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自述：1995年我是在怎樣的心情下回國任教的？

 

28日下午，在日本大阪舉行的2019年女排世界盃賽第三階段A組循環賽比賽中，中國隊以3比0戰勝塞爾維亞隊，奪得2019女排世界盃冠軍！

1978年12月10日，是中國女排征戰曼谷亞運會的第一個比賽日。那一天，是年輕的主攻郎平第一次在國家隊的比賽中亮相，也是她的生日。

郎平這個名字，從此伴隨着中國女排經歷輝煌、挫折與奮起。

進入90年代後，古巴女排開始締造八連冠的強大王朝，而中國女排再沒能站上三大賽世界之巔，但是在最低谷的時候，中國女排依舊永不服輸，砥礪前行。

1995年，中國女排迎來了一名熟悉的人物——郎平被中國排協聘為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自傳：激情歲月》一書中對這段歲月有着詳細的敘述。

解除婚姻契約，解除工作合同

1994年11月，我帶八佰伴世界隊打完最後一場比賽，中國排協打電話給我，要我從香港彎一下北京再回美國，說有事情商量。

到北京的當天晚上，袁偉民找我談了女排的情況，我們確實都不忍心看着中國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

袁偉民說，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種精神，是教練的凝聚力，要用一種人格的力量來調動運動員，而時間又特別緊迫，離亞特蘭大奧運會只有一年半時間，不允許再慢慢啟動了，他對我有信心，希望我考慮，能否回來執教。

但是，我對自己有多大的把握呢？

中國女排的成績一再下滑，這讓太多對排球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國人感到失望。而過重的希望和過多的失望，交織成巨大的網籠罩着女排隊員，她們無法不感到壓力和壓抑，她們痛苦地捫心自問：還有信心再打翻身仗嗎？

1994年年底，賴亞文、崔永梅、王怡等幾個老隊員不約而同地寫了辭職報告。這些在打球時揮臂如棒的女排姑娘，一旦提筆寫“辭職報告”，握筆的手都有氣無力，半途而廢畢竟不光榮。

感到最懊喪、最心痛的是隊長賴亞文，她為人友善，用情專一，對排球事業更是忠心耿耿，她從12歲開始練球，整整12年苦戰球場，卻落得“世界第八”的結局，就這樣灰溜溜地離開國家隊？

“1993年、1994年的時候，隊伍情況是最糟糕的。說實話，如果不換教練，女排肯定起不來了。我也不想幹了，儘管很不甘心。我1989年進國家隊，是隊裡年齡最小的，我現在畢竟只有24歲，還可以好好打幾年的。”說話輕聲輕氣的賴亞文在談到那份“辭職報告”時，有點激動，她倒吸一口氣，再衝出的聲音顯然有了重量：“1995年初，我在家裡休假，從報上看到一些報道，在炒女排換教練的事。快到春節的時候，報上突然有消息說，郎平有可能參加主教練的競選，我頓時喜出望外，只要郎平參加競選，那肯定就是她了，只要她上陣，女排有救了。

記得，1994年打大獎賽，和郎平在香港見過面聊天時，談到女排的情況，我很寒心，當時，我隨口對郎平說：‘你要是能回來帶隊就行了。’那時候，她正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隊當教練，她有自己新的生活、新的位置，怎麼可能回來帶隊？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但我真覺得如果郎平來執教，女排有希望。這是一種預感，因為我信任她。”

我知道，這是大家的信任。我也知道，袁偉民教練一般是不求人的。

1994年打世界錦標賽的時候，我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當時，一聽中國女排拿了第八，我嚇一跳，我覺得中國女排不至於打這個成績，就是因為輸給韓國隊後，情緒懈了，一瀉千里，結果落到第八。

在巴塞羅那奧運會，女排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那年，我生下浪浪還在坐月子，美國電視台不轉播中國女排的比賽實況，我在家裡坐臥不安，結果等來的是接二連三的壞消息：中國女排在小組賽中輸給荷蘭隊，奪魁無望；巫丹誤服中草藥，被國際排聯誤認為服用興奮劑，這一事件使女排士氣嚴重受挫。

競技、比賽，說到底，比的就是精神，比的就是士氣。

得知這些消息，我整整一天說不出話，幾經周折，終於撥通國際長途，找到張蓉芳，我問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聲音都抖了。

