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工廠通訊來自一位主動放棄大學文憑，進廠融入工人階級兩年多的同志，他在文中所揭露的諸多現象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他所在的工廠是位於華中某省會城市的一家外資壟斷企業，能夠憑藉壟斷地位攫取超額利潤，在十年前就開出高於一般水平的工資來收買本地老員工，使他們能在市區買房。現實有力地證明了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中的論點：工人雖不能憑藉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屋而變成資本家，但仍然會因此喪失其無產者的性質，變成對資產階級沒有威脅的恭順的奴僕，徹頭徹尾浸透了奴隸的精神。有房產，高收入的本地老員工，實際上已經成了工人貴族，成了資本家統治工人群眾的工具和支柱，成了工廠里的少數管理者、監工、技工。在資本主義歷史上，這些小資產者總是比工人更積極活躍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善於利用工人群眾的情緒主動挑起罷工、組成工聯，以此為要挾跟老闆討價還價，但同時又最先對資產階級妥協投降，為一己私利出賣工人群眾。在這裡，階級矛盾以地域矛盾、城鄉矛盾（在國際範圍內則是民族矛盾）、腦體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對無產階級群眾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把這些工人貴族當成自己人，把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當成是工人階級的利益。但是，當這家外企因經濟危機和其他資本的競爭而部分地（不是全部）失去市場訂單時，其壟斷地位就開始被逐步打破，像原來那樣收買工人貴族的條件也就不能再維持下去，員工中無產階級的比例越來越高。這種資本主義危機日益加劇的趨勢同樣體現在破產的小資產階級越來越多，如失業的白領，大學生，監工，技工，小店主等，他們同時帶着反動偏見和教育因素跌落到工人中間。從小資產階級中分化出來的各種半無產者也越來越多：有些人一年中的一半時間不得不作為僱傭工人勞動，另一半時間出廠務農、做小生意或做腦力工作和技術活；有些雖然自己是工人，但家庭成員和家庭主要收入來源仍然屬於小資產階級；還有些則是和前兩者地位相當的生活艱辛困苦的貧農和服務員、外賣員、小店員、熟手散工等等城市貧民。半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同盟軍，兩者之和占人口多數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條件。代表工人貴族利益的機會主義者們不僅否認自己像寄生蟲一樣從無產階級身上分享了超額剩餘價值的油水以維持小資產階級地位，同時也掩蓋人數眾多的半無產階級的存在和重要意義，在各種統計數據和分析中模糊小資產者、半無產者和無產階級的界限，把他們混為一談，進而用民主主義保護資本主義免受無產階級革命的攻擊。

階級社會中，每個人的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統治着全社會的資產階級占有了精神生產資料，必然要把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灌輸到所有人頭腦當中，但無產階級、半無產者和小資產階級因其經濟地位有本質區別，所以階級本能不同，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支配的程度不同，在思想鬥爭和階級鬥爭中擺脫落後思想和接受社會主義的難度也有本質不同。真正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最易於牢固地認同馬列毛主義，在鬥爭中成為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領袖，而一隻腳站在無產階級這邊的半無產者則更容易動搖和思想混亂，只能跟隨在先鋒隊後面前進。小資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中間等級或中產階級，其世界觀基本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本能地抗拒馬克思主義，喜歡偽裝成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總是自相矛盾；行動上則缺乏一貫的路線和長遠的戰略計劃，永遠搖擺於兩大階級之間，誰力量更強大就更傾向於誰，哪個階級掌握政權就為哪個階級服務。所以，在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能夠團結和領導的只有半無產階級，而對小資產階級只能是爭取中立，用鬥爭迫使他們不要倒向資產階級，當他們倒向無產階級時則做出相應程度的讓步。要想讓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和改造，那只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才有可能。民主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只具有反革命的意義，小資產階級也絕不是革命階級。那些欺騙無產階級跟小資產階級講團結的機會主義者，不是對馬列毛主義基本原理無知透頂，就是想利用無產階級為小資產階級充當炮灰，乃至以小資產者為中介橋梁和傀儡，誘騙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搞階級合作。

