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

　　星期五晚上我走之前要去上网，杨就陪我去了。我们出发没有告诉吴，和其他人也说得含含糊糊，因为我没有要和更多人出行的打算，但我弟本想和我们一起走。毕竟是春节，大家都要过得高兴一点。

　　我一心想去圣彼得堡。

　　我在网上看到了好好死去的消息。我觉得非常奇怪。一九九九年我认识了好好，我们在网上玩，他那时的名字是“好好先生”，有时候叫“短刀”，有时候叫“十三郎”，他的真姓名是杨杨，他给我打电话，很重的南方口音，他常常很孩子气，忠心耿耿，他总是维护我，因为我是他的师傅。我不记得怎么就成了他的师傅了，我何德何能成了好好的师傅，我对他也不够好，很多时候我总想着我自己的事，有时我什么也没想，百无聊赖，又有点漠然。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死掉。我和他认识的时间差不多和认识Ｄ的一样长，那时我们在恋爱。像小孩一样执拗和冲动的好好偶尔忧郁深沉。但是他不说。这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他陪了我很久，Ｄ不再和我们一起以后，他还是跟着我，其实我也是个孤儿，也许好好他知道。我的好好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带着我的骄傲和他和他的善良又那样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那时叫“污七抹黑”。他们说那是自杀，开的煤气。二零零二年二月八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瘦小的，风吹雨打的那样一个年轻人。

　　为什么呢？我一开始想。还想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事实就是好好死了而我活着，且要活下去的。多说无益。我得好好活着。我被坚固的事实牢牢摄住。

　　我买了出地铁站见到的第一束花，黄色菊花。

　　到列宁格勒站被告知当晚车票已售完。我想找个吧在那儿待到次日一早再去圣彼得堡，被杨拒绝了。她一定要走，哪儿都成，像那些金环城镇。我怎么都提不起兴趣，中世纪风貌也好，什么也好，总是那样的教堂，看多了不免乏味。去哪儿都差不多。我们买了最快出发的车票，是去雅罗斯拉夫尔的，那原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通商驿站，接待从白海阿尔汗格尔斯克来的英国和荷兰商人，１３世纪和１６世纪，贸易给它带来了财富。十分钟后车开了。

　　我抱着我的花爬上铺睡了三个小时。半夜三点，我们站在雅罗斯拉夫尔的某个位置，我认为河流在前方，出于谨慎还是向面包小店的人询问：“河在哪？”

　　“哪一条？”

　　“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就在前方，“步行？那很远的。”那人说。我说没关系。走去哪儿去我都不会觉得太远了。

　　街旁树上的鸟儿在那儿唧唧咕咕地叫，叫声古里古怪，像一些穿橡皮鞋子的小人儿在半空的场地上跑过来跑过去摩擦发出的声音。菊花像剑那样在空气里生锈，散发清淡的湿漉漉的香气。

　　我们推门走进一间小食品店，买冰淇淋，并再次问：“河在哪？”这时谢尔盖·加多夫科努朝我眨了一下他的绿眼睛。

　　我们回到街上，那人追了上来，还有他的另一个朋友。就这样他们把我们引到午夜的河边，经过潮湿的街道、生疏支离的语言、融雪的溪流、戏剧和灼热的长明火（火苗迎着若有若无的雨点舞动着，他的手指梳理和引诱它，随后为我取暖），河是平静的。我又轻快又绝望。他把我抱过雪太多的路，一会儿我像羽毛那么轻，一会儿我重极了，他得费老大的劲儿才能不把我扔进水里。后来他拒绝说英语，他说他不会英语不会汉语也不会俄语，他拉我奔跑着赶上一辆林间开来的有轨电车。他念了很多很多的诗，令我非常愉快，我一个字也不懂。干杯的时候说为相逢为友谊为爱为中国新年为戏剧为黎明为骆驼。

　　（深夜，在玛格丽特手里拿着令人厌恶和惊惶不安的黄色花朵，她说，如若这相遇未曾发生，她便毒死自己，为她的生命是空的。）

　　（薇罗妮卡决定去死。）

　　（人们将称之为持蓝色勿忘我的疯女人。）

　　“为什么你拿着花呢？”他问。

　　为什么呢？

　　他给我念诗，亲吻，还有长久的凝视，转眼竟八小时过去。像舞台上的事，一辈子不翼而飞。“持续——瞬息。”（——茨薇妲耶娃）。我脑子里盘漩着成千上万的事，像米格飞机坠海，“米格”——瞬息。跳舞时听到他说他爱我。我说不。他说他爱我：我爱你，为什么呢？求你了。我说不。他说了一堆话，说：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再说。我只好说知道。他忧伤地蹙着眉头，湿润的绿眼睛动人极了，他说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爱你，然而为什么呢？”

