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春夏之交

终於到了这个话题，推了再推，终於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关于这一段，很多叱吒风云的人物都回忆过了，阿唐是个小人物，就以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的身份写一下自己所见到的。

看官如果是25岁以上的人，一定对“春夏之交”这个词非常熟悉。不然的话，也一定对“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暴乱”的句子很是熟拈，后来“暴乱”改成“动乱”，最后改成了“政治风波” 。

尽管阿唐自始至终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有一点我很自豪，那就是我在事后的秋后算账的整党时，写下的自我认识中，始终称其为“事件”，并且没有按要求写上支持的字眼，只是用了大约500字左右论述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维持其执政主导地位的必要性。当时这样做是有一定压力的，一来这份东西是要放进档案的，二来老杨已经到联合体汇报了我的种种对学生的同情行为，柳书记委托支部书记老过正和我谈话。

那时对新闻时事并不怎么关心，但因为公司里天天都有人在街上转，所以对各种消息知道的很快。

首先是少林回来，报告说有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集会，后来知道那是为了胡耀邦的追悼会。然后接连几天都有学生在广场聚会。

接下来是“4.26社论” 后的4.27大游行，这个早就知道风声了。我和少林骑车到了天安门，一些警察在大会堂和金水桥戒备，游行对伍还没到。我们沿长安街西行，终於在复兴门迎上了队伍，前面是横幅开道，两边是纠察队员手拉手格开队伍和围观的群众，秩序井然。

我和少林骑着车子在队伍前面走，旁边还有一大堆小青年骑着车。当时感觉只有一个字，“爽”，谁曾经有过机会在长安街的路中央骑车，今天我们就做到了！

接近西单时，前面警察站成数排把长安街封的死死的，去路被挡住了。我和少林赶紧把车子停在路边，爬到路边的隔离栅栏上看热闹。

不一时，队伍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看热闹的市民，前堵后拥，街道两边又站满了人，他们无路可去，只有慢慢往前拥，很快就和警察贴上了。那时警察还没有任何防暴装置，只是手挽手组成人墙，试图档住去路。

西单路口东西南北围满了人，连路旁的广告牌上，售货亭上都爬满了人，不断有人起哄，让警察让开路。我和少林虽然爬在栅栏上也只能看个大概。学生队伍倒是站在原地呼呼口号，前面的市民人群却不停地骚动，一波一波往前拱。终於，站在高处的人率先鼓起掌来，我看到警察向两边撤了开去，人潮又慢慢向前拥去。

我感到警察并没有尽全力，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起哄的人们并没有用全力去冲卡，这无疑给很多人壮了胆。至少我当时就有一个错误推论：中央一定也想反官倒反腐败，只是中间阶层既得利益者太多，或许中央想借助学生的力量造成社会舆论，进而推动历史车轮前行，正如23年前老毛借助红卫兵的援手一样。

实际上后来知道这是执政党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导致有几天政策摇摆，决策迟缓，行动不力造成的。以执政者的角度而言，在运动的初起阶段如能全力压制，将星星之火扼杀在燎原之前，或是放下身段，真心谈判，那么其后整个社会就不会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也不会造成我们民族永远的痛。换句话说，当时无论赵李谁来掌权，都不会出现后来的流血局面。这或许是事情过后老邓决意彻底退下来的主要动因，省得你们老等着我出面裁判而误事。砖头，砖头的干活！嘿嘿。

长安街及两侧挤满了人，我和少林骑车钻胡同经前门西大街迂回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站了一些警察。游行队伍并没有进入广场，而是沿长安街继续向东。我和少林立刻骑车从历史博物馆旁插了过去。

结果游行队伍在南池子大街的公安部附近又被警察挡住了。(也可能是南河沿大街路口，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天哪，这不是“便衣警察”里的插曲吗？当刘欢悠扬的歌声从很多人的口中唱出来的时候，围观的市民忍不住大笑起来，警察们也绷不住了，有几个也跟着笑。

然后，一声令下，警察们又向两边撤了下来。立时向警察叫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我和少林跟到东单就打道回公司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追着游行队伍走，从复兴门到东单。后来听说学生们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了。

接着是“5.17”大游行，连6条胡同里的小学生都被老师带到街上去了。

我又和少林骑车奔了广场。我们开辟了一条“胡志明小道”。首先是穿过胡同到美术馆东街南下，至灯市口转右向西，至北河沿向南，再转向东华门，顺紫禁城城墙转到午门附近，沿午门前的中轴线，穿过端门，天安门至金水桥。第一次骑车走在皇帝的御道上，感觉好极了，尤其是从钱币上那几个门洞里钻出来的时候！

