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壺”是撲克牌的一種打法。

當年在 Rhode Island 州 Providence 市上學，與一幫要好的中國同學常在一起打
撲克牌。一開始的時候打的是“三仙”，後來一位牌友的大學同學路過 Providence，
給我們引進了 “提壺”的打法 (據說南京是這種打法的發源地，但為什麼叫“提壺”
我至今還沒搞明白。)。第一次試打大家就來了興致，以後一發不可收拾，“提壺”
成了我們牌桌上的唯一節目。

“提壺”實際上是一種帶有賭搏性質的爭上游。打牌的人分成兩家，根據人的多少
可用一付，兩付，甚至三付牌。除了各家爭分以外(5，10 ，K 是分)，第一個將手
里的牌出完的人得 50 分，最後一個人得 負50 分。除此以外，每人都可以在出牌
前“叫”分。當然，“叫”分的多少取決於“叫”的時間。一般來說，沒抓牌之前
可以“叫” 1000 分，抓了 1 至 6 張牌可以“叫” 300 分，6 張牌之後“叫”
100 分。如果抓完了牌沒人“叫”，手裡有 黑桃3的人被迫“叫”。打牌時，如果
“叫”牌的人第一個將手中的牌出完(也就是說打成了)，就給“叫”牌的一方額外
加上所“叫”的分。如果沒打成，就被減去所“叫”的分。所以，打“提壺”的原
則就是“叫”牌的一方齊心合力要將“叫”牌的人第一個送走，而“叫”牌的對方
就是要千方百計地阻止這“叫”牌的人打成。

我們打“提壺”時一般分成男女兩方。我們“提壺”的政策很簡單：一旦開戰，腦
子裡只能有“敵方”和“我方”這個概念。象 “愛人”，“戀人”，“於心不忍”，
“手下留情”這些詞在我們的“提壺”的字典中是絕對找不到的。當然，象“眉來
眼去”，“互通有無”，“暗遞情報”這些行為也是嚴格禁止的。政策一落實，牌
就好打多了。

W 是個老夫子，他學的是比較文學，對古今中外的詩彼有研究。朋友中一旦誰有悲
或喜的事，他都會送上一兩首悲或喜的詩，表達他的同情或祝賀。他原來不會打牌，
進了幾次掃盲班，即以巨大的熱情加入了我們的“提壺”俱樂部。牌桌上的W一反平
常的庸儒之風，出牌激進，還 特喜歡“叫”，尤其是在男方彈盡糧絕時，他常常自
高奮勇地“叫” 1000 分。可他畢竟是新手，修煉不到家，牌打到關鍵時，他就會
緊張得手發抖。臉上肌肉發顫。我們女方常常能根據他顫抖的程度，判斷出他手裡
牌的好壞，然後對症下藥，打破他的計劃。所以，W 是我們這群人中“叫”分次數
最多，而成功率最低的牌手。

當年，Y(男)和S(女)是一對初戀情人，因為S(女)總是叫Y(男) honey，所以我們就
改稱Y(男)為大哈，S(女)為小哈。小哈在 Wellesley College 讀書，長得面若桃花，
人見人愛。大哈是個才子，學得是應用數學，可對古典音樂，歷史，文學很有造詣。
大哈打牌理智，沉着，常有出其不意的妙招，所以只要他“叫”了，基本上能成功。
每次大哈打成，我們幾個女將都很懊喪，唯有小哈， honey， honey 地叫得更響
(有時我都懷疑她是大哈派來的間諜)。隨着“提壺”的時間增加，他倆的關係越來
越磁實，一年多後，兩人向我們“提壺”委員會請假一個月，去 Alaska 度蜜月去
了。

當然，“提壺”並不都是成全好事。

L(男)和L(女)也是一對戀人，倆人已好到了談論婚嫁的地步。也不知什麼原因，倆
人在牌桌上總是互相過不去。L(女)畢業於清華，人聰明，牌打得好，是我們女子組
的主將。那次，L(男)抓了一手好牌，“叫”了 300 分，女方出了一長串，他有牌
壓，一邊出牌他一邊搖頭晃腦地說“水來土囤，兵來將 。。。。。。”，還沒說完，
L(女)壓上了更大的一串，硬是將L(男)的“擋”字給擋回去了。反正最後L(男)沒打
成，兩個L吵了起來。L(女)是北京人，說話不緊不慢，可句句說在點子上，L(男)辯
不過她，急得面紅耳赤，喊叫着：“你是豬”。這下壞了，L(女)將牌一扔，摔門就
走，出門前，給L(男)狠狠扔下來一句：“我跟你掰了！”

牌友們一看事態嚴重，趕快補救。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們之間的電子郵件滿天飛，
都快將學校的通訊線路給堵塞了。W連着給二L送去了幾首 Whiteman 和其他幾個著
名詩人的愛情詩。大哈從他的古典音樂庫里選了好幾首愛的旋律，做成磁盤，給二
L (也附帶給其他牌友) 各送一盤。一位數學系的愛好哲學的牌友挑燈夜戰，寫了一
篇長文論證“豬非豬”的原理。我呢，學的是工科，拿不出高雅的東西，只能到超
級市場買了幾磅削價的豬肉餡，做了多個揚州風味的紅燒獅子頭，請牌友連拉帶拽
地將二L請到我家。那一頓飯吃得大家油光滿面，嗝聲不斷，硬將二L肚子裡的火氣
壓下去了不少。

最後，不知是L(男)道歉有方，還是被我們的誠意感動了，L(女)並沒有跟L(男)掰。
和好以後的二L一如既往地投入“提壺”戰鬥，牌桌上倆人依然吵嘴，但我再也沒有
聽L(男)說過“豬”這個字。

“提壺”兩三年下來，大家的牌技已對了如火純青的地步。這時，W畢業了，並在一
個州立大學找到了助教的位子。自然而然地，“提壺”是歡送他的最好的方式。我
們幫W打好行李後，隔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閉門戰鬥了三天兩夜，那牌打得天昏
地暗，人仰馬翻，其激烈的程度絕不亞於以色列的六日之戰。打到最後，一位牌友
嗓子失了音，我呢，上廁所時坐在馬桶上都要睡着了。

W離開後，我們幾個牌友也先後畢業，離開了 Providence 。六年前的聖誕節，大家
相聚 Seattle, 兩年後，又重逢 San Francisco，見面後， “提壺”是肯定的了，
不過，因為新一代已陸續出生，孩子哭鬧，牌就打得三心二意，當年打牌時的感覺
再也沒有找到。

如今，再想起在 Providence 的“提壺”，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