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北：《跨国跨族的情爱之道》新书出版及发布 |
| 送交者: 寄北 2011年08月13日20:56:54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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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跨族的情爱之道 The Tao of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s 陈红韵和叶兹主编 加加拿大大大出版社 序 陈红韵和叶兹 是什么能够把种族之间的歧视，偏见，成见一起消灭掉？答案不是战争，不是打斗，不是争吵，而是爱情和婚姻：当两个有着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愿意在一起耐心地，包容地，理解地对待彼此的不同，两个人的不同便有机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同来，这个世界也就因此会多出一份美丽，一份和谐（美国也因此会多一两个奥巴马）。当然这条路上不会只有鲜花和坦途；这条路上的障碍很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多：不久前跨族婚姻这个话题还是个禁忌；甚至现在，谈论的人也不多。于是，很多人都急切地盼望读到跨国跨族关系方面的作品，有的是希望给他们现在或将来的跨国跨族关系作一点指导、一点借鉴，有的是搞社会学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数据和案例，有的纯粹是好奇，也许还带一点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二零一零年举办了《跨国跨族之情和爱》征文比赛。很快，我们就收到近三十位作者高质量的文章，内容涉及跨国跨族关系遇到的几乎所有差异：文化、饮食、金钱、性、小孩及父母关系等等等等。我们给前三名颁发了奖状并将二十四位作者的真实的或源于真实的酸甜和苦辣，欢笑和哭泣编辑成此书并翻译成英文。我们相信本书将带给所有那些有心寻找答案的人一个会心的微笑。 我们在此鸣谢本次有奖征文赛评委：原加华作家协会主席、世界华人女作家协会现任秘书长、作家刘慧琴女士，加拿大国际教育文化基金会理事长、作家李安，北美多元文化基金会副会长、世界华人女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家王海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家协会、中国华裔作家协会会员、理事申惠辉，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星岛日报》专栏作家曾晓文的义务奉献。我们同时感谢Julia Yu和陈秀雅女士对本次征文赛的慷慨赞助。我们并感谢本书的所有作者的积极参与及本书英文翻译之一陈红柳女士的辛勤工作。 前言 Jan W. Walls （王建）博士 据二零零六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近三十万加拿大人与异族通婚或是存在事实婚姻，比二零零一年增长了近百分之三十（来源：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的环球邮报）。预计这个数字还将加速地继续增长，因为我们的城市人口在文化和种族上的多样性越来越明显。当种族各异的年轻人成为同学、同事、或邻居而互相关联，互相学习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彼此的差别并非那么神秘、深不可测、或让人害怕，而是相当有趣甚至令人兴奋。同时，他们还会发现彼此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在课堂上，他们在学习新东西方面得对付同样的挑战，而因此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要比自己或父母想象的多得多；他们会发现自己就像中国人常讲的在“同舟共济”。