奧運會之前，女排在美國聖地亞哥參賽，那時，我懷孕快八個月了行動很不方便，可我還是坐了12個小時的車去看她們，真希望她們能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上把1990年錦標賽沒拿到的冠軍奪回來，沒想到她們卻接連失利。

張蓉芳心情也很壞，我太能體諒她了。我趕緊又撥通北京的電話，讓我父親替我去北京機場接她們，一定要代我安慰她們，告訴她們來日方長。遺憾的是，女排受打擊的士氣再也沒有緩過來，這種狀態被其他國家的教練都看出來了。

1994年世界錦標賽後，那時在香港，我、歐亨尼奧（古巴隊主教練），還有卡爾波利（八佰伴世界明星隊團長，俄羅斯隊主教練），我們三個並排坐在一條長凳上，他們和我聊起了中國隊，說中國隊怎麼回事，中國隊的水平不應該跑到第八的。

歐亨尼奧說，中國隊內部有問題。卡爾波利也說，奇怪，不正常。卡爾波利挺得意，他帶一批新隊員還拿了第三名。突然，歐亨尼奧很認真地對我說了一句：“我看吶，中國隊得你帶。”我馬上回答他：“你別開玩笑了，我帶八佰伴挺好的。”

但我心裡常常會想起托父親轉告女排姑娘的話：來日方長！這個智慧的“古巴小老頭”很神哪，一出口就是預言。

我自己都沒想到，國家體委會請我回去執教。可我還是挺猶豫的，倒不是為工資或待遇。那段時間，和體委通了那麼多電傳、電話，雙方都沒有涉及工資和待遇的問題。

我知道，如果決定回來，就是一個普通的國家幹部，不可能提任何條件，而且，說好干到奧運會，總共一年半時間，還有什麼可提的？生活中有些東西不是用錢可以估量的，如果能把女排帶出低谷，也是對我自身價值的挑戰。

可恰恰在那個時候，我自己正面臨着最大的困難：在協議辦離婚。

這件事，除了我媽媽和勞爾（前美國女排隊員，我的朋友）了解一些情況外，我沒有和任何人聊過。我請了律師，要商量很多細節問題：財產問題、女兒問題，這都是一些最痛心、最麻煩的問題。我是赤手空拳去美國的，八年奮鬥，好不容易有了工作、有了綠卡、有了房子、有了汽車、有了女兒，這一切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換來的。

如果決定離婚，如果決定回國，一切的一切好像都要一筆勾銷，或者，支離破碎。

但我還是決定離婚。

人的生活有限，生命更可貴。我總覺得，一些物質的東西好一點、差一點都無所謂，但人的感情不能將就。而感情問題卻是那麼複雜，那麼不好駕馭，你需要在一個曾經是素不相識的人身上找到互相的欣賞、互相的默契、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愛護，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難的事情，這需要雙方一起作犧牲、作努力，體諒、謙讓，精神上亦步亦趨，才能越走越近。

這些道理，誰都會說，誰都會寫，誰都明白，可感情是感情，理性是理性，而且，感情是兩個人的事，事到臨頭，怎麼講道理都不解決問題。我想，還是一句俗話有說服力：緣份盡了。

我也仔細地回想過，這一步是怎麼來到的？好像是不知不覺，但確確實實是很不愉快的積累，一點一滴、瑣瑣碎碎，想追究一下誰對誰錯，都覺得很沒有意義。

當然，我從很多人的眼光里看出一些概念化的猜想：郎平是名人，她很能幹，她是“女強人”，因此，她的生活問題是因為她太能幹，她不會生活，她不顧生活。

不管別人怎麼猜測，我不願意對任何人作解釋，我曾經只對一位朋友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努力做個賢妻良母，我熱愛生活，我對生活盡到責任了。但生活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對和錯所能概括的。你盡力了，也未必能使生活美滿如意，這比打球難多了。

分手讓人感到痛楚，就像要割去你的手、你的腳，你怕你的手腳傷殘了，割去它們是為了保全生命，但這個“割去”手術，畢竟是你身上的一部分，曾經是一個整體，有很多記憶、很多日子、很多內容、很多活動，是一起完成的、一起經歷的，不管開心、不開心，都有血有肉地聯在一起了，要剝離，要侵害，連血帶肉的，能不痛嗎？！