從這篇通訊中還要指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小資產階級和工人中間都存在的“講人情世故”、“交朋友，拉圈子”、“搭人脈關係(networking)”等等通過某種形式的利益交換來建立社會關係的現象，如請客喝酒吃飯，介紹工作，有時甚至只是打遊戲、講笑話，閒聊消遣，打發無聊。這種社會關係，常常以同學、老鄉、朋友等形式表現為各種自發形成的小圈子，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民國時期按地緣關係形成或兄弟姐妹結拜的幫派會社。資產階級學者和各路機會主義者（如張躍然，《燎原月刊》派，激流網，紅卒要過河/心在左邊跳，等等）都拼命吹捧這種工廠里自發形成的小團體，把它說成是最重要的革命推動因素，描繪成某種階級組織的萌芽，或者至少也是革命者應當採用的主要的工作手段之一（所謂的“三勤三化”）。但實際上，這種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本身是按照利己原則組織起來的，浸透了商品交易的精神，極為鬆散和狹隘，哪怕在經濟鬥爭中都會一觸即潰。這裡根本沒有什麼無私的階級友愛，為了得到某些“物質上的”“實際的”蠅頭小利而靠近你的人，也必然會因為個人利益可能受損（開除，坐牢）或無利可圖而遠離你，從而這層紙糊的關係也就徹底瓦解。在階級鬥爭中也一樣，運動和社會關係受自發性支配只會有利於資產階級，有利於資本家通過以監工和工賊為核心的小圈子來分化和控制工人，它的排外性更是嚴重阻礙了革命者做廣泛的揭露鼓動。我們絕對同意必須利用舊社會關系所提供的場所和便利去接觸更多工人群眾以灌輸革命意識，像歷史上的革命者利用幫派會社那樣利用朋友圈子和老鄉關係，正如我們必須在哪怕是最反動的合法組織和黃色工會裡做工作，只要它們有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群眾。像這樣的工作，我們在佳士鬥爭前的五年多里比一切機會主義者做的都要多，交的工人朋友也比機會主義者們多得多。但機會主義者把舊社會關係和經濟利益抬高到首位，誇大它的意義，用“交朋友，拉圈子”和物質收買來取代政治鼓動和組織工作，妄圖把工人運動引上歧路。工人頭腦中的思想不等於無產階級思想，也可能是資本主義思想，工人運動並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也可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常識。同樣的，工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也未必就是無產階級性質的階級友愛和同志關係，也可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庸俗圈子和酒肉朋友。崇拜自發工人組織與崇拜自發經濟鬥爭有天然的親緣關係，實際上是工聯主義和經濟主義的當代變種。只要覺悟的工人堅持政治掛帥，正確識別和揭露這種資產階級思想，不被“三勤三化”、“自發組織”迷惑而放棄建立集中制的堅強的革命政黨的努力，不丟掉政治鼓動和政治鬥爭的西瓜去撿經濟鬥爭的芝麻，工人運動就會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這條唯一能解放全體勞動人民的光明大道，機會主義者的無恥謊言也必將破產。

華中通訊

（工廠內景）

“我跟你說，她肯定在休息區那裡躲着！她就在那個柜子第二排後面！我總在那裡看到她！”

一個女工因肚疼離開崗位10分鐘之後，隔壁的老太婆就像這樣對班長告發她。憤恨之餘，老太婆帶着班長，一路追到休息區去抓這個女工，好像這女工是她的仇人一樣。

回到生產線，女工在老太婆嘴裡被咒罵了近一個小時：“咱們今天下不了早班，都怪她！你說她既然今天肚子疼，為什麼昨天不事先請假！給大家添這麼多麻煩！”

