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
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倩，贫乏到没有责任心。但她又说：「譬如写文章上头，
我可是极负责任的。」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当时也说不上来。

但也随即得到了启发。是几天之后，我和一个由小党员做到大官的人闲谈，他
正经地并且看来是很好意地规劝我：应当积极，应当爱国，应当革命。我倦怠地答
道：「爱国全给人家爱去了，革命也全给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爱国了，不革
命了。」

正如鲁迅说的：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
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
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再遇见张爱玲的时候，我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这名称是不大
好的，╳╳╳╳╳╳╳╳╳╳╳╳╳╳╳╳╳╳╳╳╳╳╳╳╳╳╳╳╳╳╳╳╳
╳╳╳╳╳╳╳╳╳╳╳╳╳╳╳╳╳╳╳╳╳╳╳╳╳╳╳╳╳╳但也没有法子，
就马马虎虎承受这个名称吧。（编注：原文如此，想是经检查之故。）

说到「没有法子」和「马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水、池田两位谈天，他们很
惊奇这两句中国特有的流行语。我说这两句话是民国以来纔有的。几十年来，英雄
们来来去去，一个个摩拳擦掌，在那里救国救民。而人民，却只是赶着看热闹，你
问他游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号他也喊。回来问他怎么样？他说是「马马虎虎」。
但凡英雄们，无论是土著的，外来的，总是异口同声的叹气，对于这样的人民「没
有法子」。也幸亏这「马马虎虎」，人民纔不至于被骗光，使得英雄们作恶「没有
法子」作得澈底。

还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时也不妨听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当作余
兴。「到底是上海人」里赞扬上海人的这种聪明，与几乎具有魅惑性的幽默，但不
是俏皮。

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
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如今人总是把个人主义看做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
专有的东西，殊不知历史上无论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奴隶社会也好，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当它没落之际，都是个人被团体淹死，而人类被物
质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户，奴隶厌倦主人，主人也厌倦奴隶，生活的一角更沉
缅于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则是物的贫乏，使人心因为吝蔷而收缩。一切成为不可忍
受，如「论写作」里说的有一种「壅塞的忧伤」，人也「雾数」，物也「雾数」，
没有一桩顺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楼上去！」里说的「去接
近日月山川」，并且把物从阴暗的角隅里拖出来，拆散，一件件洗干净了，也得个
爽心悦目。苏格拉底与卢骚就是这么的要袪除氤氲于「雾数」的东西上头的神秘，
而诉之于理性。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卢骚还挑战地说：「我即使不比别人更好，
至少我是和别人不同的。」

讲到出走，她的一张照片，刊在「杂志」上的，是坐在池塘边，眼睛里有一种
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她笑说：「我看看都可怜相，好
像是挨了一棒。」她有个朋友说：「像是个奴隶，世代为奴隶。」我说：「题名就
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过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说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
的开始，世界于她是新鲜的，她自个儿有一种叛逆的喜悦。

但她和苏格拉底、卢骚他们都不同。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只是在解体中，后面
并没有新的时代，苏格拉底的理性没有现实的东西可以依附，随后是被吸收到基督
教里去了。尼罗时代的罗马也是有没落而无新生，如显克微支的「往何处去」里所
写的，人们倦怠于生活，盛行了讽刺，但终因时代没有前景，所以讽刺也渐渐稀薄，
成为无害的警句，过后是无结果地消失了。一时代的没落之后倘使随来的是空虚，
是开不出文学的花来的。

卢骚的时代却是有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前景的，所以卢骚对于旧时代是谴责，不
再用讽刺。他有「民约论」，有「爱弥儿」，替时代开了药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种。文学上从讽刺发展到谴责，再发展到对于新事物的
寻求，往往是经过一串长的程序的，而现在却是压缩在一起。例如鲁迅，在他同时
写的作品里就有讽刺，有谴责，有寻求，并且有开方。这是因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
在连续的革命与连续的反动之故。但鲁迅在开方上头是错了，他的参加左翼文学是
一个无比的损失。他是过早地放弃了他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旧时代的抗议者，
新时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时代的和谐中融解，却不是什么纪律或克制自己所能
消灭的。