但我相信，我的決定是對的，“手腳”既然有傷有殘，痛歸痛，總得“治病”啊，拖着“病痛”生活，活得肯定不爽快。只有下決心“手術”，也許還有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當然，“治病”“手術”，要付出代價，房子要一分為二，女兒要一分為二，曾經所有合二為一的東西都要一點點“鋸開”。

房子是從意大利打球回來剛買的，三百多平米的一座房子，前後還有兩個院子，這樣的家，有樹、有草，這種祥和安謐的氛圍，是我夢寐以求的。

兩年打球，我的膝關節動了三次大手術，才有錢買的房子，可房子還沒住暖呢，我就離開去香港，到八佰伴世界明星隊做教練工作，他和女兒雖然也一起去了香港，但生活畢竟動盪。而離開香港又回美國，我再也沒有住進那座有前後院的房子，等待着我的，卻是更劇烈的“動盪”。

讓我感到最難分難捨的，不是房子、院子，是女兒，她還不滿兩歲啊……

面臨着這樣的難關，突然又接到回國執教的邀請，郎平舉棋不定啊，心情同翻江倒海，無法平靜，無論家事、國事，她都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家庭問題要處理，但國家的事也大。回國執教，畢竟不是一月兩月的出差，更不是一周兩周的的旅行，可以說走就走、說回就回的。

還有一個難題是，結束八佰伴世界明星隊的執教後，郎平在美國已經有了幾個工作合同，也為自己租好了房子，已經在慢慢地開始着、適應着新的、獨自的生活，她也在慢慢地考慮着、尋找着今後的、更新的生活。

一切都在剛剛邁步，好像還沒站穩腳跟，卻又要猛地掉頭——回國——執教，這可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變故啊。

把感情封閉一陣

1995年初，中國排協在老山召開全國教練會議，決定更換中國女排的主教練，大家也提了人選，又一次想到了我，於是，排球協會一個電傳接一個電傳地發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學，球類司司長也給我發來電傳，有一句話打動了我：“郎平，祖國真的需要你！”

確實，最後使我下決心的就是這句話。作為一個人，我們其實都很渺小，但是，當有人代表國家對你說：“祖國需要你！”你還能無動於衷嗎？

那幾天，勞爾總是玩笑地對我說：“我們的OFFICE都成了詹妮（郎平的英文名）的辦公室了。”勞爾的態度很明確，她不贊成我回國，我們認真地交流過，她的想法很中肯：你在國家隊那麼多年，幹得那麼苦，壓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況不好，孩子那麼小，你怎麼能回去呢？你應該安下心，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可以建立新的家庭，重新開始生活。再說，你還有那麼多合同。這樣大的犧牲值得嗎？

勞爾是為我着想，她的分析有道理，這是一個朋友的肺腑之言。

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國、執教，這個動作確實非同小可，也許會又一次改變我的生活和命運。而執教工作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國人心目中有一種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經超越了排球、超越了體育本身。雖然，我離開國家隊那麼多年了，但大家還是想着我，在女排最困難的時候，要把這副擔子交給我，我深深地體會到，這是一種信任和託付。

我也反反覆覆考慮：也許，正因為沒有了家庭，心空出了一大塊，應該有東西填補；也許正因為女兒還小，不懂事，我還可以抓緊時間干兩年。

在反覆考慮的時候，我腦海里時常會閃過很多“眼光”，像幻覺一樣，熟悉的、陌生的、親近的、遙遠的，這些眼光漸漸地走進我心裡，使我終於明白，怎樣的“東西”才能填補我心裡空出的那一塊：為了這些“眼光”，個人作點犧牲值得，我應該去嘗試。而且，我有種預感，如果決定回去，不會是一年兩年，應該有思想準備：肯定不可能再有個人的生活了。要說“犧牲”，這是最大的犧牲，你得想好了？！

我想好了，決定回國。

當我把“決定”告訴勞爾時，勞爾笑了：“兩個月前，你第一次來和我商量回國的事，那天晚上，我就和戴維（勞爾的丈夫）說，你看着吧，詹妮肯定會走。”因為，勞爾發現，我一談起中國女排，非常有感情，還是很依戀的。勞爾很懇切地對我說：“雖然，我不希望你走，你要為你的決定作很大的犧牲，但我尊重你的決定，能作為一名主教練去參加奧運會，這的確非常光榮。”

