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匯讀書周報》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發表“阿昌”的《由吳三桂想
起》一文，頗有見解：看到廣島亞運會的聖火漸漸熄滅，我突然想到，要貫徹中共
中央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就出版界來說，任務是十分繁重的。

　　也許你會感到突兀，還是讓我慢慢說來。前幾天翻閱報紙，看到一位資深人士
寫的評論小山智麗（何智麗）戰勝鄧亞萍這場球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竟把何智麗
稱作吳三桂，不免令人倒抽一口冷氣。

　　吳三桂何許人也？他是明末引清兵入關，又為清兵先驅，鎮壓農民起義的一位
官員，很久以來，人們都把吳三桂作為“賣國賊”的代名詞。如今將何智麗比作他
，實在使人吃驚。說實話，那場球的實況轉播我也看了，當時只看到小黃球你來我
往，乒乓藝術達到如此爐火純青的地步實在令人讚嘆不已，心中絲毫沒有憤慨之情
。看了這篇文章，我心裡不覺納悶起來，問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出了問題，
否則怎麼會連“吳三桂”也恨不起來？“斗”了半天，還是百思不得其解。外國籍
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文藝等等領域中有了成績，我們都引以為榮，楊振寧、
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獎，誰也沒有責怪他們在為美國爭光，為何唯獨體壇上會出現這
樣的議論呢？想來作者不會重開“文革”期間的“帽子工廠”、一定是不了解吳三
桂是何許人，因而造成了比擬不當。正因如此，我覺得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出版界
應多出版些介紹各種歷史人物的書籍，這樣也就不會出現比擬不當的問題了。

　　當然，就這場球而言，也不是不可以議論，何智麗為何掛拍，她是怎麼會去日
本的，等等，都是可以深思的。

　　上海《新民體育報》也發表白子超的文章《用不着激憤》，指出：“憤怒的部
分群眾大罵何智麗是‘罪人’、‘漢奸’、‘賣國賊’太‘言過其實’，太‘上綱
上線’。說體育維繫着民族感情和國家尊嚴，可以，但體育畢竟不能和政治、戰爭
劃等號。……我覺得，我們的一部分同胞感情還比較狹隘，心態還比較封閉，眼光
還比較短淺。不然，我們怎麼解釋‘寧願外國人拿金牌，不願曾是中國人的外國人
拿金牌’？我們怎麼解釋‘歡迎外國專家幫中國，反對中國專家幫外國’？……何
況，何智麗等人遠走他鄉，除了個人感情因素，還有其他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原因
。起碼，何智麗當初是準備到奧運會上一展身手，為國爭光的，但她的資格被錯誤
地取消了，於是她才心灰意冷。我堅信，何智麗拿了廣島亞運會金牌後，心情不會
很輕鬆。事情是複雜的，簡單的激憤不但不一定公正，而且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這場大爭論，不僅在中國大陸的報紙上展開，在香港出版的《亞洲周刊》也對
何智麗問題進行了採訪、報道。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亞洲周刊》，發表了該刊記者采寫的《亞運背
後的家國情仇》一文，指出：這次亞運會賽事中對中國觀眾造成相當心理震撼的，
還是要數十月十三日晚日本籍的原中國乒乓球優秀選手小山智麗（何智麗），以凌
厲的正手弧圈球力克中國大陸金牌呼聲最高的世界冠軍鄧亞萍，摘走亞運女子單打
冠軍的金牌。而且她是先後挫敗中國台北的陳靜、中國大陸的喬紅，再與鄧亞萍交
手的。

　　小山智麗此舉，令在場的中國大陸官員伍紹祖、徐寅生。李富榮勝上無光。因
為在小山智麗背後還有一個曲折的故事。早在一九八七年世界錦標賽，當時的何智
麗即現時的小山智麗乒乓球水平正值巔峰期，決賽時卻被隊領導下令“讓球”，她
沒有從命，憑實力打敗隊友；奪得冠軍。賽事後她被指責為“不服從命令”而慘遭
厄運，連參加八八年奧運會的資格也被取消。

　　上海作家葉永烈當年首先撰文披露此事，為小山智麗鳴不平。這次亞運會期間
，葉永烈始終關注着小山智麗的戰績，把比賽錄了像。小山智麗奪得冠軍，葉永烈
當即打電話給她父母祝賀，還給在日本的小山智麗寫了信。

