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也不知道是誰說了“有井水處有金庸，有村鎮處有高陽”，大概意思是凡是有華人讀中國字的地方就會有這兩位的作品。以前在國內的時候只讀過金庸，到美國之後才讀到高陽，這些年陸陸續續把高陽的作品看過大半部分，感覺上可以發些感慨了。

關於高陽，皇冠出版社的簡介是：“高陽（1922----1992），本名許儒鴻，字晏駢，浙江人。出身於錢塘望族。1940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求學，因抗日戰爭影響未完成學業。戰後考入杭州筧橋空軍軍官學校，並於1948年隨校遷至台灣。1959年卸軍職，投身報界，曾任《中華日報》總主筆。1962年發表第一部歷史小說《李娃》，一鳴驚人。此後著述不輟，著作等身，僅長篇歷史小說已達七十餘部。《慈禧全傳》、《胡雪岩全傳》、《紅樓夢斷》系列等無不膾炙人口，成為中國當代最著名的歷史小說家。

連經出版社的簡介是：“高陽，本名許晏駢，字雁冰。史魚、高陽是筆名。1922年3月15日生於杭州。許氏為錢塘望族，自清雍正直至清末，共出過三位翰林、四位舉人，是書香世家。

高陽於1946年隨軍來台，曾任中華日報主筆、總主筆，中央日報主筆等。

高陽的寫作生涯始於1951年，1962年發表第一部歷史小說《李娃》於《聯合報》，一鳴驚人。《胡雪岩》及《慈禧全傳》確立他當代首席歷史小說家的地位，對《紅樓夢》的研究亦成一家之言，讀者遍及全球華人世界。

高陽於1992年6月6日病逝。”

遠景出版社的簡介是：“高陽，本名許晏駢，浙江杭州人，擅寫歷史小說，也是著名的【紅學】專家，讀者遍布全世界華人社會；據外電報道，中國大陸各省目前正大量印行金庸和高陽作品，發行量均在千萬冊以上，因流傳甚廣，乃有“有井水處有金庸，有村鎮處有高陽”之說，高陽備受高級知識分子喜愛，譽滿海峽兩岸，由此可見一斑。

這位中國最後一位典型的舊式文人，以其深厚的歷史知識，氣質獨到的筆觸，把歷史事件轉變成豐富的小說世界，交織成膾炙人口的高陽歷史小說。

完全不同的故事典型，正代表高陽多變的寫作風格。這裡面有許多知（常）識非常有趣、新鮮。不但深富娛樂性，更在不知不覺中豐富了歷史與社會知識，尤其值得閱讀與典藏。”

其它的就不再抄了，這些介紹里有的強調許氏是錢塘望族，有的強調“高陽備受高級知識分子喜愛”（這個說法讓讀者很受用啊，哈哈）。以前杭州的一邊是仁和（比如王文韶又稱王仁和），一邊是錢塘，所以說是錢塘或杭州都可以。許家不僅是書香門第，而且還是官宦世家，有個叫許庚身的曾經是軍機大臣，相當於政治局常委了。在高陽的慈禧系列裡有大段描寫許庚身的章節，絕對是當成正面人物的。許庚身的提拔是因為咸豐皇帝的賞識，有的地方把另一個杭州人許善長被恭親王提拔的故事安在許庚身那裡，那就不怎麼好聽了。

一般介紹都說高陽是因為發表《李哇》而一鳴驚人，其實在這之前高陽也發表過一些作品，像什麼《猛虎與薔薇》，《霏霏》，《紅葉之戀》，《花開花落》。。。。。。，看名字都像是言情的路數，具體講什麼的，我也沒看過。曾經翻了翻他的什麼《桐花鳳》、《淡江紅》之類的言情，強烈建議大家不用去看了。

小說《李娃》是高陽根據唐朝的《李娃傳》擴寫而成的，原作是唐朝時候一位姓白的監察御史寫的筆記，描寫一個公子哥碰上個妓女，於是深陷其中，於是床頭金盡，於是被掃地出門。後來金榜題名，後來重歸於好，後來。。。故事流傳至今。原作大概只有三千字，可是到了高陽手裡，同樣的故事加上時代背景的介紹，場面的鋪陳，虛構些人物情節。。。。。。添油加醋就成了十萬字的小說。如果小說還只是在故事情節人物內心活動之類的地方打轉轉，那無非就是把現代的言情改成了唐朝的名字，這，不是歷史小說。

歷史小說首先要給讀者一個時代感，也就是當時所謂的典章制度，風土人情，三教九流，衣食住行，等等等等，得交待得像那麼回子事兒。搞好了，得讓讀者的思維方式都回到那個時代。要做到這一點，作者自己首先就得穿越回去，呵呵，這就是高陽的強項了。這些雜七雜八的資料的積累，一方面來自書本，一方面來自家傳。高陽愛看書，他家又有的是書，不僅是看好書，也看其它雜書、壞書，書本知識的積累大概都是這樣了。而所謂家傳，不是身歷其中那是無法得到的。高陽的家族非常龐大，各種接觸的關係都有，除了姓許的各位名人，許家姑奶奶們外嫁高官和名人的也極多，如國務總理錢能訓，直隸總督陳夔龍，禮部尚書廖壽恆，學界名人張元濟及俞陛雲，俞平伯等人。高陽的外公曾是榮祿的幕府，後外放為知州， 高母黃婉出身於官宦世家，學識豐富，對於歷史掌故，名人軼事能如數家珍，沒事兒就給高陽講故事。有這樣的基礎寫出歷史小說來，正所謂別開生面，一鳴驚人啦。