他们找到彼此的共同点越多，他们对彼此间的差异的关注就会越少，他们就越不会犹豫去形成更长久，更密切的关系。 基于上述的统计，或者说极可能的新潮流，《跨国跨族的情爱之道》这本涵盖近年来个体在跨文化或跨族关系方面的经验之谈的书之出版是备受欢迎的；不论是研究社会学的学生还是那些正打算或已经拥有异族婚姻的人们都将发现它非常有用。当我还是个小伙子时，“异族婚姻”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新教徒之间的婚姻，或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犹太人的婚姻；尽管没有受到禁止，它们却绝不被鼓励。而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以前不仅在美国遭到反对，事实上还在许多州里被视为非法。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最高法院才宣布这种歧视违反宪法。可是现在，看看变化有多大！ 我忍不住要在这本内容丰富的文选里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建议：一九六五年，我在印第安那大学读研究生，主修中国语言和文学，副修日本和亚洲民俗。在那之前，自高中时代起，我陆陆续续约会过很多女孩子，甚至在不同时间段和一、两个女孩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但他们都是只说英文的白种人；我从没跟有亚洲血统的女孩约会过。入学第一天，我发现一个拿着极富威望的福布莱特奖学金、研究比较文学的年轻中国女孩和我在同一个研讨小组。那个组很小，所以我有机会仔细观察她—看她怎么和其他人交流，怎么应付课堂上复杂的问题，她的幽默感等等等等。她开始让我着迷，所以有一天我请了她在课后去喝咖啡，“讨论一些阅读作业里出现的问题”。我们谈得非常愉快，以至于后来从课后咖啡升级到约会，然后订婚，然后在一年之内结婚。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注意到我们恋爱和结婚的动机和过程跟那些有非跨族关系的人有多大的不同。 今年春天（二零一一），我们庆祝了我们的四十五结婚周年纪念。为什么我们的婚姻能够维持这么久？我们的原因跟别的婚姻持久的原因没有区别：良好的沟通技巧、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兴趣、共同的生活目标、真心尊重作为个体的彼此、以及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如果发生“文化差异”，我们就不断重复一句中国谚语：“殊途同归”。最重要的，我们把我们的婚姻看作是两个互相理解、互相托付、互相爱慕和互相关怀的个体的融合，而不是两个不同文化或种族产品的结合。我们把我们之间的差异—个体或文化上的—看成是婚姻生活中的调料。所以，我们这两个个体的关系虽然在可以看见的表面上有差异，但核心却是爱。 为差异干杯！为共性干杯！ 二零一一年四月 目录 “四季词汇”教授和小爱人Joanne Ford 翻译陈苏云 二泉映月双歧杆君
能把种族之间的歧视、偏见、成见一起消灭掉的不是打斗和争吵，而是爱情和婚姻：当两个肤色、文化、语言皆不同的人愿意在一起耐心地、包容地、理解地对待彼此的不同，他们便有机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同来；这个世界也因此会多出一份美丽、一份和谐。当然这条路上不会只有鲜花和坦途；这条路上的障碍很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多：不久前跨族婚姻这个话题还是个禁忌。于是，不少人盼望着能读到这方面的作品，希望给他们现在或将来的跨国跨族关系作一点指导、一点借鉴。本书正是为满足这些需求而做的努力；里面二十四位作者关于跨国跨族关系的酸甜和苦辣、欢笑和哭泣将带给所有那些有心寻找答案的人一个会心的微笑。 【关于编者和译者】 J. Michael Yates（叶兹）：著名诗人、作家、教授。叶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是密西根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作为文学界一个极其独特的声音，他的作品面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翻译、哲学散文等诸多领域。