出了天安门，游行队伍刚刚走到广场前的长安街，有人开始往观礼台上爬，旁边有几个警察吆喝了两声，根本没人答理。我和少林一看，也跟着爬了上去。

哇唔，视野真好，整个广场一览无遗。队伍的前锋已经到了大会堂门前，继续向南进发，后面的队伍依然浩浩荡荡地从东长安街开过来。当时有一种很酣酣然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检阅千军万马的将军，阿唐挥手你前进，嘿嘿！

队伍从纪念堂附近进了广场，宛如一个巨大的旋涡，慢慢地旋转着膨胀起来，越涨越大，越来越厚实。壮观那，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如此多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

我看着广场上各色各样的旗子，除了北京及部分外地的大专院校外，几乎在京的所有单位的旗子都出现在广场上，甚至包括人民日报。我对少林讲，中国有希望了，民心可用啊！如果能善加利用，上下同欲，一鼓做气，就可以在体制改革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那天，我对局势的判断，乐观到了极点。

戒严令颁布后的一天，我正在广场上闲逛，忽然听到天空上马达轰鸣，抬头一看，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慢慢地飞过广场上空。人们不安地骚动着，纷纷抬头望着天空。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了数周，慢慢又向东飞了回去。

声音渐渐地远去了，我的心却久久的不能平静下来。继前天戒严令颁布的震撼之后，这军用直升飞机的到来又一次带给了我巨大的震惊。

难道真的要动手了吗？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走着怀柔的路吗？真的要冒逆天下民心顶风而上吗？

又过了几天，传来军队进城但被北京市民阻挡在城外的消息。

那些天里，北京百姓所展现出来的高昂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我深深地为之骄傲和感动。人们自发地起来维持秩序，每个普通的人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律己和克制，中国实在太需要这种主人翁式的公民精神了！

一次，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拐弯太急，不小心和另一辆自行车相撞。以北京人的习性，怎么着也得损我几句。可对方一听我是赶去广场，立马一片声地说，“没事儿！赶紧！走，走！别耽误了！”

还有一次也很感人。在美术馆东街和朝内大街路口，一个学生站在板车上演讲，鼓动市民们去堵军车，小伙子很年轻，可能是休息不好，人很憔悴，普通话说得不怎么好，不过真是投入了感情，周围的人不停地鼓掌。

旁边一个老哥递给他一个面包说，“先垫吧垫吧，喘口气再接着说。”

那学生拿着面包啃了两口，泪就流下来，哽咽着说，他吃了人民的面包，一定要为咱老百姓拼到底！

说老实话，阿唐的眼泪也差一点掉了下来。那时的人们真是动了真格的。

随着形势不断紧张，北京的高校都停课了，包括阿唐太的研究生院。她干脆跑来和阿唐混在了一起。

老杨借口形势紧张，要安排人手值夜班，堂而皇之让老杨弟撤回了家，其他人轮流值班，我，少林和小刘是被安排最多的，他们俩没结婚，我是住的最近。

6月3日晚又轮到我值夜班，吃完晚饭后，我和阿唐太骑着车沿 “胡志明小道”又到了广场。

广场上的学生明显比前几天要少，听说很多去了京郊堵军车。

学生们的广播不停地播放着各种消息，印象最深的一个好像是说军车在木樨地轧死了人。

看着眼前纷纷乱乱的人们，我反覆思考着一个问题，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

其实前几天学生们抬棺游行，喊出了打倒“垂帘听政”，我就知道大势去矣。但凡群众运动如果搅进了宫廷内斗，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如果说以前老邓还有丢车保帅的可能，那现如今是没有任何转寰的余地了。如果说幕后有黑手，那这只手可真是够臭的了！

既然政府和学生已经完全对立，对执政者而言只剩下一个命题：用什么手段扑灭这场大火？

前一晚，已经尝试过便装分散渗透，终因北京太大，老百姓警惕太高，废然收场。硬闯也不行，北京人实在太多，又如此投入，不伤及无辜是不可能通过层层关卡进来的。

那一晚我左思右想，也没有一点头绪。我压根儿就没往开枪上动过念头。

阿唐至今也不相信有谁会下一道明确的开枪命令，但口气一定很明显，如“命令你部于6月3日晚10时自现驻扎地沿西长安街向东开进，并于6月4日凌晨2时前赶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北门集结待命。途中如遇抵抗可相机采用一切手段给予击破。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定团结，为了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望你部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传统，勇猛顽强，努力开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不影响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行动中要注意尽量避免伤及无辜，要注意区别对待极少数暴徒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万万岁！”