鲁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讽刺没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虚挣扎，想归结
到有所寻求，但终于自己烧掉了死魂灵的后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鲁迅的讽刺
却是有寻求，所以能不受空虚的袭击，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鲁迅的收场也并不比托
尔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寻求者，但一开方，就变个枯竭的香客了。
鲁迅开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于宗教。而在过早地放弃个人主义上头，则鲁迅和
果戈理在晚年同样的被什么纪律所牺牲了。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
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
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
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
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得许多年青作家的创作力毁灭了，现代
杂志社的那些人，有的是从明丽的南欧留学回来的，带来一些鲜洁的空气，如同沾
着露水的花朵，刚刚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时代的阴暗给予文学的摧折真
是可惊的。没有摧折的是鲁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几年来，一派兵荒马乱，日子是更难过了，但时代的阴暗也正在渐渐袪
除。兵荒马乱，是终有一天要过去的，而传统的吓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
不能再恢复。这之际，人们有着过了危验期的病后那种平静的喜悦，虽然还是软绵
绵的没有气力，却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围了。而她正是代表这时代的新生的。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
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
而安稳的人生。

统治这世界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呢？「封锁」里的翠远，像教会派的少奶奶，她
知道自己生活得没有错，然而不快乐。她没有结婚，在电车上胆怯怯的接受了一个
男人的调情，原来在她的灵魂里也有爱，然而即刻成了秽亵，她吃惊，并且混乱了。
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个银行的职员，像乌壳虫似的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
想的时间。和那女人，不过是很偶然的戏剧化的一幕，但他从自己的一生中记忆起
了一些什么，使他烦恼，不满于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倾城之恋」里柳原与流苏的调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
柳原说的不错：「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世界是荒
凉的，并且太沉重了，他的机智与风趣只是萤火虫的微蓝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还有更低等的如「连环套」里霓喜过的那种日子。霓喜一个又一个的和男人姘
居，有如饥饿的人贪馋地没有选择地大嚼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也有滋养，不免伤了
肠胃，精致的东西不一定是伟大，但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柳原的光辉久后是要黯淡的。这光辉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
梁太太。梁太太一直过的高等调情的生活，越来越变成现实的浅薄的享乐，灵感褪
了色，只好加上腻与刺激，以浓浓的味使自己上瘾，并且欺骗自己，当作这里边有
着滋养。

这种靠不住的灵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锁记」里姜公馆的客厅是阴沉沉的，
姜公馆的男女一个个如同年深月久贴在屏风上绣出的鸟，没有歌唱，连抖动一下翅
膀的意思都永远没有了。即使加上腻与刺激也没有用，人后成了麻痹，如同「年青
的时候」里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亲，听绍兴戏的母亲，庸俗的姊姊，过的日子正如
绍兴戏的唱腔宽平面无表情，热闹的，眩晕的，不真实的。如同「花凋」里的郑先
生家，外面好看，里头姊妹们为了一件衣裳一双袜子费尽心机，几乎是返到原始的
生存竞争，并不比拾荒的孩子们的争吵更文明些。

是什么鞭子把人打成这样子可怜相的呢？是「年青的时候」里教科书的怆然告
诫自己：「无论什么事，都不可以大意。无论什么事，都不能称自己的心愿的。」
连惊叹号都没有，只是冷冷的逗点与句点。是「金锁记」里那沉重的黄金的枷锁。
总之是这世界上有着牵牵缠缠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伦理。

她谴责这些，而抚慰那被损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泪，不是悲怆的而是柔和的
眼泪洗净了人间。在「公寓生活纪趣」与「道路以目」里，她把事事物物养在水盂
里，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致的，明朗而亲切的。她拆卸了戏剧化的装饰，把人
类的感情揩拭干净，告诉他们衣着的美，吃食的美，告诉他们怎样听幼稚的弟弟讲
故事：「他还没说完，我已经大笑起来，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当作小玩意。」

但这些都是个人的。倘或集团相处又怎样呢？「到底是上海人」里她赞美上海
人的聪明，那种把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也当作一个小玩意的风趣。不过事实本
身并没有她的这说明那样好。她另有她所寻求的。「论写作」里她神往于申曲：「
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
安天下，武官上马定乾坤」那种时代，如南星的散文里有一句：「午后庭院里的阳
光是安稳的」，真是思之令人泪落。但她不能开方，她是止于伟大的寻求。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
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至此忽然记起了郭沫
若的女神里的「不周山」，黄帝与共工大杀一遍之后，战场上变得静寂了，这时来
了一群女神，以她们的抚爱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这样，是人的发现与物的发现
者。

（※本文原发表于「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国三十三年五、六月
出刊〔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