他亦多次获奖，包括有名的ＨＯＰＷＯＯＤ奖（诗歌和戏剧两项）及密苏里大学的终生成就奖。 陈红韵（笔名寄北）：网上著名作家，原籍江西临川，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M.D.）和新布朗威克大学（Ph.D.）。她自1995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国内外中英文报纸和多种电子杂志，其中一些在加拿大和美国获奖。 陈红柳：红韵的小妹，曾就读于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商业管理系。在杭州一家法国公司从事现场翻译数年，最爱的还是哲学和文学。平时喜欢舞文弄墨，偶有文章见诸报端，还是个足球迷。 【赞美】 这本涵盖近年来个体在跨文化或跨族关系方面的经验之谈的书之出版是备受欢迎的；不论是研究社会学的学生还是那些正打算或已经拥有异族婚姻的人们都将发现它非常有用。—Dr. Jan W. Walls（王建教授），本拿比 这些跨国跨族关系的故事告诉读者如何处理由族裔差异引起的各种冲突，涉及中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瑞典人、日本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讲英语和讲法语两种）等等，非常有趣，非常有教育性，且发人深省。—李国宝，温哥华 我的妻子来自中国；我们对这样一本书期待已久。—Giancarlo Polozzi，蒙特利尔 这是一本我打算在2012年我的族裔研究课上使用的书。—陈胡安教授，长青大学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博士生，我研究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已有一些年头。我还没在任何别的地方看到比此书将族裔差异表达得更生动更明确的。—Audrey Askew，奥尔堡大学。 页数263,ISBN 978-0-9808971-6-6 （中文版）, 页数294,ISBN 978-0-9808971-7-3 （英文版）零售价$35.00,电子版$9.99。欲购请至www.cacanadadada.com “四季词汇”教授和小爱人 Joanne Ford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那时正处于威胁到美国地位的经济发展强劲时期，不但四处收购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在科技上做出重大的创新，还出手阔绰地抢购猫王的个人纪念物品、凡高的画作、以及大量收购纽约的摩天大楼。在电影界，《空手道小子》击败了史泰龙的《洛克》，肖恩·康纳利扮演的穿着阿玛尼服装的白发詹姆斯·邦德变成了在《升起的太阳》里的大商社武士。 从我和Hiroshi Uehara的相遇到我们最终结为夫妻，冥冥之中都像是有命运之手在操纵。他一九六二年出生在东京，那时我正高中毕业，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求学。我们之间除了远隔重洋以外还有十九年的距离。我们能够相遇甚至结合实在是机缘巧合。 我在俄亥俄东南部的一个小学院教英文时他来到美国读书，不过不是俄亥俄，而是特兰大。不过，那时亚特兰大的日本学生都知道俄亥俄的里奥·格兰德学院：学生来我们这学语言我们也给正式学分，因而十年来无数东方学生蜂拥而至，给我们学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Hiroshi还不是通过这种渠道来到里奥学院和我走到一起的－他走的是另外一条更奇怪更宿命的路。他在亚特兰大的一个音乐学校里“没有干好”：他在那白天学习歌剧，晚上流连于亚特兰大的各个迪厅，最后他发现自己被“踢出来”了。结果他就潇洒地从中西部一路走来，沿途观光，宿在摩门教徒家里以节约开支（关于这次旅行他没有告知父母）。 他走过了我们小小的里奥·格兰德学院牌子，来到隔了一个街区的里奥·格兰德村。本来他可以继续前进的，但是他太饿了，又看见一个模样像是东方人的学生穿过马路往鲍勃·伊万的农庄饭店走去。