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約在公元前280—前233年在世，據《史記·韓非列傳》載，非為“韓之諸公子”，這個顯貴的地位和接近權力中心的生活環境對他思想和學說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他生長於深宮之中，不可能與廣大的民眾甚至中下層官吏聲氣相通，這就決定了他的學說很難有那些與他相先後的儒家、墨家、農家那樣具有着顯而易見的平民色彩，其服務的唯一對象只能是君王，所思所想也不外是維護君王地位的鞏固和權勢的獨尊。

由於同樣的原因，特別是戰國末期那個特殊歷史時期權力鬥爭的殘酷和激烈，宮廷之中充滿了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韓非長期浸淫在權力鬥爭的中心，熟諳官場鬥爭，對官場特別是宮廷的醜惡看得入木三分，目光所及儘是邀功取寵、弒君篡位之徒，許多人把所有的聰明和機巧全用在了權力鬥爭之上，官吏們為保護自己，打倒對手，躲過風頭，積蓄力量，捲土重來，手段之惡劣無所不用其極，壓迫得人性的負面無限膨脹。這種人性的負面在韓非面前的充分展開，使他整日整月整年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人生的歡樂和舒暢，有的只是算計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計的恐怖。囿於生活經驗，在韓非的心目中，誤以為這就是全部生活，這就是整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的人性自然是惡的──而人性惡正是韓非全部學說的邏輯起點。對人性惡的極端恐懼成了韓非轉嫁恐懼的強大內在動因，又由於真切而深刻地體會到了恐怖在人心深處所造成的巨大震懾力量，韓非清醒地認識到製造恐怖和增加恐怖在公共生活特別是政治遊戲中的作用，於是“慘礉少恩”成了韓非學說的一個主要特徵，這一點又外化為《韓非子》五十五篇峻刻、犀利的文風。

同時，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強凌弱、眾暴寡、大魚吃小魚或者一群小魚聚集起來吃大魚的特定歷史事實又成了韓非最深厚最現實的知識底蘊，在《韓非子》全書中到處充滿着這樣的故事。這些知識積累和他的人生經驗互相印證，這就使他有理由以充滿恐懼和疑忌的目光打量周圍世界。

《史記》本傳說韓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錢鍾書把這種口吃而善著書、筆札唇舌若相乘除的現象稱為心理學上的“補償反應”。（《管錐編》第一冊“老子韓非列傳”）一個天資聰穎、觀察深刻、思想敏銳的人偏偏要遭受“不能道說”之苦，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他（她）對自己學說的構建，迄今為止還沒有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生理上的壓抑長期得不到有效的釋放和排遣，必然會加重韓非本已無法承受的“說難”、“孤憤”，強化他人生的凝重、苦澀感和對現實世界的疑懼，動搖乃至喪失他對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信任。這裡好有一比，韓非的前輩商鞅（約前390──前輩338年）當年在魏國不僅得不到重用，甚至於除了公叔痤以外壓根兒就沒有人把他當回事，這對於一個表現欲和權力欲極強的人來說，是多麼寂寞和痛苦的事情，如果有朝一日有機會獲得補償，自然是要加倍地施與人痛苦的。歷史告訴我們，商鞅果然這樣做了，連老朋友也不得倖免。（見《史記·商君列傳》）

韓非同樣擁有機會：上述所有的猜忌、孤憤和壓抑乃至恐怖都可能最終停留在感性的經驗層次上，但是春秋戰國是一個需要理論家並能造就理論家的時代，是荀卿(一般認為約公元前313──前230年在世)──這個在齊襄王（前283──前265年在位）時就已經“最為老師”的大學者使韓非豐富的感性經驗有了理論提升的機會，韓非本傳載他“與李斯（約前280──前208年）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說來也怪，先秦儒家學派的最後一個里程碑竟然同時教導出了法家學派的理論家和實踐家，但是荀況之儒已然不是孔孟之儒，由於亡國滅君相續，“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士大夫的生活空間越來越侷促，仁、義、禮、和、信等儒家的核心概念已在荀況筆下自覺不自覺地獲得了重新定義，被賦予了許多不同的內涵，帶根本性的變化是對人本性的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荀子明確提出“人性惡”。這個長壽的大學者的理論恰與韓非的人生經驗、知識積累一拍即合，儒家與法家經過百餘年的衝突終於奇怪地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