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節選）

西方受價值觀政治正確的影響到了什麼荒謬的程度，可由如下一件事窺一斑：2016年24歲的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被三位難民性侵，她報警時先是向警察說謊話，稱是三位說德語的人搶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後，她還在臉書發表一封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着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

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

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只有在西方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下發生的咄咄怪事。由于格倫是政治人物，由此可以想見西方政壇已經把價值觀推到何種離譜的地步。

由於今天的西方凡事都要問是否符合抽象的價值觀，而不是從實際出發、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其制訂的政策別說解決問題，往往是問題產生的根源。

另外，西方這一系列的決策重大失誤，確實與它的決策機制有關。西方的政治人物選舉產生之後，總統或總理便具有龐大的權力，一人就能決定所有重大事件。政府其他人員雖然可以建議和提供諮詢，但更多的時候不過是扮演執行者的角色。所以法國各界都認為他們選的不過是有一個任期的帝王罷了。這就是為什麼小布什自己就可以發動兩場戰爭，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這也是為什麼默克爾可以獨自短時間內決定對國家有重大影響的難民接納政策。這同樣也是為什麼薩科奇和奧朗德可以迅速決定軍事干預利比亞和單方面對伊斯蘭國開戰。這和中國集體決策的常委體制相比，其決策風險很高，決策合理水平很低。

事實上，不僅決策機制，它的監督機制和糾錯機制也同樣喪失應有的作用。西方屢屢發生重大失誤，但卻沒有一人承擔相關責任。而且由於有任期限制，即使要改也只能等四年或八年之後的政黨輪替。在當代社會，持續如此之長的錯誤導致的後果是極為驚人的。據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兩場反恐戰爭耗資四萬到六萬億美元，等到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時，嚴重影響了美國的應對能力。以這次歐洲應對難民危機為例，其造成的後果：種族結構更加失衡、恐怖襲擊更加難以防範、民粹主義席捲歐洲、英國退歐，恐怕都不是金錢能夠計算的了。而直到現在，這種錯誤仍然無法改正，大量的難民仍然繼續湧向歐洲，歐洲也不得不繼續接納。

最後還有需要說的是，西方制度模式弊病百出，運作日益艱難，還和西方民主制度賴依存在的基礎中產階級日益消亡有關。2015年，美國中產階級第一次處於絕對少數，低於最富有和最貧窮人口之和。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德國也是如此。根據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研究所的報告稱，1992年到2013年，德國中產階級占人口比例從56%下降到了48%。同時，貧困人口從30%增長到35%，而高收入階層也從14%增長到17%。一旦中產階級成為少數，西方這樣的社會將很難產生多數共識，政治走向極化，民粹力量抬頭號，社會的穩定器不復存在。這也同樣可以解釋何以西方的政治越來越極端化，民粹化。缺乏正如美國史學家巴林頓·摩爾所說：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美國學者福山也認為當年馬克思的政治預言之所以沒有實現，是因為無產階級變成中產階級。那麼當中產階級消亡之時，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難以存活。

中產階級的萎縮客觀上講並不是西方國家政策上出了多大問題，而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一是由於全球化，一是由於金融、互聯網產業取代了傳統的製造業，三是機器人技術的迅速發展。

全球化時代，資本可以在本國之外尋找更多的利潤。蘋果手機的研發在美國，但生產製造卻在發展中國家，結果獲得暴利的僅僅是少數高端的研發人員。金融和互聯網行業也是類似，獲利的也往往是少數群體。機器人技術的發展更是成為西方工作崗位減少的主要原因。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05年至2009年，美國製造業崗位減少了280萬個；2010年至2014年間，美國製造業穩步復甦，但工作崗位僅增加了76.2萬個。為此美國經濟學界對此做了很多研究，其中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戴維·奧特等人的研究頗具代表性。他們發現，導致美國製造業崗位消失的因素中，貿易影響僅占20%左右；科技進步，尤其是自動化技術的應用才是主要因素。而根據州立鮑爾大學商業和經濟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美國工廠就業崗位的減少中，貿易因素只占13%。在減少的就業崗位中，絕大多數（80%以上）是被機器人替代，或是因為其他令工廠對人力需求減少的本國因素。

可以說，難民危機不過是壓倒西方的最後一根稻草，如此之多的危機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的根源既在於制度本身，也在於這個時代進步，也可以說這個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當然，這一切還都需要歷史給出最終的答案，我們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