看來我們工人以後得學會算命，今天就要算到明天拉肚子，提前請未來的假——這是多麼離譜、多麼可笑的話啊！

我們都知道，資本家為了確保盈利的持續，往往會限制工人的請假和離崗。這件看似荒誕的事，只是資本秩序下的日常一幕，問題在於，這個老太婆為什麼會出賣自己的階級同胞？僅僅是一次離崗，就至於讓這老太婆視女工為仇敵嗎？

老太婆顯然是個工賊，是工人中的落後分子。他們是領導的跟班，和領導的利益一致；他們身為工人卻看不起工人，他們幫助資本家監督工廠的秩序，是我們工人的敵人。

可是，像這樣的落後工人，在這家位於華中某省會城市的工廠中卻很有存在感。他們掌握了工廠的話語權，企圖腐蝕更多的普通工人。“不合群”的革命派反倒容易被這些落後工人孤立！

必須承認，對現階段上處於弱勢的革命工人而言，想要瓦解這些反動勢力暫時還比較困難。但我們不會畏懼，我們要研究他們，分析他們，我們要扒出他們的老底！下面這篇通訊正是為此所寫。我將介紹此工廠的情況，從中分析落後工人的特徵和來源，為我們將來打擊反動勢力提供資料。

被背叛的罷工

（繁忙的生產線）

“剛搬廠的那時候我們是搞過罷工啊，一連搞了好幾天呢，都沒給它上班，哈哈！”

現年50多歲的鄭大哥已經在廠里幹了5年。對於他們這些老員工來說，三年前的那次大罷工是永遠無法忘記的。每次講起過去罷工的事情，鄭大哥都會帶着一臉喜悅的表情，為參與過罷工而自豪。

工廠過去一直位於城區，和市政府在同一個區；直到三年前，才隨着政府的“產業轉移”政策而搬遷到郊區（現址）。搬遷的同時，工廠卻想着在賠償工人的問題上做手腳。憤怒的工人們便不再上班，勒令工廠合理賠償。

“唉，可是罷工也沒什麼用啊，人家有錢。要是有錢人來罷工的話，估計就成了。但有錢人也不會來這裡打工啊。”

很遺憾，罷工最終以失敗收尾，工人們在一周后陸續復工。雖然廠方進行了少部分賠償，卻將罷工的積極參與者們永遠隔絕在廠門外，“永不錄用”！（好像它自以為是什麼高端機構一樣！）於是，雖然罷工讓老員工們印象深刻，但他們對罷工的最終印象就是——罷工也沒什麼用。

罷工真的沒用嗎？不，罷工肯定有用。 表面上是資本家在養活工人，實際上卻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資本家的一切都是工人創造的，他們只不過是還了一些（工人創造的）殘羹剩飯給工人，來確保工人明天還能繼續幹活。如果工人自覺地不再養活資本家，那麼資本家就什麼也不是了。

問題在於，工人很難“自覺地”不再養活資本家。工人能否明確自己的短期任務、長期任務，能否為了這些任務而團結起來？一般不能。這個工廠的罷工，正是輸在了這一點上。工人從一開始就不團結，“本地工人”與“外地工人”的分歧很嚴重。矛盾重重的工人階級，又如何能戰勝組織完備的工廠管理層？

這家工廠由外國人控股，是一個歐美企業在中國的分公司之一。工廠整體上待遇較好、福利較高，工人在十年前可以拿到三、四千元工資。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優越（城區），自然就吸引了一批本地工人成為其擁躉。這些工人在廠子周圍買房、定居，有的還買了車，過得挺滋潤。 他們披着工人的皮，卻掛着小資的心，實際上已經走在成為小資的路上！

與之相反的則是來自外地的工人們，他們漂泊在外，無房無車，起居在宿舍，吃住在食堂。相比那些安居樂業的本地工人來說，他們更像是真正的無產階級。

工廠搬遷、拒絕全額賠償的消息一經放出，本地工人們就感知到自身利益受威脅，於是他們便成了罷工的首發力量，帶動着外地工人們一起抗議；也正是由於那特殊的個人利益，這些本地貴族更願意與廠方談和，而不願與外地工人一起戰鬥到底！