　　葉永烈對《亞洲周刊》說：“從電視屏幕，我很注意何智麗的眼神，看到她奪
冠後流淚了，我完全理解她。今年四月，她來上海時，我們見了面，她當時表示決
心一定要拿金牌，今天夢想終於成真。”葉永烈說：這是對中國體壇幾十年來“讓
球”傳統的一種打擊。“讓球”是違背奧林匹克運動精神的，是體育運動的腐蝕劑
，當年李富榮按上級命令讓球給莊則棟，今天，李富榮應當反思，從這一意義說，
何智麗打敗的是李富榮。中國體壇存在不少問題，“讓球”是其中一個嚴重問題。

　　何智麗評說她的三位對手

　　面對一片譁然的中國輿論，何智麗本人究竟怎麼看待的呢？

　　筆者與何智麗以及她的丈夫小山英之有着多年友誼，與她的已故教練孫梅英也
相知頗深。這些年來，曾對何智麗、小山英之以及孫梅英作過多次採訪。就在廣島
亞運會後不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何智麗從大阪給我來電話，告知打算回滬
一趟，希望再度會晤，談一談最新的情況。

　　果真，在一九九四年歲末之際，何智麗和丈夫小山英之悄然來到上海。由於何
智麗已成了爭議紛紛的“焦點人物”，所以他們的行蹤嚴格保密，拒見任何記者。
這樣，在一九九四年除夕和一九九五年初，筆者得以應約對他們作了兩次獨家採訪
。

　　何智麗的頭髮剪得很短，穿一件花色斑斕的羊毛衫，顯得很秀氣。她的日語已
很不錯，小山英之說話時就由她當翻譯。

　　她處於“颱風”的中心，倒顯得十分平靜。

　　我問起了十月十三日那天奪冠前，何智麗是怎樣準備的。

　　何智麗說，我從一九八八年退役到現在，已經有六年了。

　　六年後，能夠打敗她們，確實是不容易的。作為一個運動員來講，別說六年，
一兩年也夠嗆！

　　她說，乒乓球在中國是“國球”，格外重視，中國乒乓球隊有着世界上最優越
的訓練條件。我在日本，訓練的條件比中國乒乓球隊差遠了！日本乒乓球沒有什麼
“國家隊”，都是業餘的，全靠自己努力。中國乒乓球隊有二十幾個陪練，這在日
本幾乎不可想象。我是單槍匹馬。我是“教練兼隊員”。

　　小山英之插話說，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那麼多陪練，都要靠自己，
是在很艱難的環境下練球的。我們靠的是大阪池田銀行提供的幫助，算是有了一個
練球的俱樂部。池田銀行的行長清龍一也先生很熱心於乒乓球運動，是何智麗的“
伯樂”。每次何智麗參加重大比賽，行長總是帶着太太一起去觀賽。何智麗在日本
的訓練條件，完全無法跟中國乒乓球隊相比。

　　我笑道，這好像是小小的“個體戶”，跟國營大公司競爭。

　　可是，你們的邪個體戶，用上海人的話來說，是“夫妻店”，居然打敗了中
國乒乓球隊這“國營大公司”！何智麗也笑着說，那天比賽，小山一直在場外當我
的教練，從頭做到尾。我們真的成了“夫妻店”。可是，小山只是個乒乓業餘愛好
者，他的本職是工程師，怎麼能與中國乒乓球隊的教練們比。我主要是得益於在中
國受到的培養。我當年除了受到啟蒙教練的熱心培養外，主要是乒乓名將、中國乒
乓球隊女隊前教練孫梅英的培養。她一心一意地教我。我一直說孫梅英是我的恩師
。不過，孫梅英並不是國家體委派給我的教練，她當時已經退下來，是她自告奮勇
來教我的。

　　葉：你在日本每天練球幾個小時？

　　何：四五個小時。大部分在下午練，晚上不練，早晨有時也練。在池田銀行的
俱樂部里練。日本跟中國不同，在日本練球，你得自己花錢，所以要靠銀行支持。
在中國國家隊，根本就不存在運動員自己花錢練球的問題。

　　葉：你是否研究中國乒乓球隊的戰略、戰術？

　　何：有時看一點錄像，反正是我一個人在琢磨。我是孤軍作戰。

　　葉：那天比賽之前，你對自己的估計怎樣？

　　何智麗說，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夠贏。陳靜、喬紅、鄧亞萍三個人都是高手，我
對她們三個人都作了準備。

　　何智麗對三位對手作了分析。她說，她們三人各有特點：陳靜是“左手生膠”
，喬紅是“兩面反膠”，鄧亞萍是“長膠怪板”，都是很難打的。球板的性能不一
樣，打法不一樣，你就得用不同的方法去對付。所以，打她們三個，要採用三種不
同的方法。能戰勝這樣三位不同打法的對手，你的技術必須全面。