他停下来借问是否附近有任何供应东方菜肴的饭馆，结果欣喜地发现那家伙碰巧是东京老乡。该老乡热情地邀请他去住处吃“便当”（也即午餐，通常盛装在一个特别制作的漆器盘里）。他们一边吃，一边聊，越聊越投机。在Hiro-shi后来的里奥岁月里，Yo Goto成了他无话不谈的好朋友。Yo把我们学院的ESL课程大大赞美了一番，并告诉Hiroshi虽然我们没有音乐系让他继续他的歌剧学业，但有一个超强的剧团，及一个没什么人能比的乐队指挥。 Hiroshi立刻决定申请入学，主修英语，兼修音乐。他歌剧般的嗓音在剧团的喜剧小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那训练有素的嗓音一爆发，能震惊所有人，因为他唱出的是肥胖的大女人才能唱出的男高音。大家都觉得这声音太棒了，特别是它来自于一个小男人。 在一群身穿法兰绒的农村来的男孩和吃玉米长大的女孩当中，他不难被发现。他有着独特的艺术家品位，平时打扮得像东京的时髦男性。还有他的头发。他留的是比利式偶像朋克头：金色的莫哈克发型加上另一边的黑色井字形。他修了我所有的大学二年级和初级的英国文学课程，我当然一下子就注意到他了。 在文学创作课上，我们提到了俳句（Hai-kun）。他对俳句的认识很传统，并不屈服于我的激进理论：我认为不用那些“四季词汇”而用其它任何字词也能得到一个和佛祖悟道的瞬间或某个特殊事件同等的那种永恒的感觉（比如无限的宇宙或广阔的历史性时间段等）。“四季词汇”用日语是“Kigo”,他因此戏弄地称我为“Kigo教授”。他还告诉我“cun”是“小亲爱的或小爱人之类的昵称。下次我在校园里看见他时就回称他为“Hai-kun”。也因此多年来我们就这样互相亲昵地称呼彼此。 我们最开始是朋友－一见如故的那种朋友，就好像我们在生命里早就认识了彼此。我那时最好的女朋友，宝娜·汤普森博士，比我年轻八岁，因此只比Hiroshi小十一岁。她是一个金发碧眼令人着迷的女人，像极了格蕾丝·凯莉。宝娜是Hiroshi感兴趣的第一个对象（他向我承认他希望获得她炽热的爱的同时也能得到一张绿卡）。 我同意替他打探一下看宝娜会不会有兴趣跟一个学生－特别是他－约会。结果我发现她对一个将来想做卢西罗·帕瓦罗蒂的日本男子毫无兴趣。她只和计算机呆子和律师约会－所以，被拒绝后，Hiroshi把他那渴望绿卡的眼睛转向了他的第二选择－我。 我对他来说绝对是太老了（日本人认为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而只有年轻女人才能生孩子；他们在这点上非常挑剔），而且他还就是喜欢高雅的金发美女，而不是有着一头长长黑发的，就像他老家那些女孩子一样的老嬉皮我。不过，我的确热爱歌剧（而宝娜不），我还喜欢朋克（宝娜也不），所以我们在一起乐子可不少。 我想我是在Hiroshi上我的比较文学课时写了篇关于《发条橙》里面的阿历克斯的论文后开始爱上他的。这是一本由安东尼·伯格斯写的小说。Hiroshi把贝多芬和阿历克斯进行了比较，写出了他们都是如何异常活跃，思想前卫。这是我看过的关于《发条橙》的最好的论文。 Hiroshi对语言和音乐都有艺术家的敏感。我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其中乐趣之一就是看他即兴创作或是借鉴单词。到现在我还在用的有两个词。一次我们看了一部由卢西罗·帕瓦罗蒂主演的电影，叫《是的，乔治安！》。电影里帕瓦罗蒂扮演一个名叫乔治安·菲尼的歌剧演唱家。看完电影后每次Hiroshi做完什么事情后就会大喊：“乔治安，干完了！！！”就在昨天，在健身馆做完运动后，我还喘着气说，“乔治安，干完了！！！”他创造的第二个单词也来源于一个人名。我班上有个很搞笑的学生叫鲁尼·普林斯。Horishi每次拉什么东西或被什么东西拉住了的时候就说鲁尼·普林斯。 我和Hiroshi没有生小孩，但我们养了很多猫。结婚时我已经有一只了。我把那团黑色的东西称为拉斯科利尼科夫（《罪与罚》主人公），一般会以拉斯科或斯科夫的名字传唤它。后来我们就越买越多，而给它们取名就成了Hiroshi的任务。 有一只是我们从网球场找到的－她是我见过的最丑的猫；如果我们不把她带回家，也许她就一辈子待在野外了。他立刻给她取了个名叫“另一只猫”，我把它变成了更柔美点的“灵猫”。灵猫死于车祸，她的后继者就被Hiroshi称为“Extra Cat（额外的猫）”。这名字有好几层面的意思：因为她是只虎猫，而日语的虎就是“Tra”，所以她又成了X-虎猫。灵猫死后，我们就不再允许猫们到处自由地跑。不过，既然他们喜欢去户外，我们就养成了遛猫的习惯。