包括鄭大哥在內的外地工人們孤軍奮戰，他們沒有收入來源，無法承受長期失業的經濟壓力，只能選擇復工。罷工就是這樣被瓦解的——某種意義上，這根本就是本地工人貴族自導自演的鬧劇，其烈度之低以至於警察都未出動。

搬遷到郊區後，儘管有部分本地老員工跟着工廠一起來到這裡，但外地工人逐漸在廠內占據了主流。另一方面，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在影響工廠。高溫補貼被取消了，文娛活動減少了，食堂里免費的酸奶雞蛋也沒有了。工廠在各方面上變得不再那麼“貴族”了。

“你們漲過工資嗎？”

“哪裡漲過，十年多都沒漲！十年前也是這麼多，三四千塊錢！”

這番回答來自一位思想有些落後的老員工大姐。 物價上漲、工資停滯，工人實際上越來越窮。既然連不先進的工人都這樣說，那問題的嚴重性就可見一斑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

（普工在生產線上忙碌時，技工在休息區玩手機，有時還和班長說笑）

搬廠後的第三年，當初的罷工早已成為遙遠的回憶，似乎被人們所遺忘。廠里的面孔都變了，注入了不少新鮮血液——主要都是外地來的工人。一切似乎都變化了。

多年前，工廠的產量非常旺盛；如今，工廠的經濟十分疲軟，許多生產線的產量計劃經常空缺，於是新員工就被強制休假，老員工被外派到其他生產線去“幫忙”。

“它是因為疫情的原因，現在全國經濟都不行。到時候疫情過去了，估計就恢復起來了。”

“它因為是外資的廠嘛，害怕輿論，不敢亂搞的。我在這裡十幾年了，它從來沒有拖過工資。”

像這樣的怪話在工友間流傳，竭力讓人們相信：工廠還有救，我們還有未來！

真的有未來嗎？誰也不敢確定。但短期內，大部分工友還是決定先幹下去，“干一天算一天吧”。

產線上，領導們一閒下來就拿員工找樂子。咄咄逼人的女班長見工人們摘了耳塞聊天，便大吼一聲：“你們搞什麼！你們的耳塞呢！都說了多少次了，還不戴！給人家領導看到怎麼辦！”

另一邊，幾個“大領導”正背着手，聚在一台轟鳴的機器旁指指點點，說着什麼。“大領導”們倒是都沒戴耳塞，想必大領導一定有特殊本領保護自己耳朵不受損！

在班長看不到的地方，我正與老員工吳大姐聊天。吳大姐在這個廠幹了有10年，思想上趨向於中間派，不算進步也不算落後，但是個很愛和工友聊天的人。

吳大姐的崗位在一處背風的角落裡，她每天要直面滾燙的的金屬爐，將數千根鋼絲一根根精準放入機器中。既有安全風險，又有高溫隱患。工廠的風扇吹不到這裡，而領導又不准工人自帶風扇。

前不久，工廠方面公布了所謂“提建議渠道”，吳大姐便第一時間給工廠寫信，建議在自己崗位上加裝風扇。她也向班長說過此事，而班長的回答就是：“你跟我說有什麼用，我能幫你裝風扇嗎？你們要和主管說，我們班長是不負責這個的！”

這次給工廠寫的信同樣也杳無音訊，壓根被工廠遺忘了！之後，班長開會時“鼓勵大家提建議”，批評工人們提的建議太少，“我們線上目前還沒有人提過建議！再這樣的話，以後就每個人輪流來提，抽到誰就是誰！”