說句題外話，當年二月河一下子紅起來，被稱為是“橫空出世”，好像沒有過逐步攀升的過程。他的小說成功因素之一也有這種注重構建歷史場景的因素。二月河在為高陽的某部作品作序時自稱是和高陽“神交已久”，還憧憬過能有一天到台灣去和高陽喝“燒刀子”。以我看來，這個事情是怎麼也不可能的。

高陽的小說里常用一個詞叫“腹笥很寬”，意思是知識面很廣，他自己對此也是頗為自詡的。由此一來，文人的恃才傲物便時有表現，他對留在大陸的文人只誇過陳寅恪，好像對楊絳也說過些好話。至於其他，便沒什麼客氣了。舉例說，他瞄上了周汝昌，在《紅樓一家言》和《高陽談曹雪芹》裡就列舉了許多條周汝昌考據失當的地方，用詞之尖刻已經全然沒有文藝討論的意思。還有就是他曾經到國內訪問，和大陸文化界有些交流活動，當場盤起道來就能給人下不來台。例如他寫了關於大陸的“金縷玉衣”這個叫法很沒文化，古人的說法原本是玉匣或玉柙，叫成玉衣，古人上為衣，下為裳，玉衣應該只有半截嘛。字裡行間，高陽對大陸的水準是極其低視的，以此推論，二月河當初是想擠進紅學這個圈子的，沒有成。以他的輩分和資歷要和高陽喝“燒刀子”，高陽那邊肯定是沒這個興致的。

至於高陽和金庸的關係，似乎沒出過什麼大事，如果有，盼望哪位朋友能挖一挖。以我的感覺，高陽對金庸的那個“腹笥”也是瞧不上的，他在《清朝的皇帝》裡也不怎麼就考證出乾隆入了清幫等等，然後說起清幫來巴拉巴拉巴拉，中間插了句金庸如何如何的，算是透露些意思。還有就是在《高陽說詩》裡，在詳解陳寅恪的一首七律的時候，似乎不經意間又掃到了金庸，對他的“覥顏事敵”頗為不滿。不過，到底都是有身份的了，高陽似乎沒有公開給金庸上過課。可是，坊間給金庸小說挑毛病的一直有，金庸早年在報上連載的時候有毛病是很正常的，但是到後來幾次修改還整不利落。在歷史知識這方面金庸不如高陽，這個結論應該沒問題。

但，金庸比高陽有錢，而且在兩岸三地都吃得開，這個是高陽沒法比的。高陽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著作等身，九十多部書摞起來真的是成人那麼高，可他卻一直手頭不寬裕。按理說他也沒什麼不良嗜好，也就是吃點喝點。可是老話講“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就受窮。”真是至理名言。高陽在版稅這方面可以說沒賺過什麼便宜，甚至吃虧。因為他的寫作常常是興之所至，下筆千言萬言的；有些時候呢又是為了交差，這種情勢下寫的東西他自己大概都覺得不好意思，比如《李鴻章》。手頭緊的時候，有些好作品就被一次買斷，結果是幫人家發了財。反觀金庸，那手法當真“俊得緊啊”。

由此又提出個問題，從高陽的小說里，描述人物情節多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既文章”的意味，看了那麼多老於世故的角色，我們自然會感覺高陽也應該是個長袖善舞的人物了。其實不然。他那個脾氣，涉及財物時候還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灑脫，對人則多是直言不諱，常常為逞口舌之快而與人結怨，因而路是越走越窄了。大概三十年前台灣的《中國時報》副刊有個九老專欄，都是些老幫菜寫一些老骨董的東西，其中夏元瑜在評論唐魯孫的時候提到了高陽，說“魯孫在官場中浮沉了一世，所以他寫文章時顧慮太多。他只說吃說古以自隱，不願說及時事，以免自找麻煩。正和高陽許兄相反，許先生是專門說古論今的，因之也找來過大麻煩。”就我知道的一次大麻煩是高陽寫韓愈的，結果韓家的後人以誹謗罪將高陽告上法庭，法庭還真受理了。寫一千多年前的人物都能惹來麻煩，可見高陽的筆下是如果的不留情面，至於其他的打筆仗就數不清廖。他後來可能也學乖了，我在寫張大千那部分一開始就說，“高陽先生在張大千去世之後，寫了本《梅丘生死摩耶夢》”，指的就是這個意思。而金庸的小說里，男的俠肝義膽，女的恨海情天，多少人為之傾倒，多少人稱之為“金大俠”。“金大俠”只因為被朔爺批成了“四大俗”之一，然後就磨磨嘰嘰的，非常丟份兒。老人講的“文如其人”在這兩人身上可是一點都不符合，這是怎麼回子事兒呢？

最後再扯一句，從來文人都比較在乎自己的歷史評價問題，這個主要是指學術地位方面啦，至於生活作風之類的就算有，也只是算作花絮吧。咱們一提起高陽都知道他是寫小說的，可他自己是絕對不願意以小說家的名號載入史冊的，那個東西不入流。中國讀書人的正宗道路應該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寫小說屬於等而下之（咱們在網上的，可就再下之啦）。他就是寫得再多，銷量再廣，還是難得入了主流社會的法眼。高陽沒上完大學，那是趕上珍珠港事變。原來在上海租界裡還能偷聽敵台，還有蘇俄的出版物，等日本人把租界都平了，高陽就輟學了。學歷上虧了一塊，後來他也沒拜過什麼名師，這就導致了他在這個圈子裡的弱勢地位，多少年的勞作大概只有一本《高陽談詩》得過台灣的什麼獎項。相比之下，金庸就太幸福了，居然當上了博導！幸虧高陽沒看到這一幕，要是他看到金庸當上一個百年老店的文學院院長，非得把自己那方“野翰林”的閒章改成“野太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