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有過“永失我愛”的幾近得抑鬱症和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的經歷：
我國內時曾是很好的器官移植外科醫生，我從小５－６歲就愛殺生，打鳥，叉青蛙蛤蟆還以解剖它們為樂，８歲時自己拿本“快速針刺療法”小紅書在自己身上練自學學會的針灸。按俺們佛羅依德老爺子的理論，俺天生的就是殺人的料兒，不過因哪根神經搭短路了，一升華，成為外科醫生了。俺在國內的師傅是當年中國第一把刀。俺在北美漂流１０年，回到臨床重新學做醫生，在芝加哥大學作一年級外科住院醫生時是校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主治醫生監護，由我主刀帶着器官移植專業進修ＦＥＬＬＯＷ和一個高年住院醫生兩小時完成腎移植的外國醫生－－我的上級醫生對我如此十分放手和信任－－儘管這是違背操作規定和法規的！儘管如此，外科仍有幾個白鬼以我口語不好，與病人及家屬交流有問題為藉口讓我離開外科，我的ＭＥＮＴＯＲ也是住院醫生培訓委員會副主任在ＦＡＣＵＬＴＹ會議上拍案而起為我辯護，直訴那幾個人道：別說你們，這裡在坐的沒人對血管縫合的技術超過他的那雙手。我和他共事６年了，從沒感到有語言交流的問題，他來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時，幾個主任分別與他談了個把小時也沒說有語言問題，為什麼不能給他幾個月時間適應環境？下來，他把我叫到辦公室當即把人權委員會的網址電話找出來，問：你要不要到人權委員會去上訴？要，我給你當證人。我考慮良久，感謝了他的仗義執言。當我決定放下手術刀離開芝加哥大學時痛苦得一個月整日就是躺着對天花板發呆，連宰了那幾個白鬼的心思都有了。但是，在刀娘子和同學同事們的勸慰和開導下，我挺過來了，我認識到，人生道路上岔路口常有，不是非一條道走到黑的。我能幹好外科，也能幹好別的專業。生活也不是就外科醫生這一條路，我也不是非得吊死在這一棵樹上。我轉到病理專業，其實，我的生活有了規律，和家人相聚時間更多，身體和精神負荷壓力輕多了。我順利完成了４年住院醫生，我的主任－－也是移民來的匈牙利人，平素從不誇人，對人嚴厲甚至很ＭＥＡＮ的世界知名病理權威在退休離開時在我的書上籤下“ＸＸ，這個ＰＲＯＧＲＡＭ最好的病理住院醫生”留念，並把我推薦到全美ＴＯＰ５的ＷＵ做外科病理ＦＥＬＬＯＷ。我在４年做住院醫生同時，參加ＵＳＴＡ比賽，０３，０４年分別拿了ＮＹ州的３.５級隊式賽的亞軍和冠軍，我同時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寫我想寫的文字，給華夏文摘送稿幾乎平均每周一篇，現在是供稿最多的前5名之一。還通過我的網站，給我家鄉河南艾滋孤兒募捐,寄回了萬把刀，並為６2個艾滋孤兒建立了來自北美和歐洲的一對一資助。
應該面對現實，適應是人生存的本能。生活里，有平坦大道，也有溝坎，人生沒有過不去的溝坎兒，就看自己如何去對待。適應和接受現實，調整自己，你會發現生活的天地是如此廣闊和豐富多彩。
相信刀客這番肺腑之言，我是過來人知道這痛的滋味。但也深知跨過這坎兒的重要。你能踢球曾超過一般人，今天，及時調整自己，也一定能在另一生活天地里找到適合自己並干好的事業。踢球比賽並非都是往前闖的吧？也有退防，甚至失誤丟球時，何況人生？
及時退一步進兩步，海闊天空，人生另有一番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