　　我被我领会和辨别不出那样一个意义的力不从心感搞得有点懊丧，觉得被斯芬克斯式的谜语戏谑着，我为我这一生很不安。是真的。我为我这一生很不安。伴随着懊丧。有一部分为文学。异常的复杂性和迷惑性存在着，可我没法解析和提炼。心像一些拍坏了的底片冲洗不出来，如果始终是这样，我想我死不瞑目。

　　他赤身裸体躺在无水的浴缸里，手臂搁在池边上，手腕垂着，姿态孤单、宁静而驯服，百合般纯洁地袒露着欲望。

　　这遭遇处于衍生的附加的位置。

　　离开他们，琦琦和我发现我们是从先前在路上注意到的深邃的大拱门内出来的。我们再次来到河边上，沿河西侧道路往南走。河是灰白色，镜子般。

　　路尽头拐弯处的角上遇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面对伏尔加河分出支流的一片美景站着，她没有发胖，是美的，我和她打招呼，我们交谈，我们谈论宗教和精神的事，我说的她都赞同，她说你看，空中云层裂开，太阳透出光来，那是他爱你，看这河，冰上栖息和飞起的水鸟，宁静的，明亮的，清澈的，温暖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感到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说爱和关怀，我才发现我向她打招呼的时候她的脸上挂着泪珠，她抬手抹掉，然后又有眼泪滚下来，那非常美，她沾湿的睫毛嘴角皱纹，还有我们面对的景致。

　　我开始觉得雅罗斯拉夫尔也不错。虽然我原本想的是除非再往西到伏尔加河９０度弯的乌格里奇，否则上雅罗斯拉夫尔意思不大。伊利亚·普罗罗克教堂和主显圣容修道院也的确不过是那样。

　　我们还是继续去往圣彼得堡，我很坚定。可琦琦不了，她为旅费担忧。结果我买的票不足四百卢布，她就继续跟我去圣彼得堡。

　　火车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坏人，他拿到我们的票就不还给我们，要求五百卢布，我毫无办法，琦琦把票抢了回来，我觉得这件事上多亏了她，她头脑简单，粗俗和浅薄（她脾气不错），这种情况下我显然那么软弱，斯文得甚至还有点假惺惺，至少是毫无必要的，我为此暗自羞愧。如梭罗云：“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保全的。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能如此温柔地相处。”

　　我在餐馆里给谢尔盖写了封信，看了会儿英译本莱蒙托夫的《我们时代的英雄》，这是找不到中文本又无法通畅地阅读原文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早晨到彼得堡时落雨，我说先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我想看那里的墓地。季赫温墓地中安息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茹科夫斯基、穆索尔格斯基还有自杀的柴可夫斯基。雨下得像清明一样。我手上没有花了，心里为非常疲惫的灵魂感到有点难过。

　　我们再转到涅瓦大街上，天却晴了，远处渗出丝丝清蓝。于是就沿着涅瓦大街走啊走，蓦地见到右手边基督喋血教堂，就这样我第一眼见它，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它有着蓝色和绿色的顶，和圣瓦西里大教堂一样不规整，漂亮极了，像它内部顶壁上金色和深蓝浅蓝描画的六瓣雪花一样峻俏秀丽。

　　回到涅瓦大街，继续往西。

　　一路上经过喀山大教堂（库图佐夫将军总是站在那儿，拍出的照片总带回在照片上才初次见到的人的模样，正面半圆形展开的科林斯式廊柱显得特别的像布景）、文学咖啡馆和许许多多时髦的商店，名牌都在打折，不是名牌也在打折。剧院门口有人站成一排举着抗议的标语，“世界当无吞并、割地和赔款”、“自由车臣”。新纳粹分子就在熙来攘往的街上推倒一个迎面路过的亚裔男子，用硬底皮鞋往他头上踹了两脚后扬长而去，那男人没能起来，旁边和他一起的女人染色的头发很长，吓坏了。男人挨打前几分钟，我们也被这几个人频频回头看过。我觉得这糟透了。

