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Sports.com 訊】編者按：韓日世界盃塵埃落定，一切都成為歷史。只要是中國人，就不能不關心中國隊，但在官方的有關總結尚未公布之前，中國隊在世界盃上的糟糕表現，猶如一塊誰也不願觸動的傷疤，在球迷的心中靜靜地結痂。不過，作為一塊歷史疤痕，卻是圈內圈外人最終不可迴避的，尤其是時至此刻，中國足球到了承前啟後的轉折點，對這塊傷疤諱莫如深，還不如痛定思痛。

　　足球作家楊傑是最早冷靜下來、試圖用自己的觀察和積累來評估這一歷史事件的球迷之一。作為一個旁觀者，他的觀點也許有點偏激；作為一個評論者，他掌握的材料未盡全面；但我們不能不說，作為一個作家，他是很有責任感的；作為一個球迷，他是比較清醒的。此刻，他選擇米盧作為切入口之一，來思考中國隊在世界盃上的得和失，自然有他的理由。也許他沒有涉及米盧的執教環境，也沒有對米盧的執教對象作太深入的分析，但是，他鮮明的觀點和旁徵博引，很能誘發每個關心中國足球的人進行思考。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你可以認為他對米盧責之過甚，你也可以認為他看問題過於孤立……但最可貴的是，在他這裡沒有為了宣泄而宣泄的謾罵，沒有那種小資式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的浮躁。而且楊傑說，這不過是他的系列文章之一。

　　今天，我們騰出版面來刊登楊傑的長文，就是要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有關總結還然“難產”的節骨眼上，提出“一家之言”。在此，我們歡迎讀者與我們、與楊傑一起討論關於中國隊，討論與中國足球的有關敏感話題。

　　引言之一：

　　中國足球兵敗韓日世界盃，宿命色彩比博命意義要大得多。米盧之敗，是老江湖迷了路，亡命特性也比薄命情調大得多。兵敗之後反思失敗，是人之本能，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生存焦慮和困境下的條件反射。由於中國足球儼然是“失敗”代名詞，它的每一次新失敗大都是對以往舊失敗的簡單重複，對這座文化鬧市里巨大的“痰盂”進行全面的學術性反思，價值存疑，也缺乏正經為文的主客觀條件，因此，如果在“足協應承擔什麼責任”、“球員應承擔什麼責任”、“教練應承擔什麼責任”、“社會和文化應承擔什麼責任”里進行選擇，我們更願意把“米盧之迷路”作為一個批判反思的案例。

　　因為米盧的到來，我們開始接近一個脫離現實的美夢；因為米盧的迷路，迷失了一個超越夢想的機會；因為米盧的離去，我們不得不打掃夢想破滅後散落於眼前的一地碎片。於是，我們需要說一說這個人，這個在世界盃上“快樂”地帶領中國隊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的足球浪人。

　　兵敗宿命之於米盧

　　他率中國隊實現了44年來首次參賽世界盃的夢想；另一方面，他對中國足球的現代化建設和可持續發展作出的貢獻微不足道，令人失望。

　　韓國似乎不是中國體育的福地。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誓師出征，結果由“雄心勃勃”而“兵敗漢城”，使出吃奶力氣才摘下區區5枚金牌。此事被中國體育界視為“中國當代奧運史的奇恥大辱”。不少同時期發表的文學作品沮喪地宣泄了“漢城奧運會的失敗沉重打擊了民族自尊心”的社會情緒。高豐文指揮的中國男足也參加了那屆奧運會，0比3負西德、0比2負瑞典、0比0平突尼斯，只積一分，三場球一球未進。時任國際足聯秘書長的布拉特，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國隊是“最沒有進取心的球隊”。

　　14年來，這句話像刺在中國足球麵皮上的“刑徵”，歷久彌新，及至2002年韓日世界盃，索性成了中國足球的一種“宿命標記”———三戰三敗，一分未得；0比2敗於哥斯達黎加、0比4敗於巴西、0比3敗於土耳其，淨失9球；戰前制定的“三個一工程”無一落實；沒有給世界盃作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貢獻，沒有獲得任何一個對手的尊重，也沒有向世人傳達多少有關中國的積極信息。