　　何智麗說，我堅信一條，我的基礎比她們好。這幾年她們參加比賽比我多，臨
場經驗豐富。我倒底是六年沒有參加了，現場的熟練感不如她們。我以為，我就是
要靠基本功、靠技術贏她們。我以前的技術一直沒有丟。我用的是弧圈球，是屬於
歐洲型風格的。我的打法全面。再加上我是憋着一口氣打的，所以我也就越打越猛
。

　　何智麗逐一評說她的三位對手。

　　何智麗這樣談起陳靜：

　　“在這三個人之中，我最重視的是陳靜。只有勝了陳靜之後，我才能進入前四
名，然後才是冠亞軍賽。

　　我進入前八名，第一個遇上的就是陳靜。

　　在國家隊的時候，我跟陳靜打了幾十次，沒有輸過一次。離開國家隊以後，
我幾年沒有打球了。後來我跟陳靜交手，輸了她兩三次。所以，我很重視和陳靜的
比賽。

　　“對於喬紅和鄧亞萍，我並不太在意，雖然喬紅比我小五歲，鄧亞萍比我小九
歲。”

　　接着，何智麗說起鄧亞萍：

　　“我是準備以三比零贏她的。”

　　過去我在中國國家隊，跟鄧亞萍打過一次，贏了她。這一回我們是第二次交
鋒。從球藝來說，我比當年拿三十九屆世乒賽冠軍時要好。外界也是這麼評論的。
我是八十年代的冠軍，現在打的是九十年代的球，技術上不進步是不行的。

　　我這個八十年代的冠軍，能夠打敗九十年代的冠軍，說明我在九十年代也能
站住腳。這一回，打的是亞運會乒乓賽，實際上是世界級的，因為對手是奧運會冠
軍和世乒賽冠軍，這三個人代表着九十年代世界最高水平。

　　正因為這樣，決賽的那一天，兩千元一張的門票，全部售光，這是空前的。
我的公公、婆婆，也都趕來觀看。可是，男子決賽，就沒有多少人看。

　　在亞運會上，中國從來沒有丟過女單冠軍金牌。這一回，我拿了女單金牌。
打球，是應該換換臉。不要老是一個人拿冠軍。”

　　我說，十月十三日，是你歷史性的一天。一天打三場，體力怎麼樣？

　　何智麗說：

　　“我的體力可以。打贏之後，我們家的祝賀電話、電報多得不得了，美國的記
者甚至從美國趕來採訪我。因為我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冠軍——我已經結婚，三十歲
了，居然打敗了兩個奧運會冠軍。在亞運會的歷史上也從未有過三十歲的乒乓球冠
軍。

　　發行量達八百萬份的日本《朝日新聞》，評選一九九四年度最佳運動員，我
是六個中的一個。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授獎。

　　“日本共同社告訴我，他們所評的一九九四年關於中國的十大新聞中，我在亞
運會打敗鄧亞萍，被列為第九條。”

　　我問：“在你戰勝鄧亞萍時，鄧亞萍哭了，你也哭了。鄧亞萍輸了球，心中很
難過，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為什麼在勝利時哭了？對於你的哭，中國報刊有
好多解釋。你自己說，你為什麼哭？”

　　何智麗答道：

　　“當時我非常激動，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

　　一是我的勝利來之不易。六年哪！為了這天的勝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

　　二是能夠打敗鄧亞萍，太令我興奮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樣，捧得
不得了。她太傲氣了。她對記者說，我和何智麗不是一個時代的。確實，我是以前
的老冠軍，我拿世界冠軍時，你連坐板凳的資格都還沒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軍輸
給八十年代的冠軍，你丟臉。這一回，鄧亞萍輸了，這才終於說，我一定要努力，
不然打不過何智麗。

　　“三是我的恩師孫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這一重大勝利。我傷心。她在一
九九三年還到日本，教了我三個月，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我又問：“十月二十八日，《北京青年報》提到了莊則棟曾幫助了你。”

　　何智麗說：

　　“莊則棟沒有做過我的教練。他來日本時，到我俱樂部來，玩了一天。

　　去年，陳靜得了第二名，中國報紙也說是莊則棟教的；莊則棟倒是真的教過
陳靜。

　　不過，誰贏了，就說是莊則棟教的，既然莊則棟那麼有本事，他又在北京，
為什麼不叫莊則棟到中國乒乓球隊當教練呢？

　　所以，輸了就是輸了，何必把莊則棟搬出來？

　　“當然，我是很尊敬莊則棟的。他的球藝是很高明的。他見多識廣，富有經驗
。”