　　一幢建筑旁堆着鲜花，纪念９００天围困中的列宁格勒的勇敢精神与英雄气概。青年男女们无所事事似地倚靠在陈列进口商品的橱窗上闲谈和抽烟，他们说着笑话，有的好笑有的不好笑，笑起来淡漠又疲倦，或有一种淡漠的欢快，他们看过往行人——彼得堡人、外地人和外国人，看站着不变换位置的彼此和自己的鞋尖，在那一点反光里分辨信仰或自己略施脂粉的脸和游移的眼神（在另一端的我静止不动，衣摆微歙，橱窗，他耳廓上的银环和她下眼睑上睫毛膏的污迹、生动迷人的脸庞与灰烬像地铁那样擦身呼啸而过，短暂的年轻发出了金属质地的声响）。并不像新阿尔巴特街有扩音器播放贯穿一致的音乐，那首流行歌：冬天冬天冬天——这里的音乐是游离的片断，像所能记起的过往岁月，摇滚乐或黑人的饶舌，无声源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时隐时现，这也缘于我的唱片放机坏掉后我用没有音箱的笔记本电脑播放它，音质极其薄弱，轻的部分低得难能辨认，如黑白印刷在讲义上的列宾的《涅瓦大街》（马车轮子卷起一小股尘烟和温情主义的感伤，穿绸裙的女子悉悉窣窣袅娜走过，像铅笔草图，覆上一层薄的水彩）般概念模糊起来。

　　走到涅瓦大街走完了，冬宫广场就到了。纪念碑像眼下这个城市的其它景观建筑一样正在整修。淡绿色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也不开放。这个广场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描绘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它只是和从电影里、图片上所见到的一样好。没有英俊的士兵队仗也没有谵妄疯癫的圣愚裸身跑过。像国王为之赐予诗人银镜的诗篇。我们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天不远处的另一边是娇媚的蓝与光亮。

　　此后沿涅瓦河西岸英国滨河大街南行，见到青铜骑士像，右转经中尉桥过了河，然后在河的东岸往北走。天明亮的罅隙一直在不远处，并越张越大，在瓦西里岛同牛毛细雨一并淡金色地洒落。这一岸有埃及运来的狮身人面像，第二天还将看见大清的一对狮子。我穿着三年前的铜铁绿色旧裙子，已经很脏了。可是绿色真漂亮。这里到处都是绿颜色的，埃尔米塔日，教堂，每一座桥和桥下的倒影（桥的数量翻了一倍），每一个路灯，房子的墙壁和锌皮屋顶，船，青铜雕像和大理石雕像上布满的青苔，灯塔，还有草地（二月的青草地），货亭，热狗铺，汽车，甚至人们的衣着，深深浅浅风情万种的绿颜色纷呈眼前，宛如魔法，仿佛中邪的藤蔓爬满这座城，因而成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丽的悲剧之城”，忧郁而雅致。

　　绿色之外，是天空和河水里闪光的蓝色与金色，还有飘浮的透明的冰，冰里又复制了闪光的蓝色与金色，与水为伴的金色是清脆的，而在屋顶上的金是深沉的，直到天边出现胭脂色，建筑的乳白、绯红、砖红、土黄、浅褐和灰始终同绿色协调在一起，无论是浓重的灰还是浅烟灰都不约而同是稠厚的。因魔法人变成了鸟，互相认不出，在浮冰上落脚之后又继续飞起来，翅上披着醉人的魅惑的浮光掠影，我感到一阵烟草带来的晕眩和分裂。我感觉我衣服很脏，靴子也很脏，鞋帮上爬了一道白色的盐渍，像不肯退下的一道潮水同贝壳的碎屑一块儿固定在那儿。我的脸也脏了，因为风是湿的，这种湿冷的风让我感觉很熟悉。走进那些街道会发现互联网吧、按份量卖的冰淇淋和带着狗生活着的人们。

　　经宫廷桥回到河的西岸，阳光是一天中最绚烂华丽的时分，我知道它很快就要落下去了，天很快就会黑，像朵硕大无朋的金昙花，美仑美奂。光线以罗斯特拉灯塔为界划分阴阳，它疏而不漏地织成一张网，把惊讶与哀痛、叹息与欢狂、流离失所的和浮躁的魂魄、挽歌与赞美诗还有痴心妄想、暗送的秋波和很多事物的死皮统统的从一边拽下冰冷的河底，拽到另一边。灯塔上装饰着船头，在古罗马，人们将敌军的船头砍下用来装饰柱子以庆胜利。