　　這種結局，是我們事先想過的所有結局中，最糟糕的一種。這種失敗，是最失敗的一種失敗。跑龍套的中國隊留在世界盃舞台上的真實印記，由這樣一些關鍵詞組成：無能低效，幼稚羸弱，僵硬笨拙，遲緩乏力，攻不能克，固非金湯，“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對這種嚴酷的慘敗事實，我們不必去遮掩，也不必顧左右而諱言。

　　在米盧個人多達五次的世界盃經歷中，如此全軍覆沒是唯一的一次。他個人的失敗成為第一次參加世界盃的中國足球“兵敗韓國”的一部分，一個不可或缺又迴避不了的部分。中國足球的失敗總是無比複雜的，不僅與個體和局部因素有關，也往往與整體和全局因素相連，原由罄竹難書，又仿佛路人皆知。對於米盧，中國人已經在“十強賽”時把神化和寵愛他的言行做到了極致，做成了一種“圖騰”，那段尚未風乾的歲月和感情是真實的，就讓我們收藏在心裡吧。兵家大勢，勝負無常，勝有勝的邏輯，負有負的理由，為勝利享受榮譽與為失敗承擔責任，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一個指揮打仗的人，在“戰爭失利”面前是不可能毫髮無損又溜之大吉的。想當初，我們自願選擇這個名叫米盧(實際上應為博拉)的“神奇教練”，這就意味着，我們不僅將分享他的某些神秘的成功，也將隨時承受他的某些奇異的失敗。

　　史學界相信，評價前人的重要標準，是要評估他們是否給後人留下了有價值的遺產，是否對未來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用這個標準衡量米盧，一方面，他率領中國隊實現了44年來首次參與世界盃的夢想，打了幾場經典勝仗，堪稱一段佳話。另一方面，他對中國足球的現代化建設和可持續發展作出的貢獻，又微不足道，令人心寒失望。中國隊的世界盃大敗，比賽結果是一回事，比賽過程是另一回事。即使拋開結果不談，我們從中國隊三場比賽的過程來看，“米氏戰法”在戰略、戰術和技術方面全方位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換言之，米盧對中國足球的實際貢獻是非常有限的，他沒能在中國足球的“革命”和“麵包”之間建立和諧而可靠的辯證關係。

　　我們都不否認，米盧是個好人，一個不拘小節、幽默浪漫的人，一個有着傳奇經歷和頑皮性格的足球名人。正因為這樣，當我們凝視他漸次萎縮遠去的背影時，心情是患得患失的。中國隊陣亡於本屆世界盃後，不少有識之士堅持一種觀點：評價米盧的失敗，應着眼於評價他的執教能力和用兵政策，而不應糾纏於他的私人生活和廣告生意。

　　我贊同這種就事論事的評論觀點！

　　引言之二：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此理天經地義。戰敗後，中國隊方面若將兵敗的全部責任推到米盧頭上，這是不對的；反之，米盧若將兵敗的全部責任推到中國隊方面，這也是不對的。剖析米盧的兵敗，應該從哪裡入手呢？俗語說，“個比個，看出高低；人比人，分出好壞”。在可比範圍內，以下四人或許可以作為我們客觀認識米盧的參照物。

　　米盧的兩個前任

　　三位洋教頭像三個醫路迥異的大夫，分別在中國足球身上開了一刀，留下三塊相互孤立、毫不搭界的刀口疤痕。

　　縱向對比米盧同中國隊前兩個外教施拉普納和霍頓的不同，對了解中國隊這十年來斷裂扭曲的技戰術演變狀況極有必要。在帶兵方面，相比於施拉普納豹子式的剛武粗獷，米盧像一隻溫和軟弱的綿羊；相比於霍頓紳士般的儒雅刻板，米盧像一個自由散漫的游醫。他的為人和執教風格同這兩人大相徑庭，彼此的兼容性和銜接性很差。這三人像三個醫路迥異的大夫，分別以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在中國足球身上開了一刀，留下三塊看上去相互孤立、毫不搭界的刀口疤痕。

