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吳清源

　　 作者: 誠明

　　如果說中國真有什麼國粹，我想圍棋應該是最拿得出手的了。國際象棋，電腦“更深的藍”可以戰勝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而圍棋，“最深的藍”恐怕也難奈棋臭如我者何！曾經有人因為圍棋的玄妙和與其它棋類遊戲規則的旨趣迥異，如落下的棋子不能再行調動，而斷言它是外星人送給地球人的禮物。這當然是不能成立的。史稱堯作圍棋以教丹朱。那是什麼時代？部落社會。部落社會的生存方略基本就是各占要津，黨同伐異。後來西周的“封建親戚，以屏藩周”，甚至戰國時代的 “合縱連橫”，都可以看到這種“爭城以戰”“爭地以戰”的農業社會戰爭樣態的印痕。不過，如彼的光榮不能掩蓋如此的尷尬：近代以來是日本這個冤家對頭體現着圍棋的智慧和魅力，並以絲毫不遜於推銷其汽車和家電一樣的熱忱，承擔着向世界傳播圍棋文化的責任。由於怨結太深，中國人面對這樣的情境，心底可說是五味雜陳一言難盡。正因鬱結着巨大的心理能量，80年代的中日圍棋擂台賽才成為一個意義遠遠超越體育的社會事件，紋枰上的聶旋風也才被意識形態化地放大為抗日英雄。

　　如果把圍棋與戰爭作為文化交流和地緣競爭的代名詞，那麼顯然，綜合二者，才是我們這幾代人所經歷的中日關係的全部。如果說這種纏繞糾結在聶衛平身上還只是某種歷史的回聲和投影，那麼，在吳清源先生身上，則應該是十分殘酷的真實，就像拉奧孔身上盤繞的莽蛇一樣。以常理推之，這樣一種纏繞糾結，應該是全方位地體現在人格、行為以及經歷諸方面的。吳先生是高人。照片上的老者，仙風道骨，鶴髮童顏。平淡，平淡，還是平淡——這就是由絢爛歸於平淡的那種平淡？我覺得不像。我總覺得，這份平淡後面潛藏着某種緊張不安，甚至冷漠荒涼。

　　我是在陽光燦爛的辦公室收到這本叫《中的精神》的書的。很多年前我讀過《以文會友》（它應該就是這本《中的精神》的前身），那是由一個圍棋雜誌內部印刷的，非常樸素的十六開本；與現在帶腰封，多人作序，大量插圖的精包裝完全不同。但更大的不同是我的心境。當時我一氣讀完，印像深刻的是吳氏的天才與怪誕，外加對段祺瑞的失望。天才是吳橫掃日本各路高手；怪誕是吳跑到天津加入紅萬教以及追隨璽光尊。失望則是因為當時就在張自忠路的三號院即段祺瑞執政府內上班，公幹之餘經常“手談”——我們原以為段執政儒雅棋高，非一般軍閥可比，總愛爭自己屁股下面坐的就是段氏的位子。現在，從吳書得知，他不僅好下無理手，還輸不起。於是我們有了這樣擠兌對方的口頭禪：“你怎麼跟段祺瑞一樣？”後來，北京的燕山出版社還出過一版，好像叫《天外有天》，編輯送我一本，內容大同小異，就擱在書架上一直沒動。

　　使我的心境發生變化的是兩本書，它們或多或少與圍棋相關。

　　第一本是《圍棋少女》。小說以1931年東北三省淪陷到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為時代背境，在血腥的世界衝突中，“塑造了一角和平的天地：小小的千風廣場，碧影綠葉中，男女主角在刻有棋盤的石桌旁相遇。男人是日本間諜，冷酷而痴情，女人是十六歲的中國少女，純潔而不天真，聰明而殘忍。一盤圍棋，也是在感情的迷宮中失去自己。每一場棋的開始都是一場美妙的夢，每一場棋的結束都是無情的回歸。”作者想表達的理念是，“在兩種非常狀態的敵對文化中，男性與女性在對立中相愛、探討乃至達到升華的可能。”