　　我又一次想起鞑靼人是因为想起一本十分温柔灵巧的书《看不见的城市》，想起我去过的一个又一个五十五个更少或者更多的城市，它们都变得模糊起来。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的生里包含了那么多死去的人的影子以及尚且活在世间的人在死那一侧的倒影。

　　天黑时我们在涅瓦大街转悠，逛商店，吃忍者神龟吃的匹萨，买了一大堆我暂时没法看的书，卡片还有明信片。我非常喜欢涅瓦大街上的书店，它们非常的好，要不是考虑到把书搬回莫斯科实在很沉我很想把某个架子上的书全买下来，那书装帧精美，价格也便宜，在莫斯科不知为何不曾见过这样赏心悦目的书店。

　　更晚些便开始找旅馆，依照旅行手册上的介绍找一个叫“恰依卡”（意思是“鸥”）的公寓式宾馆，位于“银白色林荫道”。可是我们到了少先队员站，全然摸不着“银白色林荫道”的方向，因为那并不是一条道路的名称，这时我还没有买地图。后来到了一间超市问一位大娘，她到处找人问，最后问一个买了东西出来的男孩，那男孩说知道，并能领我们去，“跟我来！”他会的几句简单的英语大概是从电子游戏或电影里学的，什么“我们走！”、“好运气！”，口气很可爱。他带我们走了长得惊人的一段路，然而“恰依卡”没有空房间。我们只能打车去最近的地铁站，我发现那地铁站名叫“黑溪”，也就是普希金跟人决斗的所在。附近的宾馆有房间但不营业，幸而值班的大娘让我们去她朋友的私宅的客房寄宿，也就是所谓家庭旅社，我们便以一晚六百卢布的价钱成交。房主给我们弄了俄式的果酱茶点，但住她这儿有点偷偷摸摸的，因为她似乎不愿让她的邻居见到我们，而又总有邻居上门。

　　次日晨直奔兔岛上“悲剧的象征”彼得堡罗要塞。前一日已在南岸见到金色尖塔倒映河上，叫人心驰神往。又听见敲钟，我们每到一处钟都会碰巧敲响。要塞内与设想的相比显得略为平淡无奇（也许只有进入特鲁别茨科夫棱堡前的院子有一些阴冷之感），教堂也不开放。可从一大门来到涅瓦河畔－－那是同昨日所见完完全全不同的河畔－－忽然见到它冷峻孤傲的面貌，为防瑞典人攻打彼得大帝“朝向欧洲的窗户”所建的厚城墙牢牢驻扎在涅瓦河最宽的河口三角洲地带，大的冰块堆积在卵石滩边，迅速漂来的冰块与之碰撞，或携带着碎片继续向前，或停留下来，冰和水在凛冽的风的作用下远远近近地漂移，而要塞是眼前唯一极为稳固的－－好比代表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的一个标记，至少相对“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一道短暂的光的缝隙”这样的存在而言代表着可信赖和参照的恒定不变的事物，在世上不同时刻与地点会契约般地以不同形式出现这样的相似之处，它们传达某种暗示，有的万分显著，有的却很隐秘，这些时刻与地点毫无疑问是珍贵的。

　　要塞外河滩上我们见到提小桶玩沙子的小孩及其父亲、冬泳的老年妇女和玩球的老头，小孩站在冰上向我招手，而老头把一只绿网球不断抛向城墙弹回来然后接住，他让我想起了童话中在井边抛金球玩耍的公主。

　　往东走，看到阿芙乐尔号之后过桑普索尼耶夫桥和铸造桥又到河西南边，走过夏宫、夏花园（全都在修，只见到裸露的泥地、翻起和堆放的石板和石块、干涸凌乱的水池、孤零零的脏雕像和无精打采缺乏照顾的树）、天鹅运河（这里曾停靠着满载陶土器皿的船“——罐和盆，碗碟，带把的大杯子，——还常有些玩具，特别是受欢迎的陶土制玩具笛。”）、马尔索洛校场（到哪儿都会见到的长明火渐渐给人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又好似某个讯息一再重复，始终为了等待获知，延续着并延续下去）。