　　我說：“我以為，莊則棟所說的富有哲理的話，是對你這次勝利的最好概括：
‘記住，一個人受到的打擊越大，發出的光輝也就越燦爛。’”何智麗答道：“是
的，莊則棟是這麼對我說的。在我獲勝之後，他在電話里對我這樣說。他的話根深
刻，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中國女兒情，日本媳婦心”

　　見面時，何智麗拿出一本“老先生”剪貼的剪報集給我看。“老先生”是指她
父親何銘馨。父親在上海把中國各報關於她的種種反映，剪貼在本子上。遵她之囑
，我也給她帶去一批關於她的剪報。所以，她對中國報刊上的各種反映一清二楚。

　　我們就從中國報刊的紛紛議論說起……何智麗顯得有些激動。平日言語不多的小山英之先生，也難以抑制不平之情，訴說着自己的看法。

　　何智麗很直率地說，中國報刊的評論，日本報紙迅速加以轉載，在日本引起很大震動。日本人很難理解說我是“背叛”、“漢奸”、“罪人”，是“吳三桂”，是“賣國賊”。

　　尤其是中日兩國之間有過一段曲折的歷史，一九九五年又是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所以“漢奸”這類話對於日本人來說是極為敏感的。

　　何智麗真誠地說：

　　“雖然我加入日本籍，但我是從中國出去的。我的身份是雙重的，我是‘中國的女兒，日本的媳婦’。所以，我拿了冠軍，既是中國的驕傲，也是日本的驕傲，是雙重的驕傲，雙重的勝利。

　　“不能那麼狹隘地看問題。愛國主義不能太狹義。眼光不能太短淺。不管是誰寫，不論是大報、小報，都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報紙。現在是信息社會，這邊報紙一登，即便是小報，信息也馬上傳到了日本。本來，罵我個人一句倒也無所謂。我現在加入日本籍。這就牽涉到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了，不只是個人的事情。”

　　她說，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們，都為我高興。他們非常支持我。留學生的報紙，對我沒有一句壞話，都熱烈地為我祝賀。因為我畢竟是來自中國，來自上海。我這次奪冠，表明中國人也能在國外創業。他們沒有當我是外國人。

　　她又說，就日本而言，已經多年沒有拿亞運會乒乓冠軍了。我去了，就拿了冠軍，而我來自中國。這本身就表明，我的勝利，也給中國帶來了榮譽。

　　她強調說，我到今天的地步，是有一段歷史的。我是從中國出去的，我不會忘記上海的培養，中國的培養。我沒有“數典忘祖”。打球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有本事，你就能拿冠軍。這是“硬碰硬”的。要有大將風度。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亞運會的上百塊金牌，我這一塊是最特殊的一塊。

　　她說，有些中國報紙很無聊。有一家中國報紙甚至說，我在跟喬紅半決賽減罵她“小赤佬”。其實，我從小到現在，從不說“小赤佬”之類的罵人的話。我以為，這些報紙對我不友好，主要是不了解我所說的，我的勝利是中日兩國的勝利。我想，他們慢慢地會理解我的。

　　她又說，我也不同意所謂“海外兵團”的提法。其實，這是隨着中國實行開放政策後所產生的可喜現象。大批的中國乒乓球教練和退役的運動員，能夠來到世界各國，如果不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能做得到嗎？

　　這些中國教練和運動員來到國外，使世界各國的乒乓球運動水平大大提高一步，這是大好事嘛。不然，怎麼解釋中國請施拉普納當中國足球隊教練？怎麼解釋上海足球隊到俄羅斯去招募隊員？怎麼解釋中國請那麼多外國專家幫助建設？怎麼解釋楊振寧、李政道以美籍華人身份去領取諾貝爾獎金？難道楊振寧、李政道也是“漢奸”、“吳三桂”、“賣國賊”？難道那麼多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畢業後留在那裡工作，也都是“漢奸”？所以，不能那麼狹隘地去看問題。

　　這時，小山英之十分真誠又十分動情地對我說：“我很愛中國。那些不友好的文章，影響極壞。在日本，如果這樣寫的話，可以告到法院的，起碼要賠幾千萬日元的。這是有法可依的。

　　這些文章對中日兩國都沒有好處。這些文章其實是在丟中國人的臉。何必罵人呢？還是把功夫用在比賽上。”

　　我知道，小山英之的父親是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協會的會長，他致力於日中友好事業。所以，小山一家都熱愛中國。小山家迎娶何智麗這樣的中國媳婦，本來就是為了架起一座中日友好之橋。

