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南錢串胡同時，王雅蘭大姐熱情地接待我，她還問候了我的妻子，說明她記性好，她還記得那時常到她家串門的婦聯幹部——我的妻子。“一戶侯廬”的庭院裡有幾家街坊，侯老和他們相處得很好。侯老在自己的門口種了幾盆花木。有幾盆鬱金香，有一盆用竹籤插着“玉帶紫袍”，侯老對我說：“我自己起的。”

門上有副清嘉慶時曾任左都御史姚元之寫的木框對聯：

　　　　　　　　　　萬里聲名班定遠

　　　　　　　　　　百年富貴郭汾陽

屋內西牆掛着胡□青大姐為侯老六十大壽時畫的六隻大壽桃，題名《仙桃慶壽圖》。還有一張粉碎“四人幫”後漫畫家方成等人畫的螃蟹、酒、菊圖。牆正中掛過方成為侯老畫的漫畫像，或彩色油畫肖像。東牆角上還掛着一隻風箏，這是侯老收藏的。有一次他興致勃勃地從茶几下面掏出只大口袋，裡面摺疊着一隻散裝的紙鳶，拼裝起來還是只挺大的老鷹。侯老告訴我，這是著名工藝家吳梅園製作的珍品。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６日，我第一次跨進“一戶侯廬”的門檻，從此開始了長達三年的錄音、記錄、整理的工作。侯老是有充分準備的，他每次口述都有一份詳細的提綱，口述時精神集中，神氣充足，和我有問有答地談論着。

我們的工作進展是順利的。當《自傳》的第一部分“我的童年”發表在北京市政協主編的《文史資料選編》上後，很快，《浙江日報》、《解放日報》、天津《新蕾》雜誌、《半月談》等刊物就紛紛轉載，不少機關也約侯老去作報告，講他的家世。“侯寶林寫《自傳》啦！”已成為社會上爭相傳誦、風行一時的消息。有些讀者在讀了第一部分後，也來信問我們：“下一期什麼時候出版？”一開始，常常是我主動約侯老商量錄音的時間，到１９８２年間，侯老已感到出版《自傳》對他的壓力，增加了他的責任感，反而主動給我打電話：

“老葉，你什麼時候來呀？”

我難忘我倆談話錄音時那種全神貫注、親密無間的氣氛。每次我去，侯老都已為我準備好香茗，他在一隻保溫瓶中先為我沏好一個茶底，然後沏第二次，遞給我時鄭重其事地對我說：

“給您燜過了！”

或說：“給您沏第二回了！”

有時他還為我另準備好一隻茶杯，把茶往兩隻茶杯里倒來倒去，為了讓茶葉舒展得好一些，這種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讓我感到極為親切。有時他還難免感慨地對我說：

“這茶葉過去也就賣幾角，現在賣到六元一兩了。”

每當我整理好一段文字，送去請他校閱修改時，他幾乎總是要這樣說：

“幹嘛您親自抄呀！以後您不要自己抄了，找個人抄就可以了。”

我總得向他解釋，因為我的初稿字跡潦草，別人看不清楚，還是自己抄的好。每當我去錄音或送稿件或請教問題完後從他家出來的時候，這時正是中午，或下午，或晚上，他總要親自送到小院門口，怎麼攔也是攔不住的。有時他還要向我解釋一下：

“今晚我要去觀摩開封大馬戲團的演出，恕不遠送了。”

１９８２年７月，《侯寶林自傳》的第五部分刊於《文史資料選編》第十三輯上，至此《自傳》已全部刊完，寫作也就告一段落了。侯老殷勤地告我，今後常到他那裡去，他非常滿意這一時期的合作。我也覺得這一階段的工作得益匪淺，使我獲得了一個向大師學習的極好機會。侯老送給了我《侯寶林說相聲》、《侯寶林和他的相聲藝術》等幾本書，還有一張他和郭全寶說相聲時合拍的照片，他自己說這是單為我挑選的。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這時候老已經遷到木樨地，後海故居成了子女的寓所，但是有時為了寫作方便，他仍在後海那裡居住。以後幾年內，我有時過年過節去看望侯老，侯老儘管很忙，每次都接待我。每次還都饒有興趣地回憶起我倆關於《自傳》美好的合作。
-劉梓鈺

（１９９３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