“你不是給他們寫過信嗎，那個班長開會時怎麼沒有說你呢？”我問。

“唉，寫那東西有什麼用？”這就是吳大姐的真心感受。

不過，現在她的注意力倒是在另一件事情上——工廠突然有了不少訂單，下周開始計劃會十分充足，全勤的話工資就變多了。

我看了眼未來的計劃表，下周的七天都被安排了生產計劃，連周日休息都直接被取消了！

工人們上有老，下有小，經常需要用錢，這些工資壓根不夠用！因而，許多工人是不希望休假的，因為上班越多，錢就越多。有的工友乾脆在下班後兼職送外賣，一天總共上16個小時的班！

如今生產計劃增多，對工人來說似乎是一件好事？也許隨着疫情的解封，經濟已經恢復回來了？

大錯特錯。

“那個啊，他們說是因為隔壁省的分廠垮了，就把東西挪到這邊來做了。”

“真的？”

“對啊，分廠破產了！”

所謂的訂單充足只是假象，經濟危機從來沒有遠離我們。資本家試圖製造謠言，推卸責任給疫情；實際上，經濟危機本就存在，疫情只不過是個放大鏡。那種欺騙工人說一切還有希望的鬼話，到底還能騙大家多久呢？

反動勢力的堡壘

（班長開會，圈內為班長）

“開會！”

聽到班長的一聲叫喊，工人們便放下手頭的工作，在生產線的入口處聚集。

矮個子的女班長一邊踮起腳尖，硬是要站得比誰都高，一邊清點着人數，準備處罰遲到的員工。

人數清點完畢，沒有遲到的員工。女班長打開筆記本，繃起那副難看的表情，又開起長達15分鐘的長會來，將本來開開心心的工人們拖入到高壓和痛苦之中。

開完會後，工人們便各回各的崗位，進行一天的忙碌工作；而班長倒十分悠閒，寫完一些看似複雜的報表後，就東走走、西轉轉，時而在生產線上擺出一副“威嚴”來嚇唬大家，時而在休息區喝茶、玩手機，和其他班長、技工有說有笑。

最為諷刺的是，班長往往是生產線上幹活最快的人，而班長卻基本不需要幹活，就算偶爾需要幹活也會設法逃避掉。 簡而言之，這些班長的日常工作就是騙人、嚇人和偷懶，同時還拿着比普通工人高25%的工資。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寄生蟲！

該廠大部分班長都是被提拔的本地老工人，是那批本地貴族中最落後、最反動的一些人，靠着所謂“表現好”或憑人脈關係當上班長。所以，儘管當初的本地貴族大多已經離開工廠，但那過去的反動思想還是被這些班長日夜宣傳，腐蝕後來的新員工。

“我們大家來自五湖四海，能聚在一起都是緣分！大家都是一條線的，要互相幫忙，不要只顧着自己，做完自己的事就想跑！”

“我都說了多少次了，不要臨時請假！你們想一下周邊的同事有多辛苦，你走了，讓人家一個人做那麼多事？！要考慮別人，將心比心！不要只想着自己！”

“大家去了別的線，要聽從外線班長的指揮，幫助外線的員工完成產量計劃！不要想着做完自己的事就早點離開！沒有哪個班長不喜歡會做事的員工！”

班長開會時的部分言論如此。 她的目標就是偷換概念，用眼前利益替換階級利益，將資本家的利益說成是工人的利益，工人關心資本家的利益就是“將心比心”，工人關心本階級的利益就是“自私自利”！

可是，這種宣傳確實起到了洗腦的效果。 一些殘餘着小資思想的工人容易被其蠱惑，他們本來就很難看清長遠的階級利益，不知階級鬥爭為何物；經過班長的一番欺騙，他們就更加重視“今天能否早下班”、“這個月發多少工資”等短期利益了，並為之與其他工人、其他線競爭。