我们用长长的晾衣绳牵着他们去散步，这样他们就可以远远地跑在我们前头去寻找“猎物”了。我们在我的房子后面的树林里到处被这样“鲁尼·普林斯着”后来就变成了珍贵的记忆：Hiroshi和“额外的猫”难分难舍，而我总得尽全力去控制那团十八磅黑球的自由意志。 在十四年有余的婚姻生活中，我们有过多次的文化上的误解，不过都没有第一次来得尴尬。我们结婚时我因为不懂日本文化，有过一个大大的失礼，以致于现在想起来我还会脸红。Hiroshi在我们订婚后不久告诉我说，他的父母希望送我一件结婚礼物，问我喜欢什么样子的礼物。 我有个表兄，比我年纪大，参加过韩战，在去日本度假的时候，给我妈妈买了件“kimono(和服)”，我非常喜欢。我猜它不过是带和服式长袖的丝绸长袍；虽然它是用丝绸做的，质量很好，但应该不会花费一大笔钱。所以，当Horishi问起时，我就天真地请求要一件和服，想着蜜月时穿着会很漂亮。 当我们收到这件礼物时，Hiroshi解释说它花了相当于一辆美国小汽车的价钱，是“真货”。它非常棒，厚重厚重的黑色丝绸，带着银色的星云似的宇宙涡流图案。它的整套装备还包括日式木屐、内衣、和钱包；设计师还“奉送”一套夏装。因为原装正版的和服非常昂贵，日本商人就用这种方法来回报客户。 Hiroshi还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个银行家，母亲是个保险公司的高管，他们能够付得起这个礼物，也很高兴我要的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象征。听了这些后，我心里真是感激万分。 我怎么能感谢他们送我一件如此细心，如此美丽，又如此昂贵的礼物呢？我拿出纸笔，给他们写了封俳句式的感谢信（没有运用四季词汇）： 多少个世纪的丝绸 把笔直弯成一个鞠躬 黑眼睛里升起了微笑 Hiroshi用了三页纸的日文来翻译这几句话。真不容易啊。不过我确定他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无限感激之情。 蜜月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多姿多彩，跌宕起伏。有两家报纸刊登了有关我们这对奇怪的跨族夫妻的文章。我们先是去了纽约的大都市歌剧院和格林威治村里面的朋克发廊。在那我把头发剪成了琼·贝兹式的嬉皮发型，并做了安妮·勒诺克斯式的染发，剩一黑长辫子在我头部的一边不对称地晃动。这可是发型师在Hiroshi的指导下完成的。 他对剪出来的效果非常满意，而我瘫在椅子里因失落而哭泣。就在那里一个纽约邮报的记者发现了我们，并写出了一个来自俄亥俄的教授在格林威治村里变成朋克以及她的唱歌剧的日本丈夫的故事。 下一站我们去了蒙特利尔，在那里我们和我大学时期的密友路易莎·斯格尔见了面。她那时已是一个有名的摄影家和电影人。我们和她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她得去参一个国际电影节，因此她把我们当作她的客人一起带了去。我们再一次吸引了媒体。路易莎后来给我们寄的报道是这样说的：“本电影节上最有趣的夫妻，不是马塞洛和索菲亚，而是一对来自日本和俄亥俄的旅客；他们刚刚结婚。”那个记者不能去参加在蒙特利尔郊外举行的“休逸·路易斯与新闻”音乐会，所以把媒体座位的两张好票子送给了我们。我们于是离开电影节去观赏音乐会了。 婚后第二年我的体重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几乎有130磅。这都要归咎于Hiroshi的厨艺。他热爱下厨，喜欢煮日本菜和米饭（那香甜的白米饭能在我的嘴里融化）。我特喜欢帮他一起用我们新买的电饭煲煮米饭：我帮他洗米，洗到手发疼，而冰冷的水从乳白变透明。也许如果我最爱的日本食物是寿司的话，我不会长那么胖，但加利福尼亚卷是我唯一喜欢的寿司种类。 我最中意的日本食物是猪排饭。猪肉是瘦的，涂了面糊后煎好吃。我还喜欢他放在上面的甜鸡蛋和使我的味蕾像迈克·杰克逊一样跳太空舞的美味得无法形容的酱汁。我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每个小时都吃他做的猪排饭。唉，我太想念它了。甚至当我到大城市里的高级日本料理饭馆用餐，还是发现他们没法做出他做的味道。 我们结婚的头五至七年里，Hiroshi没有让我赤脚和怀孕，却让我不停地动及头朝下（确实是头朝下：他爱我的最佳表达就是把我的头朝下放）。