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共和國的心臟，天安門廣場是北京的心臟，那麼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心尖兒的那一塊了，特別特別的寶貴。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立過程可說是困難重重，從1949年9月30日奠基到1958年5月正式揭幕，用了將近九年的時間，在這個背後的曲折真的太多了。

1949年9月的政協會議上決定了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9月30日下午6點在天安門前靠南邊的位置舉行了奠基儀式（為什麼是下午6點，還得請行家指點指點），隨後就是在全國範圍徵集設計方案。開始討論時候也沒有說一定把紀念碑建在天安門前，過了一段時間大家有了比較統一的概念之後，才決定了建在天安門前的思路。這個概念一個是形成廣場的概念，一個是廣場中央建紀念柱的形式，這些都有西方古典建築的意思。

以前從天安門到中華門這一段叫千步廊，大約700米，兩邊都是平房，屬於各個中央部門的辦公室。民國成立以後，朱啟鈐把這些房子都拆了，拆下來的材料拿去在中山公園蓋了一些房子，這中間還有沒有剩下的材料，這些材料的去向如何就沒人深究了。剛解放的時候從天安門往前門望去，只是一段比較寬的大道，有栽着樹，還沒有形成廣場的規模。把這一段擴寬，然後建紀念碑，絕對是西化的概念。

開始大部分的設計方案都不是傳統中國式樣的“碑”，大約是把能見到的高高的尖尖的東西都拿來當這個紀念建築，像北朝鮮那種高高的舉着千里馬什麼的就是這個路數。其實從中學為體這方面講，“碑”這個東西最早是沒有字的，自然也就沒什麼紀念意義。它是和“闕”配套的石頭柱子，不是很大，一個用途是當日晷一樣看時間，另一個用途是拴馬。到後來所謂的刻石越來越多，為了叫着方便就都成了碑。咱們常見的王八駝石碑嚴格說應該是駝“碣”，因為“碣”的頂部有圓弧狀。西方常見的碑就是白宮前面的那個方尖碑的樣子（華盛頓紀念碑號稱是如今最高的石材建築）。這個樣子最早是由埃及人搞出來的，據說還有什麼天文方面的用途。除了方尖碑，西方人還好在廣場中央立個什麼柱子，特高特細的，頂個將軍啊，頂個老鷹啊之類的，高級一點的周圍還有銅像。

在篩選設計方案的時候，選址工作也在進行。決定了將紀念碑立在天安門前，但距離天安門多遠才合適？現在紀念碑的位置距離天安門是460米，距離前門的位置是440米，基本是正中間的位置。可按理說當時還有個中華門呢，如果紀念碑立在了中華門和天安門中間，那就應該還往北100米。為什麼當時就忽略了中華門？

記得主席紀念堂建成之後我聽過一個報告，講到了紀念堂的建設者如何如何，工程質量如何如何。舉例說，當時的大廳用激光測量來找平，也就是說如果在大廳的任何地方倒下一盆水，水會均勻向四周擴散，就是表明這裡的地面特別的平。講報告的說到紀念堂的選址，又往回扯到了紀念碑的選址，說是當年周恩來要求把紀念碑建在天安門和前門中間，理由是使得紀念碑和天安門之間的廣場面積更大。而紀念碑建成之後很快就拆掉了中華門，移栽了一片松樹，這個意思很明顯了，就是把中華門這個位置留給毛主席他老人家百年之後用的。這個說法從沒在正式出版物見過，如果屬實，那周恩來的心機實在是太深了。

紀念碑地址選定之後，碑體的造型設計又遲遲不決。從一百多份設計方案中層層篩選，選到最後幾個，實在是難以定奪。好多地方都講到了51年夏天，梁思成專門給彭真寫信，談對紀念碑設計的看法。按理說，彭真是紀念碑建設委員會的主任，梁思成是副主任，你倆有什麼意見要交換，在辦公室談就好了嘛，還費勁寫信做什麼。其實，這才是專業的作法，立此存照，有充分的自信，不怕將來翻舊賬。這封信里有一句話，大概意思是“紀念碑應該是踏踏實實建在地面的。。。”，難道還有人要把紀念碑抬起來嗎？

當時確有一個把紀念碑抬起來的方案，設計者叫陳干。這個設計大概的輪廓是先修一個城門樣的台座，開三個門洞，在這個之上再建碑，有點像居庸關的那個雲台，當然規模會大很多。這個設計如果起來了，巍峨壯觀之外，一大功能就是沒有阻斷中軸線，而且還有個說法是每當人們從碑下通過，便是完成了一次膜拜。聽起來很誘人的，但是反對的理由是這樣的紀念碑會過於高大，台座會分割天安門和中華門的聯繫，三個門洞和前後建築都重複，最後一個是承重的問題。現在的紀念碑總重量有一萬噸，就算取一半，把五千噸石頭堆在100多平米的面積上，底下的門洞得需要多堅固啊。由於某領導很喜歡，搞得正反雙方誰都無法說服對方，這才有了梁思成給彭真寫信的事情。

後來終究是梁思成的意見占了上風，再經過不斷的討論修改，到了1952年基礎建設才開工，基本上是按照現在看到的樣子設計進行。到了1953年10月，碑心石運到北京。碑心石就是鐫刻着主席題字的那塊石頭，是完整的一塊，大約17米長，從嶗山採得。剛採下來的時候這塊石頭約300噸，進北京的時候還有100噸，最後經過加工以後是60多噸，刻上主席的題字之後還要鎏金，大概用了130兩黃金，那可是名副其實的金光閃閃。就在快要安裝碑心石的這個時候，有人提議了說應該把題字的這一面由原來設計的南向改北向，理由是群眾集會多在紀念碑北側，為了讓廣大群眾瞻仰主席的題字，所以應該讓紀念碑正面向北。