在生產線上，以擁有房產的本地老員工董姐為中心，形成了從屬於班長的落後工人圈子。圈子的日常活動就是“團結一致早幹完早下班”，以及和技工賭博，用賭來的錢吃飯喝酒。圈子帶頭推廣稱呼班長為“老大”，還推崇人情世故文化，如圈子成員去了別的線要互相幫忙、徒弟必須給師傅幫忙等，而不給他們幫忙的工友就是“不會做人”、“自私自利”，會被到處散播壞話！

當資產階級的壓迫即將臨近時，這些小資唯唯諾諾的真面目就會顯露。

有一次，傳言說領導要檢查生產線的衛生情況，董姐便緊急打掃崗位數遍，把各種平時摸魚不寫的報表都補充完整。結果，領導根本沒有檢查這裡，甚至都沒注意到有她這個崗位！對此，她的回答是：“只是這次不查罷了，你怎麼知道人家下次不查？只要給人家抓到，你就完蛋了！”

一些處於圈子之外的中間派也受到圈子的影響。

工人楊哥儘管過去一直進廠打工，但家庭具有一定小資產階級背景，其兄弟是腦力工作者。楊哥本人性格孤僻，不愛講話，只喜歡一個人玩手機、看新聞打發時間，經常嘲笑資本家和官員的醜態，“搞不贏又怎麼樣！大不了辭工走了。想干就干，不想幹了就走了！”

鄭州富士康運動期間，當我消息滯後、尚且不知道此事時，楊哥卻從網上了解到現場情況，並轉載給我看。之後我亦用其提供的消息作為鼓動材料，楊哥就這樣成為我最親近的進步工人之一。

然而隨着時間推進，楊哥思想中的軟肋逐漸暴露出來，他是一名個人主義者，並不關心外界其他人的情況，看新聞只是圖個熱鬧！漸漸地，楊哥不再嘲笑資產階級，而將更多精力放在“如何下早班”上，追求個人的短期安穩。如今的楊哥，一開口就是“生產線上”、“計劃”、“早下班”、“做事慢”等詞彙，除此之外一言不發。好似變成了一頭只知吃飯睡覺的牛！

多麼可悲的人！

這其中，自然少不了牛鬼蛇神們日夜洗腦的功勞！當然，由於楊哥的個人主義根基，即便受到他們腐蝕，他也始終與他們保持一定距離，維持着孤僻、少言的形象。

廠內落後勢力的根源即在於小資產階級性。一方面是舊有的本地工人貴族，即便他們的主力軍已不在廠內，卻仍舊通過殘餘力量（被提拔為班長）來發揮影響力；另一方面是新工人中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的思想存在動搖性，容易受到蠱惑。

黑夜的點點星火

（工人們在休息區）

“線上那些落後工人，動不動請大家吃飯，還賭博來贏錢。他們每天就是算計各種人情利益，你一不小心就欠了他們什麼東西！”

“哼，你說，那有什麼用！”

下班之後，我與劉大哥在一處空地上散步，同時把自己的思考講給了劉大哥聽。劉大哥自然是對這些人嗤之以鼻。

幾個月前，我在工廠附近的空地偶遇一位散步的大哥。大哥看上去已經很年老了，臉上有明顯的皺紋，頭髮都有些花白。儘管我不認識他，但這位大哥看到我後，還是沖我笑着點了點頭。我想這是個很友好的人，便與他攀談幾句。

我得知大哥姓劉，是已在這個廠工作十餘年的老員工。大哥問我是否是中介招的臨時工，中介給我們發了多少錢，是否有夜班補貼等等。看上去，大哥很關心工人的各類權益。

我意識到面前老工人的思想先進性，便藉機做鼓動，“這裡亂七八糟的事很多呢，之前有個學生工過來幹了兩天，到第三天他家裡死了人，工廠不給他批喪假呢，他辭工又不給他算工資，他就給勞動局打電話了……”

“他媽的，還敢這樣搞！”

大哥直接破口大罵出來，“人家家裡都死人了，還不給發工資！這廠再這樣搞，走不遠的！”