我那时已过了四十，想着让生活的脚步慢下来，而他却是一个超级活跃的二十三岁的小年轻。 他爱好参加网球赛、歌剧活动、摇滚音乐会（大卫·李·罗斯的、大卫·鲍伊的、麦当娜的、尤利斯米克丝的、罗杰·沃特斯的、平克·弗洛伊德的、和王子的）。他还喜欢蹦迪（我不喜欢）。他最喜欢的是在炎热的夏夜里午夜的灯光下打网球。难怪近几年来我在晚上八点就上床了，而过去近十五年里我从没有在凌晨三点前睡过觉。 我们在一起时的另一件难忘的事跟唱歌有关。我不是说他每天晚上能把屋顶掀翻似地练习咏叹调直到拂晓，而是他教我和他一起唱一些歌。我从没有学会说/写日语－我太懒了－但我的确知道那些美妙儿歌里的许多单词、词组、甚至全部歌词。Hiroshi不仅爱唱歌剧，也唱那些他在孩提时代从学校里学来的歌。我记得每次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唱那首“Pichi, pichi chapu, chapu”（又或者是Chopu Chopu？）。 一个满月的夜晚，我们从辛辛那提开车回家－我想我们是去一个酒吧看了一台人妖舞，或是参加完一场网球赛。他在路上指给我看天上月亮里的玉兔，并教我唱“Usagi”(兔)这首歌。歌里那长长的伤感的空音，让人觉得仿佛听到了竹笛的吹奏（其实不是）。 还有在哥伦布市日本牛排餐厅的生日晚宴。Hiroshi和那的老板成了朋友，所以他们也到我们的桌上畅聊。如果是我生日，我们就会拿出鼓来一边敲“啪啪伦啪，啪啪伦啪”，一边唱“Odori odoru nara, Choito Tokyo, On do. Yoi. Yoi.”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反对跨族通婚的丑陋现象。在里奥·格兰德，虽然到处都是乡下人，可是他们都能接受我们，而在我的母校，也是Hiroshi后来拿到艺术硕士的地方，却居然不一样。我们一次度假去了俄亥俄大学所在地雅典的一个酒吧；那里以多样化和文化著名，但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一群肌肉结实的男孩到我们的桌前来挑衅，就因为他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日本人接管了美国”。Hiroshi虽然身高仅五英尺五英寸，体重130磅，却跳了起来，要跟他们干架。他们一看他的架势，退了。他有时候还真可以很勇猛。一般而言我不是很喜欢他的武士倾向－但是那天我服了他。 还有几个晚上他也把他的武士脸露了出来。有段时间，我们被一群中学流氓打来的骚扰电话弄得疲惫不堪。他们不知怎么搞明白了我们就是那对他们有时在超市和街上看到过的奇怪夫妇。惯常在晚上唱歌的Hiroshi因此开始了和那些讨厌鬼的漫长的舌战，直到有一天的凌晨三或四点左右，他把我叫醒，让我跟他去一当地影院的停车场。原来他已挑战那群人来面对面跟他交锋。我看见他把墙上的武士刀取下来时很不安。当我慢慢穿上衣服赶走睡意时，眼前浮现了第二天当地的加利波利斯论坛报的头条新闻：四个砍下的头颅在停车场被发现！不过，谢天谢地，他们没有露面，而骚扰电话也从此绝了迹。 Hiroshi肯定是更像一个武士而不是禅宗大师，不过武士刀的故事让我想起一个他一两年前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故事。 我们的婚姻解体的那会儿，他搬去了纽约追寻他的歌剧事业－这一梦想没有实现（他的高“C”音有时唱得出有时唱不出，他又不肯学习假音技巧来让他达到专业演出水平）。尽管一个声音可以经过训练变得丰富，男高音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不过，他还是从某些独立的日本公司及城里的门斯音乐学院的一个剧团那得到演出机会－以及跟合唱团一起在新年庆贺晚会上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他还在日本航空公司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位置：卖团体票给剧团。比如百老汇要去日本演出或是芭蕾舞团或是交响乐团要带一大批人和乐器飞去日本，他就负责安排航班和住宿。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回日本看望父母。他的父亲已患老年痴呆症数年，他很高兴能帮他母亲一起照料父亲。这个工作是“销售”，肯定伤害了他的艺术灵魂，不过它至少可以使他和艺术界保持联系，他也因此交了不少音乐家和剧院工作者的朋友。 