　　施拉普納：米盧並不神奇

　　施拉普納1992年的上任，拉開了中國足球“洋務運動”大幕。其背景是，德國足球1990年在意大利第三次獲得世界盃，威望如日中天，心懷敬仰的中國足球界很樂意無條件接受德國人的幫助和教育。施拉普納是一名比較強硬的教頭，他藐視中國隊在亞洲的所有對手，要求中國隊隊員要有“捨我其誰”的大無畏氣概，進攻進攻再進攻，“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進攻就是最好的足球”。誰要是在球場上貪生怕死或貽誤戰機，施拉普納會暴跳如雷。他的治軍風格拒絕一切形式的“柔弱”，很有點“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味道。他最大的劣勢在於，中國在那時還沒有正規的職業聯賽，“專業足球”難以給他提供優良的建隊環境和富饒的作戰資源。他被迫挑選近100名球員進出國家隊“趕集”，亦屬無奈。

　　強悍的施拉普納使中國隊體能充沛，身體對抗能力大大增強。他的隊伍里雲集着一批橫行霸道的“男子漢”，把前場“斜傳高吊”作為常規性攻擊手段，把後場“大造越位”作為依賴性防守手段，踢的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攻勢足球”。施家軍進攻時節約了不少時間，中後場防禦工事的構建卻始終不成功，是支頭重腳輕的畸形隊伍。施拉普納“如果不知往哪踢，就把球往球門裡踢”的名言，作為煽動進攻的詼諧口號是有趣的，實際指導意義卻像“不知往哪爬，就往珠穆朗瑪峰上爬”一樣空洞。施家軍明顯攻強守弱和欺軟怕硬，可以大比分戰勝手無寸鐵的巴基斯坦和約旦，也可以0比1分別負於武裝民兵也門和伊拉克。

　　去年十強賽後，施拉普納指出：“米盧並不神奇，中國隊的技術水平與8年前(1993年)相比沒有提高。如果讓他在那一年帶領中國隊，一樣會摔得很慘。當時中國足球殘缺、非職業化，球員素質和接受能力低下。我像一個孤獨的拓荒者。”施拉普納這個觀點，基本上是客觀的，儘管這不能掩蓋他既沒有使中國隊技術脫胎，也沒有使中國隊戰術換骨，而且還犯了“冒進自大”戰略錯誤的事實。

　　米盧出身於“歐洲拉丁派”的南斯拉夫足球圈，觀念里的“技術美學成分”似乎要比德國人多。米盧信奉“技術足球”，重視對球的控制，訓練方法“寓教於樂”，也不反對球員在生活和比賽中的即興表演及個性釋放。照理說，在這樣的“老頑童”調教下，中國隊即使成績不佳，至少“技術水平”應該大有長進。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光是施拉普納，國內外無數權威專家都曾異口同聲地批評米家軍“技術粗糙”、“技術是最大軟肋”、“技術尚不如從前”等等。而在體能和作風方面，米家軍則遠不如施家軍。

　　霍頓：米盧陣容不穩

　　霍頓對中國足球的積極影響獲得了廣泛好評。他使中國隊球員懂得了服從“整體利益”的重要性，使個人英雄主義儘可能融匯到集體英雄主義中。做過球員、教練又身為國際足聯講師的霍頓，稱得上腹有經綸，有着出色的理論闡述水平，著有《足球》、《怎樣踢足球》、《足球的組織和領導》等專業著作。他十分系統地將“陣型結構”的基本常識，以及與之對應的整體攻防概念灌輸到中國國腳的大腦中。在他手上，中國隊的“戰術素養”進步了一大截，逐漸拋棄了“游擊戰”習氣，攻防的“穩定性”有口皆碑，很少像以往那樣大輸大贏、大起大落。霍頓用人以“陣型”度才，並不苛求人人都是“多面手”。他喜歡守紀律和有自信的戰士，首先強調個人職責的明確，之後再強化點與點、線與線的緊密協作。同英國足球理念一致，霍頓不主張過多的中場過渡，追求快速簡練的推進，堅持平行站位，反對擅離職守。他感覺到“在中國足球的環境裡懷疑氣氛太重，中國球員缺乏信心”，“寧可找弱隊練兵，以提高球員自信心”。

　　儘管霍頓用兵有點削足就履和刻舟求劍，然而，霍家軍確實讓對手很難輕易衝散或打垮。準確地說，霍頓的打法讓人一目了然，與施拉普納休克療法的“攻勢足球”、中國版本的“防守反擊”都不同，他更講究“整體平衡”。如果說霍頓給中國足球留下了某些好東西，其貢獻差不多全都在“戰術思想”方面。

