候我父母正好被调到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工作，我就联系到德国工作了一年。在德国对欧洲国家有了一些感受，和美国一样，特死板，但很可靠。西方国家不是一个层次，美国这个国家没有那么多的传统限制，相处比较容易。 1991年我30岁，找了一个美国女朋友，是在一个晚会上认识的，她当时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长得挺不错，挺开朗，笑眯眯的，我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她毕业后要进行资格考试，我帮她忙，慢慢关系就好起来了。她考完之后和她姐姐去欧洲散心，我正好在欧洲，就带她俩开车到处跑。在那以后，她就搬到我这儿住。过了一年多以后，我已经30出头了，就向她求婚，她答应了。她在一个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做律师，特别忙，周末也不例外。在她工作最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小青年跟她成了朋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男的说爱她爱的不得了，这女孩就变心了，把我扔了。那是1993年底的事，本来我们都已经订婚了，地点也选好了，在一起都住了两年多了，所以对我是第二次很大的打击，心情特别低沉。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很难回答，都是，也都不是。我想回答，中国是我的母亲国，美国是我的父亲国，我爱母亲也爱父亲，这两个并不矛盾。唯一矛盾的是，如果这两个国家打起来了，那我的心还是向着咱们祖国，在心理上、感情上还是对祖国有感情。 我低沉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上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做了三年研究工作，想把光在人体内的传播进行科学的描述，我一直想把这个成果作个成像，用近红外光，几乎是红光，比红光稍微浅一点，在人的纤维组织里传播，变成一种新的成像，显示出来，看看人的脑袋里是否有血块或乳房里是否有早期病变，用光来测。用X光不好，弄不好会产生癌症。三年来我一直想做这个成像，并且终于在1994年夏天做成了，挺大的一个成果，我特别高兴。我现在非常努力地想把这个成果商业化，把这个仪器做出来，作成一个新的医疗器械，拯救好多病人，救死扶伤。 我想建个公司，把这个技术发展起来，例如把核磁共振成像微型化，可以带到救护车里去等等，把很先进的物理技术转化到医学上，办成一个新型的国际化的医疗器械高科技公司，这就是我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