勞爾和新墨西哥大學排球隊的全體隊員為我開了歡送會，隊員們專門去買了一套運動服送給我，因為，我又要重返中國的球場了。

新墨西哥大學體育部主任琳達女士，是個特好的老太大，她送我一張卡，寫了很多祝福的話：我們在一起有過很多愉快的合作，我們會永遠記住這些日子，希望你在中國的事業順利，並衷心希望我們能在奧運會上為你加油，我們一定會去亞特蘭大看你。

這一番充滿感情的送別話語，讓我感動，也讓我難過，我在新墨西哥大學工作，和這裡的同事、朋友相處得很好，生活在他們中間，我已經有一種如魚得水的融洽感。

我雖然只是在一支大學的球隊做助教工作，但也有不少固定的球迷，他們了解哪個隊員哪天過生日，都會給她送禮物。有一個球迷，我們都叫她“老媽媽”，她家裡有一種烘乾機，能把菠蘿烤成干，又香又甜，我特別愛吃，“老媽媽”知道我喜歡吃她做的菠蘿乾，經常會給我送來一些。

這一次，她也聽說我要回中國做教練，就來勞爾家看我，我們正好出去了，“老媽媽”留下一大包菠蘿乾，還給我寫了一張紙條：我知道你要走遠了，要回中國了，就多做了些，你慢慢吃，經常想到我。“老媽媽”真是慈祥，我回國這麼多年，每年生日都會收到“老媽媽”寄來的生日賀卡，從來沒有間斷過。

1996年奧運會，勞爾、琳達她們真的來亞特蘭大看我，為中國女排加油。琳達說：“我雖然是美國人，對於中美比賽，我不作任何表示，我的心情會很複雜，其他比賽我都站在中國隊一邊。”

我也很珍惜和這些美國朋友的感情，所以，要離開這樣一個給我友愛和溫暖的生活環境，又要重新闖一番天地，擺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是未知數。

選擇走出家庭，又選擇走回中國女排，一個緊接着一個，在我這一生中，都是最重大無比的選擇啊。對，還是不對？值得，還是不值得？

別想那麼多了，落子無悔，就看自己怎樣地去“殺出一條血路”了！

終於要走了，租的房子沒到期，得付清罰金；關於綠卡問題，要和美國局接觸。比較難辦的是，和新墨西哥大學排球隊以及沙灘排球隊解除合同，必然要賠款，這是個信譽問題，要支付一筆數目不小的違約金。

我自己沒有經濟能力，但也不希望由體委或排協承擔，這會造成輿論壓力。幸好，春節前夕，一向支持祖國體育事業的香港實業家朱樹豪先生向袁偉民表示，願意幫助我解決回國執教的困難，並要他在美國公司的律師立刻和我的律師接洽，很順利地辦好了有關手續。

剩下的就是打點我自己。那座房子、那兩個院子，還有汽車，都留給他和女兒。車需要架起來，用帆布苫蓋好。退了租用的房子，還要把家具搬回我們的房子裡，我自己的一些書籍、衣服，全都存進勞爾家的倉庫。

當我收拾完這一切，忙停了，我才發現，我這樣的忙碌十多年，結果把什麼都忙沒了，屬於我的，只有我自己和豎在我身邊的兩個箱子。

當然，在法律上，我還有半個女兒。女兒還在香港，他沒告訴我，他們什麼時候回美國。我們互相都在迴避，一些有關法律的問題，由文件傳遞，那都是無聲的傳真。

要回中國了，一直就是那麼遠，我很想先飛香港看看女兒，但我不敢觸動自己的感情，我得把感情牢牢地封閉一陣，因為，我馬上要出師，等着我的是硬仗，肯定要干一番大事業，而且，這一走，是沒有退路的，不管前面會遇到什麼情況，也不管等待我的是怎麼的命運，哪怕徹底犧牲了，我也義無反顧。

1995上2月14日，我離開新墨西哥州，勞爾送我到機場。告別時勞爾哭了，她緊緊擁抱我，還送了我一大把紅玫瑰。

我是捧着玫瑰花上飛機的。

很孤單地坐在飛機上，郎平把臉埋在花里，看着一朵朵開得正艷的花，一陣很深很深的孤獨感，像猛然襲來的一股冷空氣，沖開了她“封閉”的感情，她禁不住流淚了，一顆一顆滾燙的淚濡濕了花瓣。這樣大的一次轉折，這樣大的一段征程，沒有愛人相送，更沒有愛人陪伴，送玫瑰花的卻是一位美國女朋友，以後，還會有人送她玫瑰花嗎？