　　米盧的理論水平不及霍頓。米盧曾言：“我從來不公開談論足球技戰術問題。”實際上，這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最大的缺陷。他給人一種“不出手就是高手”的錯覺，似乎不屑於紙上談兵，可是從郝海東、孫繼海、李明和一些中方教練組成員的言談，包括記者李響對他大量言行的記錄和“解密”的國家隊有關會議資料中，我們可以一分為二地察覺到，米盧做事情憑感覺、憑經驗，隨意性大。他不善於講解戰術和傳授理論，不善於系統地制定訓練計劃。他更習慣於“身教重於言教”，習慣於“身體力行”，每每以年近六十歲的高齡滿頭大汗地參加球隊分組對抗和教學比賽。對現代足球來說，主教練事必躬親到這種地步，未必是值得歌頌的好事，反倒證明，這是一名欠缺管理智慧的指揮官治軍思想不先進，帶兵效率不高，用身體資本彌補理論弱點的老套做法。

　　米家軍“缺乏學術氣氛”和“廟算不明”是眾所周知的(所謂“廟算”，指的是古代出師征戰前，在廟堂或帷幄中商議謀劃作戰方略的一種程序)。孫子在《始計篇》裡講得很透徹：“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藉助於孫子的這句話，無非是批評中國隊的兩個方面：一是此次兵發世界盃，我們的“戰爭準備”既不嚴謹也不充分，對於“為何而戰”的嚴肅命題，從上到下都以一句兒童戲言“快樂足球”搪塞之，未戰先怯，未進先退，幾乎是一次“玩忽職守”的傑作；二是米盧沒能為中國隊建立一個最基本的清晰穩定的戰術體系。從“軍官”到“士兵”，普遍對“如何而戰”漠漠然和懵懵然，教練有意無意裝瘋賣傻，球員一問三不知。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主力球員能夠熟練表達“米氏戰法”的一二三四。這是最致命的兵敗硬傷。這樣一支思想蒼白、理論貧乏、綱領空虛、戰術渾濁的球隊，在本質上難以脫離“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低層次競技窠臼。中國隊依靠低水平的戰術組織和技術能力去征服亞洲足球的鹿砦也許問題不大，企圖靠近世界足球的城堡和宮殿簡直是“難於上青天”。

　　筆者在《戰術如兒戲》一文里論述過：“兩軍交戰勇者勝的大前提，不在於士兵的耍蠻力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在於他們的勇猛要符合一個合理的戰術體系。這種體系，不能讓組成這種體系的人懵懂不知，也不能讓研究這種體系的人一頭霧水”，“明白無誤的戰術打法是團隊戰鬥力的支柱，個人的創造力需要好戰術的鼓勵。當一支球隊大部分成員不知‘如何而戰’，它的所有戰術制定者和指揮者就是絕對不稱職的。中國隊甚至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主力陣容，從熱身賽到世界盃三場球，每一仗都弄出一種生疏彆扭的‘新班子’，人員的無聊更換走馬燈似的頻繁，戰術面貌的一切都形如兒戲，輸得不清不楚，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我認為米盧是個經驗豐富的營連長，或者和藹可親的師團長，卻不是適合統率千軍萬馬縱橫捭闔的大將軍。他多年來流浪於世界足壇的二三流領域，無法執掌一流國家隊的教鞭，也無法入主一流俱樂部的帥帳，根本原因多半正在於此。

　　霍頓的理論等級放在國際足壇比量，頂多處在二流檔次，即便如此，米盧在理論修養上也達不到霍頓的級別。正如現代戰爭已進入立體化“高科技戰爭”階段，一名傑出的指揮官不僅需要基層作戰經驗，更需要高級戰略理論和先進戰術知識一樣，米盧在這些方面力有不逮，顯見落伍了。他甚至不會使用電腦，不會上網，來中國後才認識數碼相機。他獲取、儲存和交換信息的手段很原始，逡巡於一個不透明的私人朋友圈裡交流“天知道是否有用”的情報，始終不能置身於“技戰術信息”最前沿，遑論像英格蘭、巴西、法國、阿根廷、意大利、美國、日本、韓國的國家隊主帥那樣，嫻熟地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高效訓練和管理、進行精密的戰術模擬和體能監控。