我绕这么长的弯子就是要讲他告诉我的“武士和禅宗”的故事。他说，他最近帮一个禅宗研习团订了一趟飞往日本的航班；那些人要去面见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师并听他做一系列讲座。他们想劝说Hiroshi也加入这个流派，并邀请了他去他们的庙里一起就餐（Hiroshi酷爱哲学辩论，很享受和摩门教徒的几次交锋－有次我跟他去教堂，他和他们争论了一大通关于一夫多妻制和黑人的问题）。 所以他就跟他的禅宗朋友争论佛教（他对此一无所知）并极力贬低他们的精神领袖。他把自己逼进了某个逻辑上的死胡同无法脱身，结果他气坏了－而非常有禅意的是－他沉默了很久（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突然起身，径直走到他们神圣的大师画像前，在那平静的面容上画了一把胡子和山羊须。 会众们震惊得不知所措，然后他们的领头人站起来，把他的身体挡在那个圣像和Hiroshi这个亵渎神灵的坏蛋之间。那家伙“摆出了一个姿势”－我想Hiroshi说的是空手道。Hiroshi呢？他什么也没做，盯着那人半天后向后转，走了。 所有的信徒们都目瞪口呆。一星期后当Hiroshi以为会收到一张账单要他赔偿对肖像的破坏时，他接到一个电话说，大家开了个会，意见一致地决定不再拜以前的大师，而虔诚地希望成为Hiroshi的弟子－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比他们的大师曾经说的或做的任何事都更让他们有所启迪。他大笑着把电话挂断。 好样的，我的小爱人！ 我相当确定的是，我们的婚姻对Hiroshi来说是很挫败的。我不认为这和我们的种族差异有关。相反，我觉得是我们的“个人走向”最终把我们分开的。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事事都要全力以赴。从星座上讲，他是处女座，而我是射手座。我一说“随便”，他就要抓狂。现在他不在了，我终于可以不必天天打扫房间，感觉自由多了。 我们的婚姻最后解体跟我们双方都有关系。我那时在读博士。我二十年前就想着拿这个学位了，所以拼命地赶我的博士论文。只是如此一来，我没了时间陪他玩，只好把他留给了我的学生们。其中一个女孩和他年纪相仿，和他一样好动，因此自然而然，事情就发生了，而我发现时已太迟。结果呢，他搬去了纽约，而我没跟去。不久后他又有了另一个女朋友，是个日本人。她怀了孕，他如果还没离婚就说不过去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分道扬镳了。因为没有小孩，我们没有争论不休带给彼此大的伤害。 过去十年来他一直住在纽约，不过是和另一个日本女孩。我想他已经安定下来，过得不错－只是他还是每个月都会打电话来，如果我某一天不在人世了他也将继承我所有的一切，尽管不是很多；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始终会是最好的朋友。就在今天，我还收到纽约来的爱心包裹，里面装着不少新泽西的日本超市里买来的食物。 虽然每天都用日语说“我爱你”说了十四年，我现在已不记得怎么说了。我能记得的是怎么说“新年快乐！”也许是因为他的父母总是在新年那天打电话来，而我得记住怎样准确地说出“Akemashite omedeto gozaimasu!” 我们婚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我是一个中国女孩的老师；她是一个网球冠军。梦里有句话我醒后久久不能挥去。我不知道我是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这句话呢还是自己在梦里创造了它。这句话是：“东方人形成密切而持久的关系。”在教学和对梦的理解方面我都是弗洛伊德派的，我倾向于自己解释自己做的梦。那时的我确定那句话有性的暗示或是有双重意味，跟Hiroshi超强的性能力有关，可现在经过那么多年后，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个跟精神的结合有关的卡尔·荣之类的梦。 乔治安，干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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