　　小山說，爸爸最近也來中國，昨天從南京來電話，江蘇省省長、副省長都為何智麗奪冠，向他表示祝賀。中國官員的這種友好表示，使我們一家都很高興。

　　小山還對我說，在何智麗奪冠不久，你就在香港《亞洲周刊》上發表談話，對何智麗表示熱烈祝賀，分析了何智麗奪冠的意義，批駁了那些不友好的言論。日本的《讀賣新聞》馬上轉載了你的談話。這向日本輿論界表明，中國也有對何智麗很友好的作家。

　　與小山英之一起來滬的日本池田銀行桌球部部長中島昭先生也對我說：“日本人很難理解說何智麗是‘漢奸’。難道只許你們贏？

　　贏了就是‘漢奸’？體育競爭，就是靠真本事嘛！

　　日本報紙一片讚揚，因為何智麗已經三十歲了，贏得不容易。她這一塊金牌，頂五塊、十塊金牌。

　　“其實，何智麗是日中友好的橋梁。她是中國的女兒，日本的媳婦。何智麗拿冠軍，中日兩國都應為她祝賀！中國是大國，在國際上有很崇高的威望。雖然那種偏激的言論只是一小部分人說的，但是會影響中國的形象，要從日中友好的角度加以考慮。”

　　我提到了在中國引起議論頗多的是何智麗在剛剛奪得亞運會金牌時，含着熱淚，接受日本NHK電視台的採訪，所說的幾句感情十分激動的話：“我對今天能戰勝奧運會女子單打冠軍鄧亞萍感到非常高興。這比我作為中國選手獲勝時還要高興。這是我八年來第一次在大賽中奪取冠軍。來日本後，我有六年時間沒有參加大型比賽，但在我丈夫的指導下，技術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錦標賽上，還將作為日本隊的一員，爭取為日本奪取新的獎牌，以回報日本觀眾和新聞界對我的期待和鼓勵。”何智麗說，當時她的心情確實極為激動。十月十三日這天，她連挫三員
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將，這是她從未有過的戰績。為了這一勝利，她苦苦練習了不知多少個日日夜夜。正因為這樣，她說她從未這樣高興過。她的話，表達了她當時的心情。凡是知道她是怎樣走過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的人，就會理解她所說的那番話。

　　何智麗接着說，在日本記者看來，我拿了冠軍，更加加深了日中友誼。中國報紙上那些文章，很傷日中的友好感情。你曾說，要參加國際比賽，必須有“入場券”。確實如此，我加入日本籍，才可能有“入場券”，這不能說我的那番話是“背叛”中國。
　我問起她的近況。

　　何智麗說，中國人和外國人結婚，很多離婚。我的家庭很和睦，和小山英之相處很好。他沒有大男子主義。他總是在事業上幫助我。我的公公、婆婆也很支持我打球。整個家庭都充滿對中國的友好氣氛。一九九四年是“國際家庭年”，日本《讀賣新聞》在二月十四日還刊登了我、小山英之、公公；婆婆的家庭合影。我們站在乒乓球桌旁拍的。這張照片表明，我們一家是“中日之家”“乒乓之家”。在日本，我們是很特殊的家庭，是很融洽的家庭，所以《讀賣新聞》這樣的日本大報會刊登我們一家的大幅照片。

　　我說：“我還記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華亭賓館，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這樣的長談，你就充滿必勝的信心。那時，你剛拿到日本女單冠軍，有了參加國際比賽的‘入場券’。我還保存着那次談話的錄音帶。現在，你當時的抱負，完全實現了。”

　　何智麗笑道：“這一回，我終於揚眉吐氣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國人之中，我是日本新聞界最關注的一個。結婚轟動，拿日本冠軍時轟動，這一回又轟動。

　　亞運會之後，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動向。所以，很多記者想採訪我。我把我的心裡話告訴你。通過你的筆，轉達給廣大讀者和球迷們，代我向他們問好。”

　　我屈指算道：
　　“這是你的第四次風波了——頭一回是第三十九屆世乒賽風波，第二回是奧運會除名風波，第三回是異國婚戀風波。

　　“我還記得，那時在上海膠州路老房子裡跟你的談話。你向我訴說第三十九屆世乒賽所受的委屈……我看着你，一步步走過來，所以能夠理解你。”

　　何智麗說：

　　“是呀，每一回，你都錄了好多盒磁帶，這些磁帶如今成為一回迴風波的見證。這次我來上海，行蹤是保密的，我不見任何記者，即使記者找到我，我也拒絕採訪，但是一定要跟你談，我們有着那麼多年的交往，所以對你毫無保留……”在中國的運動員之中，像何智麗這樣風波迭起的人是不多的。正是在這眾多的風波中，在滿城風雨的爭議中，她顯示了自己獨特的性格。

　　何智麗的話，把我的思緒帶到了她的第一迴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