　　我们进一步领略了城市的细节，陈旧典雅的建筑为街道画出美丽的弧线，运河水道、支流与桥形成另外的弧线，石子路铺设其间，昔日皇帝的阿姆斯特丹的构想环绕着那些看不见的场面：木驳船占满河流，沿岸众多交易所出售由奥涅格地区运来的木材、陶器和木勺，马蹄脆生生地叩在路面石子上，并不如诗歌中所说“振聋发奎”，行家里手的马车夫歇息在拐角处装痴卖俏，一面朝女人们饱满的胸脯看上几眼。如今街上走动着牵着一条狗的人、推着一辆儿童车的人以及牵着一条狗又推着一辆儿童车的人，他们在相遇时相互问候，察看狗和小孩，狗和小孩同样也如此。这些人仿佛处于城市的支脉络中就不愿再回到主动脉，或那儿的人暂时与他们无关。

　　之后我把我的女同伴引到了大海路上——反正一直是我带路，我打算探访纳博科夫的故居，我知道她没有兴趣，只要不累也不会有意见，我告诉她已没有旅游者必去的地方了，可还有我仰慕之处，那里有趣且重要云云。我很感谢她大多数时候都很好说话，我得以来到大海路４７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这里长大。在博物馆陈列的书里我看到了那本厚的深蓝色封面的《不列颠蝴蝶与蛾的自然历史》（《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ｕｔｔｅｒ　ｆ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ｓ》），还有一本英文版莱蒙托夫的《我们时代的英雄》。不过屋子里什么都没了，只有质地优良的木地板和天花板。对崇拜者来说重要的是仪式感。我感到我将羞于再提纳博科夫之名，假使非要，也必当是相当谨慎的。

　　相距不远的小海路１７号，果戈里在此写了《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大部分内容。

　　我心里很满意，这一天我想看的都已经看到，所以见伊萨基辅大教堂非常高的圆顶了望台上站着细小的游客而提出登上去看看的建议被否决后，也没有多少不快。实际上这天是大年三十，但我们算错了日子，因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甚至没有吃晚饭，买了次日开往莫斯科的车票返回住处，喝了茶便在房东的催促下早早上床，她第二天七点半要去上班，我们必须在这之前离开。

　　仅剩的一天，我已经没什么主张了，出门时天且是漆黑的，但街上人却很不少，地铁拥挤不堪，我驮着书，里面湿的鞋叫人不愉快。哪里都还没有开。我说在此时先去逛一逛丰坦卡运河沿岸，其实是为了找阿赫玛托娃的房子，结果没有找到，丰坦卡运河在夜色中老是幽蓝幽蓝的。

　　坐了一次彼得堡的电车。下雪了。天气不停地在变化，一会儿是雨，一会太阳，下雪，像什么征兆一样紧紧相随。雪最大时上了会儿网，看到确凿的消息，好好是没有。逛书店又买了书，之后就坐在麦当劳一直看。情侣们都变成水滴，在整个城市穿过。

　　下午两点到了伊萨基辅大教堂，参观教堂内部之后登了２６２级螺旋形的台阶，在圆塔的台阶上转呀绕呀，手指间隐隐传来被纺锤刺破的疼痛。穿过顶端一扇窄而低矮的门，就看到了天。飞雪连天，扩音器播放的古典音乐从空中铺来。我站在那里看雨雾笼罩的低低的城，若有呼吸的起伏，一瓣一瓣淡绿米灰象牙黄屋顶微微扬起或舒卷，河上一片烟波，青铜天使不堪重负般垂下了翅膀，尘污沿羽翼流淌成为黑色凝固的沟壑，此时滴下了一串串水珠，她们沾湿的卷发贴在额角，眼窝中积着泥垢，眼泪涔涔而下。这时候，我觉得很疲劳了，真的就是那样的一种疲劳，经脉肺腑和心上附着的一层薄薄的锈或蛛网或霜露似的东西，我发现它像珊瑚一样生长着包裹着。这就是在圣彼得堡高处的感觉。

　　晚上在涅瓦大街最后风卷残云地买回一堆衣服，事实上我已无法抑制对占有实物的强烈愿望。我吃着烤肉卷，却在想着脑力不济是否构成一个事实，是一个怎样的、何等程度的事实，这问题像鞋袜里的湿。

　　２月１３日早上六时零七分，火车由圣彼得堡抵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