　　古語曰：“兵貴勇，將貴謀。兵之勇，得於將之謀。”所謂“謀”，指的正是統領三軍的“理論謀略”，這種能力豈是嘻嘻哈哈的“小聰明”可以胡亂擔待的？諸葛亮早有明論：“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可施其事。”(《便宜十六策》)孔明這番話反過來說就是：沒有理論水平的將領，打不了大勝仗，成不了大氣候。

　　霍頓是因為他兼任主教練的國奧隊沒能進軍悉尼奧運會而被解職的，他在國家隊的戰績並不糟糕。霍頓極少評議米盧，直到本屆世界盃開賽前幾天，看了中國隊與泰國隊、烏拉圭隊、荷蘭埃因霍溫隊、葡萄牙隊的幾場熱身賽後，才憋不住撰文指出，中國隊應該保障主力陣容的上場熱身時間，因為儘快使主力陣容穩定下來是至關重要的。由此而見，霍頓對米盧臨戰前的“兒戲做法”很不苟同。

　　米盧的兩個近鄰旁任

　　當希丁克和特魯西埃爭分奪秒進行着“魔鬼足球”式的艱苦練兵時，米盧卻悠閒散慢進行着和風細雨的戲耍和玩樂，並美其名曰“快樂足球”

　　橫向對比米盧的兩個近鄰“旁任”———日本隊教練特魯西埃和韓國隊教練希丁克的不同，使我們更直觀地體察到米盧的用兵失策和尷尬。這三人在上屆法國世界盃就不期而遇：希丁克是荷蘭隊主帥，米盧是尼日利亞隊主帥，特魯西埃是南非隊主帥。本屆世界盃，三人又分別帶領東亞三隊參戰，做派、成績、際遇是雲泥有別。

　　三人帳下的東亞中日韓三隊，實力原本在伯仲之間。由於韓日是聯辦世界盃的東道主，特魯西埃和希丁克兩人顯然壓力巨大，同時也胸懷大志，他們的任職合同、帶兵方略和出兵誓言中，都包含着立志突破極限、改寫歷史的遠大目標。米盧雖然也想再創奇蹟，但因為“任務壓力”相對很小，“作戰目標”低得不能再低，便有意無意地放鬆了對自己及中國隊的“高標準嚴要求”。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是：“對於首次打進世界盃的中國隊，能參賽就如同奪取世界盃了。”這句婦孺皆知的話，往好里說是“丟掉包袱輕裝上陣”，往壞里說就是“不求上進不思進取”。清人陳譫然在《寤言》中說：“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城。”米盧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因了“鴻鵠之志”與“燕雀之心”的天壤之別，中日韓三隊在戰備工作的所有環節上，在球隊競爭力、戰鬥力的質變和量變上，在對“為何而戰”和“如何而戰”兩大戰爭要素的理解上，產生了根本性、決定性的差異和差距。當希丁克和特魯西埃全神貫注、爭分奪秒、有條不紊地進行着“魔鬼足球”式的艱苦練兵和辛勤備戰時，米盧卻心不在焉、悠閒散慢、雜亂無章地進行着和風細雨的戲耍和玩樂，並美其名曰：“快樂足球”。這種反差強烈的情形一直持續到世界盃撲面而來。難怪在世界盃前有些長期採訪中國隊的記者憂心如焚地質問：韓日兩國在磨刀霍霍，中國隊卻在鶯歌燕舞，我們參加世界盃是去打仗還是去旅遊？是去作戰還是去鬼混？

　　米盧的“戰備鬆懈”，是戰略上極大的失職，這絲毫不能用所謂“快樂足球”來推脫和解釋。我們知道，任何一項對抗激烈的競技運動，特別是猶如“和平時期戰爭”的足球比賽和世界盃這種競爭極其殘酷的“世界大戰”，蘊涵其中的“快樂意義”是相對的，與嬉戲性質的“玩樂”完全是兩個概念。由競爭而產生的快樂，只青睞那些敢於無畏追求和做好充分準備的人，只青睞為之付出巨大努力和代價的人，只青睞勤奮、自信、強健、堅毅的人。勝利者的快樂是可信的，失敗者的快樂如果不是虛構和佯裝的，那麼就是可疑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