呵呵，如果有一天历史解密，当日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如与阿唐的命令相仿，那我就中了头彩了！

10点钟的时候，耐不住阿唐太的屡次催促，我们俩回东四的公司去了。

午夜时分，我正在楼上呼呼大睡，被阿唐太推醒，“阿唐，快起来！外面好像有枪声！”

我一咕噜爬起来，走到外面的屋顶天台，果然从东面和东北面传来阵阵密集的响声，和过年的鞭炮声差不多。我转过脸对阿唐太说，“你安啦，这是军队又在向城里开进，老百姓正放鞭炮吓唬当兵的，和电影‘地道战’一样！”

说完我又倒头大睡。

(骗你是小狗，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阿唐太可以做证。后来她说起这段就笑，笑完了会补充一句，也不知道阿唐那一晚上的觉怎么那么多？！)

不知什么时候又被阿唐太摇醒，“阿唐，街上有很多人在跑，说军队开枪了！”

这下我彻底醒了，跑到楼下，撩开窗帘一看，果然有人连走带跑，有人骑车，慌慌张张地往北去。有人边走边议论说，天安门广场死了多少多少人，血流成河等等。

我又回过身去打开电视，里面还是一遍一遍的戒严令公告，连个人影也没有。

我又跑到二楼天台上，先前爆豆般的枪声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零星的枪声，间或是一个长点射。

天安门方向因为高楼太多，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低头看看表，凌晨4点。

5点，忽然听到街上有轰鸣的马达声，我偷偷往外一看，两辆轮式装甲车一前一后向北开进，车上的士兵端着枪警惕地四下张望，我远远望着那黑洞洞的枪口一下子就指到了我，不由自主就吓得往地下一蹲。

听到马达声渐远，才又探头出去，说不怕那是骗人的。刚才躲到电线杆和邮政信箱后面的几个人也钻了出来，没人敢大声讲话。

好不容易熬到九点左右，公司有几个人来上班。

老杨一进门看到我就破口大骂，“都是你们共产党干的，大兵把老娘们的咂儿都用刺刀割了下来！”

后来看来，当时他显然在传播谣言，不过自始至终我也没给他汇报，尽管隔壁支部的小官知道老杨打了我的“六四”小报告，鼓动我也去告状。

不过当时我面对老杨的指责确实无话可说，也为自己是这一组织的一份子感到羞愧万分。

老杨宣布公司暂时停业几天，安排了一下值班表，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要想说服阿唐太一同前往势比登天。我就说，“咱们今天去你大姨家吧，好久没去，到王府井买点东西带过去。”

她同意了，我们就骑车奔了王府井。没有一个店是开门的，转眼就接近了长安街。街口站了一大堆人，有一两千人，大家都望着天安门方向。我忙挤到人群里去看，阿唐太不知是计，也跟我挤过去看。

广场太远，看不大清楚，隐约见到上方笼罩着若干烟雾。近处的长安街上，一排坦克排成一列，封死了整个大街，黑洞洞的炮口指着我们。旁边全副武装的士兵如临大敌般地望着我们的方向。

阿唐太总算明白了我跑这么远来买东西的用意了，一把拖住我就走。我只好骑上车沿长安街往东，刚走了不远，我又停下来回首西望。

阿唐太跑过来催我快走，正在这时刚才那一群人中不知是谁喊了句什么，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到几声极闷的声响，然后几朵褐色的烟雾从人群中升了起来，人们立刻炸了锅似的向这边奔逃过来。

“催泪弹！”我马上做出了判断。耳畔“哇”地一声，阿唐太就象个孩子般地哭了起来。她这一哭倒把我心头的怒火给哭没了。

弹落泪下的典故在阿唐家是禁忌，不可以提起。但愿阿唐太继续保持不上网的优良传统，否则，嘿嘿！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旁边还跑过来几个热心人来安慰她。搞搞清楚，我是她老公嗳！

走到建国门，一列军车被堵在桥上。好多人围着车在教训当兵的，个别人在骂街，大部分人在苦口婆心。车上的士兵都没有带武器，怪不得人们胆子如此大。

我也来了几句，甚至连阿唐太也上了阵，进行火线策反，她是个典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看来刚才那颗催泪弹真的是戳到了痛处。

6月6日，我和阿唐太腿着沿着朝阳门南北小街去北京站，准备坐火车去阿唐的父母家，电话打不通，怕他们担心。

刚走过长安街，突然一列坦克自东滚滚而来，路旁的人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冷漠的表情就象看着一支外国军队。突然，坦克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一个端着手枪的兵，人们吓得立刻闪到街边所能找到的隐蔽物后面，我护在阿唐太前面望着那兵。兵持枪戒备地巡视着周围，走了几步，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一个从坦克上掉下来的油箱盖之类的东西，上了车，坦克又轰轰隆隆地开走了。