上飛機前，郎平和北京的幾個好朋友通電話，何慧嫻、張蓉芳，她們都表示要去機場接她。她婉言勸阻：“我不願意興師動眾，不想把風聲搞得那麼大，我希望大家把我回國執教的事看得平淡一些，就是工作，像所有的人一樣，為國家盡力而已。”

坐在飛機上的十個多小時，郎平盡力調整好情緒，開始做訓練計劃。在美國時，中國排協已經把奧運會前的一些比賽日程電傳給她，根據賽事，她要做個大致的安排。在這之前，她已經把自己的執教思想寫成書面報告同樣地電傳給排協。

我不是神，給我時間給我空間

雖然，教練、隊員都沒有確定，但是，我對中國隊的狀況是有印象的。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隊時，和中國隊打過五場比賽，這幾年的大賽我也都看，我開始仔細地回憶一些隊員的情況：她們每個人的特點，組合起來，這支隊伍將會是什麼風格，走怎樣的路？

坐在飛機上寫着寫着、想着想着，我停下筆閉目養神，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大大的疑問：郎平，你膽子夠大的，回去接這樣一支隊伍，你哪來的勇氣？！但我絕不盲目、絕不衝動，我是三思而行。

2月初，我給排協寫了一份書面報告，比較詳細地闡述了我的執教想法，有一個基本精神：堅定信念，臥薪嘗膽。

報告談了五個問題：

一、 從零開始新組建的中國女排

必須認識中國女排的輝煌歷史已成為過去，要立足現在，認真分析失利原因，承認落後，不甘落後，衝出亞洲走向奧運。

二、 一分為二地看待自己新組建的中國女排

首先要真正地看清自己的問題：技術不細膩，戰術沒特點，作風不過硬，不穩定。同時也要認識我們的優勢和有利條件。壓力和動力並存，有難度更有可能。

三、 狠抓作風，狠抓基本功

老女排的體會是：世界冠軍是從每一堂訓練課中走出來的。我們要從目前的低起點向高水平邁進，只有橫下一條心，狠抓作風，狠抓基本功。

四、 嚴格遵循排球的規律

排球是一個集體項目，沒有堅強的核心，就不可能取得集體項目的勝利。所以，要從難、從嚴地培養骨幹、造就核心。

五、 看清世界排球的發展趨勢，更堅定自己的路

世界女排技術、戰術的發展有兩個新的特點：一是在新的高度上更趨全面；二是女子技戰術男子化。這兩個特點反映了一個問題，對我們女子排球運動員的身體和協調性要求更高了。但在把握趨勢的同時，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更好地發揮中國女排快速、靈活、配合多變的特長，努力做到，人人有絕活，全隊有特長。

對於回國執教的決定，雖然猶豫了兩個多月，但是，我對自己完全有信心。對於一個集體項目來講，根本的問題在於團結和凝聚力，而這個“根本”，可以由教練來控制，憑我多年的經驗和我的人品，我能抓住這個“根本”。而且，我沒有任何包袱，反正，現在我又是一個人，赤手空拳，干吧！

但郎平絕對沒有想到，她的回國執教竟是1995年年初中國最大的一條新聞。她人還在美國，她的執教綱領，早已先聲奪人地刊登在各大報刊上。而關於郎平哪月、哪天、哪個航班回到北京的確切消息，記者們已從美國航空公司那裡問得一清二楚。

儘管何慧嫻、張蓉芳理解郎平的心情，也很尊重她的意見，果然沒去機場迎接，但近百記者卻早早地把機場的出口處圍個水泄不通，中央電視台記者還扛着攝像機等在了機場內，打開明晃晃的照明燈，攝像機鏡頭早已“嚴陣以待”

坐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又在考慮訓練計劃，下飛機時，我有點暈暈乎乎了，頭也沒梳，稍微理了理，捧着那束玫瑰花跟着大家下飛機。走到機艙門口，我只看到機場上有那麼多人，有扛着攝像機的，有端着照相機的，有舉燈的，燈都打得特別亮，我還回頭看，心想，肯定有什麼貴賓坐在這架飛機上。