　　這位叫山颯的所謂旅法女作家，讓我想起了上海的衛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衛慧是用她自己的身體寫作，而這位山颯則是用民族的文化寫作。她這樣聲稱： “我是中國人，代表一種遙遠而神秘的文化。”——對法國人“遙遠而神秘”，對日本人則是恨的溶解劑、愛的觸媒，有這樣的文化麼？都是些什麼呢？圍棋？用膝蓋思考也不可能。記得二十年前讀過一篇陳姓作家的小說，《最後一幅肖像》，主題、題材都與此極為相似，不過道具不是中國的文化圍棋，而是西方的文化油畫。當時就有人撰文批判，誰有空翻出來指向《圍棋少女》應該大致不錯。“在兩種非常狀態的敵對文化中，男性與女性在對立中相愛、探討乃至達到升華的可能”？深刻的人從這裡能找到許多理論的毛病（事實上，我根本就沒弄懂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的直覺要簡單得多，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圍棋與戰爭的二重變奏里，只有日本人來這麼瞎扯文化的超越性才可以解釋。

　　另一本是《楊振寧文錄》。據說楊是科學史上繼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但當有人問起他“您最大的貢獻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說：“我覺得是幫助中國人恢復了在科學上的自信。”顯然，他心底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自覺承擔着一份作為中國人的責任。這一自覺源自乃父的教育與熏淘。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睡獅千年/睡獅千年/一夫振臂萬夫雄/長江大河/亞洲之東/峨峨崑崙/巍巍長城/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勒功/至今熱血猶殷紅。”這是他父親一生都喜歡的歌，也是他自己一生都吟唱的歌。

　　正因為“身體裡循環的是父親的血液，中華文化的血液”，當1964年，在美國生活了近二十年之後，楊氏決定申請加入美國國籍時心裡感覺非常的不容易！因為他想到了傳統，想到了近代中國所蒙受的屈辱，想到了父親對自己的期望——回國，那是他“靈魂深處的希望”。是的，“父親心底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1997年參加香港回歸儀式時，楊氏仍為此耿耿於懷。他對兩彈元勛鄧稼先品格的敬愛，對其事業的感動，多多少少包含有欣慰和自責的成分——這位同鄉好友完成的，是一份我承擔有某種責任的工作！或許，直到退休後回到清華園定居，他才會真正有所釋懷吧？

　　從楊書，我可以讀到楊氏對中西文化既調和又牴觸的體會，讀到他在服務祖國與追求科學的緊張中的焦慮。吳書說他獲贈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稱號是由楊推薦的。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將這二人作一對比。而最想知道的則是，在比楊氏所處更強烈殘酷的矛盾衝突中，吳氏內在的心理過程與體驗又是怎樣一種景觀？毫無疑問，吳的一生從根本上說應該從他與圍棋的關係上去理解和評價。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也不應忽略這一點，其與圍棋的關係是被歷史鑲嵌在中日文化交流和軍事衝突這一特殊社會背景之上的。

　　迄今為止，吳在國人中的形像曾有三種定位：文化漢奸、抗日英雄和不食人間煙火將圍棋技藝和文化演繹升華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他自己，則愛說是通過圍棋致力中日友好的人。文化漢奸說出現在1942年間的南京。吳和老師瀨越憲作、師兄橋本宇太郎應喜歡圍棋的“大東亞大臣”青木一男之邀來到為日軍所占領的中華民國首都；“橋本先生在南京市內看見了我的人頭像和懸賞金。我的模擬像上寫着——吳清源文化漢奸（文化奴）”。吳在書中也很清楚自己“成了日本人的工具”；“要問我那時的感受，我總覺得很難回答……心情很複雜”。抗日英雄說分別出現在1952年的台島和1985年的大陸：“台灣贈與我大國手稱號”，沈君山先生譽稱其“匹夫而為異國師，一着而為天下法”；“我訪問中國的時候，聽一位先生說：中國抗戰戰勝日本，是因為得到了美國的幫助。戰勝日本的只有吳清源。只有在圍棋上，他真正戰勝了日本。——大約台灣對我的熱烈歡迎，也是出於這樣的心情吧。”

　　現在占據人們心目中位置的是第三種形像：不食人間煙火，將圍棋技藝和文化演繹升華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金庸說自己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吳清源”，“這不但由於他的天才，更由於他將這門以爭勝負為惟一目標的藝術，提高到了極高的人生境界”。陳平原進一步開掘：“從兒時的痴迷圍棋，到老來談玄說道，吳先生性格中，有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的一面”。香港中文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吳清源先生讚詞》也是沿襲這一思路，但主要強調其人格中對所謂靈境的嚮往以及中日文化因素的平衡。