过程中，兵的手一直平端着手枪，好一套敌前标准动作！

十八 老蔡出事

七月，老蔡要到深圳去进货。钱是从联合体借的，5万块整。

小刘同行，是老蔡点的将。我感到有点儿意外，就业务能力和经验而言，少林和我都比小刘更适合此行。另外一点是，老蔡没有说要进什么货，说到深圳再定夺。

老蔡和小刘走后几天，打回一个电话，说想进些录像带，松下原装。当时因为录像机生意很火，带动录像带的生意也好，因此没有人对此有异议。

第二天，小刘打了个电话给我，要在电话上向我求证带子的真伪。

当时，我是公司唯一知道一点如何判断真伪的人。其实当时中国市场上真正的原装带少而又少，我所能做的就是矬子里拔大个，选择看起来比较真的。通常有几个要素可以衡量，1) 防伪标签。逆光时随角度不同有色彩变幻；2) 防伪水印。3) 真空包装。4) 带子表面光滑平整。5) 手撮拈带子不应掉磁粉。

小刘告诉我，防伪标签是圆的，不同于常见的方形标签。我也见过原装圆标，不过比较少。

我问他，是否逆光可以看到色彩变幻，他支支吾吾地说看不大清楚，总之和我们常玩的真带子不大一样。我心里大概有了底，告诉他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实在难以做出判断，建议他找老扬谈一下。

过了几天，两人打电话回来，说上次提到的那批录像带已经定下来了，什么价格，并且已经安排好了托运。这个价格比北京拿到的伪带子略高一点点。

不几天，俩人回来了，货还在路上。

第二天，小刘把我拉出来，说要请我吃冰激凌。当时在北京这种东西还很贵，他花了大概30多块，这在当时已经贵过两人下馆子的费用。

那天，小刘显得心事重重，和平素的他很不一样，他透露出对老蔡的若干不满。刚才抱着脑袋想了半天，也没有回忆出来他说了老蔡什么，也可能当时小刘没有说出很具体的东西来。我这人一般而言对紧要关头发生的一些细节总是记忆的很清楚。

下午，老蔡也把我拉了出去，不过他没有请我吃东西，只是在路上边走边聊。

老蔡在深圳出了一件事，经过是这样的。老蔡在街上走，前面一个人掉下一包东西，老蔡身边一个人拣起来，当着老蔡的面打开一看，是一串金项链，刚买的，还有发票，7000多块。那人说，既然是我们俩发现的，就平分好了，他现在急等钱用，只要老蔡给他3千元，项链就归老蔡。于是老蔡就给那人2500元，外加他的手表。回头到首饰店一检验，一个假货，只值几十块而已。一个典型的金光党骗局。

我就象听故事一样，怎么想都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老蔡这种精明人的身上。

我试探着问他，难道没有看过类似的报道吗？

他说看过，不过事情一落到自己头上就全忘光了。

还是那句老话，我这人不爱打听别人的闲事，你说我听，你不说我不问。所以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此事是否真的发生过。

以我的判断，这是老蔡编出来的故事，要么他是为了博取同情，要么他是为一旦东窗事发而准备说辞--为了填补亏空而不得不为。问题的关键是，一旦事发，这些有个P用，该定你什么罪还是什么罪，最多是考虑你态度好，处分轻一点，至於你贪钱是为了养二奶还是养老母，结果都是一样的。

货终於到了，我和少林及小刘去广安门提的货。

回到公司，打开货一看，那里有什么圆形的防伪标签，是一个印刷在包装盒上的圆形图案，样子和防伪标签差不多，这是最低劣的仿制品。

拿出带子一看，质量还可以，至少搓不出磁粉来。我试着录了一盘，没有发现问题。

小刘承认这不是原装货，但价钱还可以。我心里嘀咕了一句，加上你们俩的差旅和运费，就大大地不便宜了。

我什么也没说，倒是少林嘟囔了几句，他对小刘的做派有时有点看不惯。

老杨下楼看了看，拿了几盘带子说出去推销一下，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和少林忙着给相熟的朋友打电话推销带子，很快就有人来看货，显然我们出的价太高，几经商议的结果，只有在把价格降到不考虑差旅费用及运费的前提下才可以出手，正如我第一眼看到带子时的反应一样。动用4万左右的资金，在北京地区抓货，也可以很轻松地拿到这样的价钱甚至更好。