沒等我想明白，這些人黑鴉鴉一片全沖我來了。好，我還迷迷糊糊呢，十幾個話筒伸了過來，一個接一個地提問，我都不知道聽誰的好，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前擁後擠的，我的腳都好像不沾地了，遠遠地，我只看了我媽和我爸一眼，他們就被人群擠沒了，我也被兩個警衛“架”到警衛室，海關都沒過，只好走“後門”了。

後來，我聽說，在機場的一些外國旅客看到這樣的場面，指着我好奇地問：她是誰？我還聽說，記者們還把我媽圍上了，向老太太提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媽什麼也沒說，她就惦着女兒有暈車、暈機的毛病，她對我朋友說：“這樣真是難為了郎平！”這就是我媽。

出機場的這一幕“歡迎架勢”，把還在暈機的郎平驚醒了，她身穿一套白色運動服，像一團雲猛地落到地上，意識立刻清楚：回來了，這就是大家對你的期望！郎平終於回來了，很多人長長地吐了口氣，如釋重負，好像心安理得地把這份壓在心頭的鬱悶很信任地放到了郎平身上。

1995年2月15日晚到達北京，2月16日下午郎平和首都以及來自各地的新聞記者見面，並宣布上任後的三個目標：

第一、在1995年9月下旬的亞洲錦標賽上奪回亞洲冠軍；

第二，在1995年11月初的世界盃賽上爭取奧運會資格；

第三、在1996年奧運會上打出好成績。

記者們爭先恐後地提問，焦點明確，大家老想知道郎平究竟有什麼“高招”，能帶領女排在這樣短的時間裡“連翻三滾”，越出低谷？而更多真正關心體貼郎平的朋友和球迷，暗暗地在為她捏着把汗。有人甚至認為，郎平提出的三大目標對於滑坡不止的中國女排簡直是個“神話”。

而就在這第一次的新聞發布會上，郎平非常真切、非常中肯地對大家說了一句心裡話：“我不是神！大家給我機會，也要給我時間。”

可以想象，當一隻小小的排球成為全國人民關注的一個熱點，幾億雙眼睛都盯住了它，這小小的球，不啻千斤啊。郎平，要用一個人的肩膀，獨當一面地扛起這隻沉重的小球，這讓很多隔岸觀火的旁觀者感受到了不尋常的分量。

《北京青年報》很及時地登載一篇署名為黃稚文的文章，題目很溫暖：“郎平，我們拿什麼送給你？”文章寫的情真意切：

“……郎平從大洋彼岸帶回來的是一腔報國熱情和為祖國排球不惜犧牲一切的獻身精神，但要把這樣一支隊伍搞上去，難度極大，她需要時間，更需要理解和寬容，我們也應該以平常心看待她的上任，歡迎成功，也允許失敗，為她創造一個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比賽環境，這是我們新聞界乃至球迷和觀眾不斷走向成熟的標誌，也是郎平回國之際，我們送給她的一份最好的禮物！”

我把大家的理解，的確看作最好的禮物。說實話，一下飛機，就被這樣一大團騰騰的熱氣包圍着，在我心裡又添了把火，讓我更有了摩拳擦掌的激情和衝動。

我知道，把女排帶上去，這是干一件挺大的事啊，會給大家帶來激情和活力。當然，到底能幹到哪一步，我沒數，我也在心裡畫問號。客觀地說，你要我帶着這樣一支隊伍去沖世界冠軍，這要求苛刻了，但做到第一步，衝進奧運會，我覺得不應該有問題。

回來以後，我確實有激情，很興奮。當時接隊，他們告訴我，隊裡只有一千多元的經費，我好像都沒反應過來，根本沒在意錢不錢的事情。到柳州集訓，柳州市委聽說女排很困難，馬上組織各企業為中國女排捐款，募集了將近一百萬，還搞了一台文藝晚會，大標題就是：祝中國女排再創輝煌！

編者註：1995年2月郎平回國接任主教練，同年9月獲女排亞錦賽冠軍，11月獲世界盃第三名；1996年再獲亞特蘭大奧運會亞軍；1998年摘得曼谷亞運會冠軍，並於1997年被國際排聯評為年度最佳教練；任教國家隊期間幾次累得暈倒，包括在亞特蘭大奧運會時。1999年3月，郎平因病引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