　　確實，從書中，我們不僅可以明白無誤的看到吳氏在棋藝追求上的焚膏繼晷苦心孤詣紋枰對弈的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如戰前戰後的“升降十番棋”、耄耋之年探索“六合之棋”），同時也可以隱隱約約的看到，吳氏在倫常日用的小事方面並不缺乏計算能力（如為兒子計放棄中國國籍而第二次選擇日本國籍），在有關民族國家情感的大事方面時有昏招俗手（如面對“支那人”的蔑稱“不那麼在乎”）。因此，前述兩種針尖對麥芒的解讀和評判以及高人智者的美化，分疏起來頗費周折，但它們的後面各有某種社會、心理及事實的依據在，卻是確定無疑的。但是，我要說這三種判斷都不過是管中窺豹，僅見一斑。如果說文化漢奸說太過偏激，抗日英雄說有些自作多情，那麼，不食人間煙火將圍棋技藝和文化演繹升華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說則純屬淺薄的浪漫主義外加弱智式的簡單化。

　　兩極相通。顯然，文化漢奸說在吳氏對自己行為的主動性程度這一判斷上有誤，抗日英雄說則不知吳氏同樣也是日本棋界的光榮。此外，還有這兩點錯誤是共同的：都將圍棋與兩國關係尤其軍事對抗捆綁過緊；僅見其中國人的文化身份，無見其日本人的法律身份。否則我們無法理解周恩來、周至柔、梅蘭芳以及楊振寧等這些英雄豪傑對吳氏的重視與推崇。與此相反，高人智者說則走到了另一極端，有意無意地幾乎完全無視這兩點。仿佛梅逢和靖菊遇淵明，在圍棋與天才的因緣中，身處中日糾葛這一風暴中心的吳清源就和晶瑩剔透的玉石圍棋子一樣，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纖塵不染，絲毫沒有折射屬於那個時代的苦難煎熬風雲變幻。　　　
　　事實不是這樣。大家應該知道鄭孝胥，這可是個貨真價實的漢奸。吳書92頁記錄了他與鄭的交往：“我記得鄭先生對我說：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對這句話我很有感觸，一直記在心上。我覺得這其實就是《易經》中所說的陰陽的中和。”為什麼“很有感觸”？“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什麼“一直記在心上”？心裡一直都受到身份認同的困擾折磨。至於將它說成“就是《易經》中所說的陰陽的中和”，則完全是為出於自我安慰需要的“六經注我”。在我看來，吳氏將自己的生命完全與圍棋同一，既是自己自覺自愿的人生選擇，也是時代別無選擇中的逃避。可以說，其在圍棋上之所以能夠登峰造極，除開師良友益、資質超卓，別無選擇的時代激逼未嘗不是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將這說成蚌病成珠當然是不準確的。但平和恬淡只是吳氏生命的一個面相卻可以肯定。由於生命不可能徹底圍棋化，時代的因素必然滲入人格，這就使得他不能不去面對某些歷史強加於己的東西。

　　撇開所有道德的因素，身份認同的困擾應該是吳氏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晚年的他總愛說世界是個大家庭什麼的，我就傾向於將這理解為其潛意識中為化解這一緊張而連續萌發的衝動。因為要形成這樣的理念，對於經歷了百年對抗的旅日華人，比任何其它地區的華人都要困難多多。雖然吳氏從未明言，但我想，他所謂一生中的“許多痛苦時刻”應該多少與此相關。他說，當此之時，我總是“背誦白樂天的詩”，以這樣沖滿莊禪意味的句子自我排遣：“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人生如寄，豈不荒涼！

　　既然三種判斷都不能一柱擎天，我的看法自然就是，三者綜合方為吳清源完壁。

　　“春秋責備賢者”。解構高人智者說的神話，不是要以另外兩種極端的說法譁眾取寵，而是得知有文化公司興師動眾籌拍電影和電視連續劇，十分希望能從屏幕看到真實的回歸。手翻我們的編劇、導演及演員等一干大腕眾星捧月般環繞吳先生合影留念，我委實有些擔心，擔心其在文化追星的心態中，將吳與圍棋的複雜關係，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以及人性在這一糾結中的頑強與軟弱、壓抑與升華，被抽象化理想化地敘述成一位天才和一種文化的傳奇——無知惡俗一如山颯者流在《圍棋少女》裡的表現。倘如此，既遺漏戲眼、戲份，又遭塌歷史、感情，作為一個懷有期待的觀眾，能不既懼且憂？

　　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