下午，老杨回来了，让把所有的大包装全都打开，挨盒点验。

几个人忙了一通，结果出来吓了一跳，小包装不太一样，共有四，五个品种。显然这批货不是库存底子就是从几个地方现抓来的。我知道老蔡有麻烦了。

过了几天，知道老蔡和小刘真的吃了回扣，一共5千元，老蔡3千，小刘2千。是老杨调查出来的。

要说老杨这人还真有点歪心眼儿，他那天先拿着带子去了东城区的工商局投诉在深圳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要求工商局对此做出鉴定。工商局不明就里，一看咱北京的企业在外地被骗了，马上就出具一个鉴定报告证明该产品是假冒伪劣产品。

然后老杨就往深圳那家公司挂了一个电话，自称是XX公司经理，老蔡是在公司兼职，挂了个副理的名，主要是帮公司跑跑业务。这次进货的价格大大高于市场水准，经盘问，老蔡已招认在你公司拿了回扣。现在与你单位核对情况，如配合得好，就不会追究你们行贿的刑事责任。

也不知道老蔡在深圳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菜鸟，还真让老杨给唬住了，一五一十地全吐了出来。

老杨大喜，拿着工商局鉴定报告和假带子及原装真带还有深圳进货公司的电话纪录，就奔了联合体的柳书记办公室。

这些都是老杨成功搬倒老蔡后，老杨弟一次得意洋洋地吹嘘他哥如何有手段的时候透露的。

显然这回老杨是破釜沉舟豁出去了。我在楼下领一帮人大发利市，他已经是干着急没办法，现在老蔡又如此拙劣地玩了这么一手，可让老小子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老柳是如何与老蔡谈的，我就不知道了。自从老蔡进公司后，我就被踢出了核心决策层，大概是钉子的作用已经没有了，老蔡的招子更好用，没想到招子今天被人给毁了。

小刘是个小滑头，一推二六五，说所有的谈判都是老蔡一手所为，他不过是跟去检验质量，最后拍板进货是老杨和老蔡。他拿的钱是老蔡硬塞给他的。还好我当初没有帮他拿验货的主意，要不然连我也捎进去了。

小刘做的有点过头，实际上没人会打他的主意，只要他承认有拿钱一事就可以了。他老爸是联合体的老人，老蔡是副理带队，他又是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整也整不到他头上。

现在看来，文革这帮秀才是真的成不了气候，正应了那句古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当初老蔡选小刘同去就已经憋着坏水要干点什么了，他以为小刘年轻，好糊弄，可以做到人不知鬼不觉。

实际上，他大错特错了，无论少林和我谁跟他去，都比小刘强。首先不管谁去，利益面前也一定会和老蔡站在一起；其次少林和我都很踏实，不贪心，我们俩吃回扣的同时都给公司留有一定利润，表面上做得顺顺当当，旁人无话可讲；再次我和少林经验多，对市场把握的好，那天一看货，我就偷偷向少林比划了五个手指，表示有5吨的扣，他会意地点点头；又次我和少林的谈判经验丰富，可以压低对方的售价；最后是我和少林主意大，如果老蔡一意孤行要拿如此多的扣，我们会拒绝合作。

呵呵，阿唐的马后炮耶！

如少林阿唐商场初哥者，都一眼看出有多少油水在此一单里，更逞论老杨这根老油条了。如果老蔡还在台上，至少还可以拿出经理位置来和老杨交换以求放过一马，现如今就全看老杨的善心和柳书记的义气了。

处理的过程相当漫长，七月事发，八月老蔡停职，九月我离开时还没有出结果。

最初联合体还是想把事情压下来，这也是通常官商企业面临的通病，出了问题，上级主管首先是捂盖子，然后再内部解决。但老杨不区不挠，一定要把老蔡彻底干掉，扬言如果联合体不解决，他就要去区纪检委。直到接近年底，才有了最后结果，开除党籍，保留全民干部身份，但必须从东X街道调走。

90年我曾上门拜唔老蔡，请他出外喝酒一叙。起初他还掰不开面子推托一番，等我要起身放弃时，他却又同意同往。那时他还闲置在家，无所事事。

席间他除了问了问我的工作和收入情况，就闷头吃喝，不象以前话那么多。他还是一个书生啊，拉不下面子来。

老实讲，我在东X街道16个月的风风雨雨中，老蔡不是一个坏人，尽管他没有帮过我什么，不过也没有害过我什么，两不相欠吧。

从他嘴里，我学到很多老蔡在官场上的常见用语，既形象又有趣，如，“背着抱着一般沉”，“按下葫芦起了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等等。

今天的老蔡怕有小60喽，但愿他有一个安详的晚年。

阿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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