這個理由你信嗎？反正我是不信。群眾集會的時候大家都看着天安門上呢，誰還時不時地回頭看紀念碑。再說了，要瞻仰主席的題字，可以讓群眾繞紀念碑一周，這也是一種儀式。不管怎樣，這個建議到了周恩來那裡，周恩來馬上決定改北向！這個事情沒有清楚的記錄，連提議的人是誰現在都不知道。如果我寫小說的話，可以就這件事情設計一段場景：

此人能直接見到周恩來，還可以暢所欲言，他對建築方面的理論又有相當水準。他對周恩來講：“自古以來碑體南向是常理，但立於正門前方中軸線上的碑仍是南向的做法，會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皇陵。”

“絲。。。。。。”周恩來不禁倒吸一口冷氣，如果碑心石按原設計裝了上去，這可就不是貽笑大方的問題了。那後果。。。不堪設想。

促使紀念碑轉向的人是誰，到現在我還沒看到確實的文字，我猜應該是桂老。

周恩來和朱啟鈐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南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翔宇同學在南開的時候很活躍，曾經登台表演，而且是男扮女裝。其實，那時候翔宇同學只是“女二號”，當時的女一號叫章以吳。章以吳是章梫的兒子（章梫，儂知道伐），1913（章以吳才16？）回北京與桂老的二女兒朱淇筠結婚，後來生了章文晉，章文晉是周恩來搞外交的第一大將，都是親朋好友。有時候在私下聚會的時候，周恩來還戲稱章以吳這位老同學是“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有地方說是“民父之子，民子之父”，我覺得不靠譜）。其實這個形式的說法是從翁同龢那兒來的，當年有人稱翁同龢是“天子門生，門生天子”，您琢磨琢磨。

如果說通過這道關係能攀上桂老，那還不夠。49年桂老移居上海，做出了一個要投奔自由世界的架勢，其實這就是做樣子。周恩來得知此事，寫親筆信，派專人到上海去請，桂老就非常順利地從上海回到北京。後來，有一次周恩來登門拜訪，寒暄之後，周恩來問朱啟鈐還記不記得周家琛，桂老說“當然記得，當然記得。周嘉琛是民國二年知縣培訓班的學員，那個培訓班就是我主持的。。。，呵呵”。這位周家琛就是周恩來的伯父。

這層關係一接上，那才不一樣呢。桂老對這層關係一定是知道的，當年他在北戴河圈地的時候，周家琛是當地的縣長，很是出力。但是，這層關係又不能由桂老來說，那樣就有些倚老賣老了（前一段國內有票選春節訪親問友時候最煩的幾句話，其中一句就是‘你小時候我還抱過你呢’）。從周恩來這邊說出來，那可以說是放下身段了，門生加晚輩，絕對是給足了面子。如此禮賢下士，桂老能不盡心籌劃嘛。

估計周恩來對桂老也說過什麼“您老是北京城市規劃改造的鼻祖啦，要多多提攜後進啦”之類的，問題是那還一大幫蘇聯專家呢，連英美的海歸都搞不定他們，我一個老朽就別去自討沒趣了。但是，遇到紀念碑這個狀況，實在是看不下去，桂老終於發聲了。

為了解決紀念碑轉了向的後續問題，馬上拆掉中華門，移栽了松樹，可以說很圓滿了。我猜這個時候周恩來可能才有了把那塊地留給主席百年之後的想法。上篇文章的回帖里大麻的看法直中要點：從天安門看過去，紀念碑有功德碑的意思，可功德碑又不能是生前給自己寫的，於是紀念堂走神廟的路子。高啊，實在是高。共產黨創造性地繼承和發揚的風水理論，一個是中西結合，一個是陰陽搭配。老百姓都明白這個道理：“陰陽搭配，幹活不累”。

後來的記載表明，在紀念碑的建設過程中桂老的作用越來越大，居然他都要對紀念碑裝飾浮雕的選材發表意見。按理說，朱啟鈐是個歷史上有污點的人，當年他積極參與袁世凱的復辟活動，號稱是十三太保之一。袁世凱死後，朱啟鈐是被國民政府通緝的要犯，此事後來就不了了之。解放之後，朱啟鈐能這樣頻繁涉足政治活動，一定是有周恩來的背景。像這種和舊官僚過從甚密的舉動，難怪周公要被當成宋江式的“招降納叛”來批判了。

紀念碑的浮雕題材確定，以今天的眼光都可以打個八九十分，非常的不容易。全部是講史不講人，省得將來對具體某人的不同評價而產生麻煩。從時間順序和方位上講，東邊開始虎門銷煙，沒問題；金田起義，鬧到半壁江山了，絕對要有；南邊是武昌起義，沒問題（甲午戰爭，義和團都沒了）；五四運動，知識界的；五卅運動，工人階級（這個最勉強）；西邊是八一起義，原計劃是秋收起義，改過來的，長征沒了；敵後抗日，比較土（原來有平型關，幸虧改了）；最後北邊是橫渡長江，按順序這一幅當成了正面，所以在橫渡長江兩邊各有一幅小的裝飾，極其完美的句號。

或者是驚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