我很驚訝，我沒想到他會為一個陌生工人的事情如此憤怒，更何況他還是一個久干多年的老員工。

那之後，我與這位大哥交了朋友。他幾乎每天下班後，都在車間後同一地方散步，所以這裡就成了我們的談話場所，正好附近沒什麼人，也方便自由討論。

我打聽了劉大哥的身世，得知他不是本地人，沒有房產。他和很多人一樣，出身農村，家中親朋從事小資工作。但是他生活的經濟壓力很大，經常需要打零工，於是便去過許多地方。年輕時，他還在廣東的血汗工廠待過數年。

常年在各地打工，造就了一種敏銳的階級觀念，他很清楚資本家的德行，對各地工人的差別也略知一二。他比那些在這個小工廠中安居樂業數十年的“老員工”要進步得多！

“我跟你說，以前我們在舊廠的時候……他連一個小時的假都不給你批！當時轉班還是三個樣子，變來變去！不像現在這樣！”

“一周轉一次、半個月轉一次和一個月轉一次？”

“對！”

談到搬遷前的舊廠，其他老員工多半會歌頌過去如何美好；可在劉大哥這裡卻完全不同。其他人看到的是高工資、優越待遇，劉大哥看到的是奴隸勞動、嚴格管理！

“你們年輕人還是去別的地方比較好，這種廠，不適合干太久……”

“現在去哪裡都一樣，整個經濟都不行，全是黑廠，還有當官的撐傘保護。”

“嗨，是啊……混的好的都是有關係的！”

劉大哥之所以沒有離開，完全是因為要領社保的緣故。用他的話來說，他已經被“賣到這裡”了！可是，多年的勞動並沒有馴化劉大哥，反倒讓他把問題看的更清楚。

一次在食堂吃飯時，幾個領導正在食堂後方唱卡拉OK，音量非常大，把食堂里攪得亂七八糟。領導竟然還要求周圍人給他們鼓掌——當然，真鼓掌的主要是辦公室的那些人，工人大多看都不看他們一眼。

我和劉大哥正坐在附近一起吃飯，準備討論一些問題。可領導們的噪音污染很是妨礙我們溝通。

劉大哥看着那些領導，表情逐漸繃緊。

“喂，喂！”他直接沖領導們怒吼，“吵死了，小聲點！”

見已經有人抗議，領導也只好把音量調小。我和劉大哥相視一眼，笑了笑。被打斷的鼓動也得以繼續進行。

“現在中國貧富差距是太大了，能爬上去的都是有錢人，就是知識也是錢換來的呀！”我說，“按理說，政府是要管這個的，但他們管嗎？他們只知道把錢貪污掉！”

“就是啊。”劉大哥說。

“所以現在很多人要給他鬧！因為不鬧，政府都壓根不會管！”

我打開手機，調出鄭州富士康事件現場的幾段視頻，展示給劉大哥看。

和很多看幾眼就不再看的工人不同，劉大哥掏出老花鏡，認真地看了好一會兒。看到警察的那副狼狽模樣後，他真的笑了好久。

“你們以前應該也像這樣搞過罷工吧！”我說。

“是啊，我們當初是搞過罷工！”

雖然這裡的罷工遠不能與鄭州富士康相提並論，但作為鼓動的話題素材，是已經足夠了。類似的對話，在那之後仍不斷進行。

毫無疑問，真正的無產階級是不會被資本家的鬼話欺騙的！ 無產，即意味着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決裂；只有與資本主義存在聯繫的小資產階級，才會重新被資本主義勾回去，因為他們保有個人地位，保有發展的機會。

純粹的奴隸又怎會相信獲得救贖的美夢？他們的心中沒有幻想，沒有退縮，只有一條破與立的規則：

砸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

砸爛寄生蟲的狗頭！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文中鄭大哥、吳大姐、董姐、楊哥、劉大哥均系化名，粗體部分均為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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