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則棟外史

（比較多賽事內容。其他可能大多知道了）

 莊則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首先就是他的身世。

莊則棟的外祖父乃當年闖蕩上海灘五十多年的冒險家、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猶太大亨哈同。

哈同是一位舉世罕見的商界奇才。1851年出生於巴格達，後隨父母移居印度孟買併入了英國籍――古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是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地。1873年哈同懷揣六塊銀元，隻身經香港來到有着“冒險家的樂園”之稱的上海，先在沙遜洋行供職，成了一位“白領”。1886年，事業已初具規模哈同與中法混血兒、煙花女子羅迦陵結婚。羅迦陵信奉佛教，好施樂善，此女頗有旺夫運，哈同娶了她之後事業蒸蒸日上，如同滾雪球似的蛋糕越做越大。 1901年，不甘久居人下的哈同選擇了跳槽，離開了“沙遜”，自當老闆，獨立創辦了哈同洋行，主要經營房地產業，他開發創建了中國近現代最繁華的商業街――上海南京路。當時南京路兩旁的商鋪，凡是以“慈”字命名的都是他的產業，約占整個南京路全部地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十四。經過幾十年的摸爬滾打苦心經營，昔日的“垃圾癟三”終於脫胎換骨鳥槍換炮，成為遠東首富。

1908年，羅迦陵被宣統皇帝溥儀的養母隆裕皇太后封為大清國正一品夫人。

辛亥革命前夕，哈同曾拿出十萬大洋資助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受夫人的影響，到了晚年他更是熱衷於慈善事業。1931年，商界一代梟雄，80歲的哈同在自己的家中、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園愛儷園（人稱“哈同花園”、即後來的中蘇友好大廈、如今的上海展覽中心）去世。

莊則棟的父親莊惕深出身書香門第，其父去世後，因家道中落離開揚州原籍去上海灘討生活。哈同見他骨格清奇舉止儒雅，便收留他在自己創辦的倉頡中學教書。某天上班途中莊惕深撿了一張馬票，次日居然中了獎，一向迷信的哈同聞聽此事，認為此人乃有福之人，將來所生之子或有狀元之命，加上平日印象頗佳，遂與夫人商議之後，將養女羅馥貞（哈同夫婦沒有親生骨肉，前後共收養了20幾名子女，外國血統的均隨父姓，“哈同”；中國血統的均隨了母性，“羅”）許配給了莊惕深。

莊則棟父“母”結婚的時候，財大氣粗的猶太大亨“隨便拔了根汗毛”，從太監小德張手裡購置了一套前清王朝某王府的舊宅，做為嫁妝，大大小小共計330間，人稱“北京哈同花園”。

還有一種說法：作為哈同府上的新姑爺兼財務總監（即賬房先生），精明且廉潔的莊惕深過於實誠，“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被斷了財路的大舅子、小舅子們都討厭他，遂聯手在老爺子面前輪番說三道四，人老了難免耳根子軟，遂將他從上海打發到了北京，遠離了權力中心。

莊惕深和羅馥貞婚後生育了六個孩子，夭折了兩名，長大成人的有兩男兩女。因不適應北方乾燥的氣候，出生於江南的羅馥貞大部分時間帶着孩子居住在上海的娘家――哈同花園。若干年後，已近不惑之年的莊惕深“紅杏出牆”，與一位名叫雷仲如的年輕保姆兩情相悅，偷渡陳倉，不久雷氏便有了身孕，遂瞞着遠在上海的岳母和髮妻，將雷氏送回了揚州老家。――男主人“百無聊賴”，於是與小保姆日久生情，偏偏老婆的娘家有錢有勢又惹不起，“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老丈杆子沒了，可老丈母娘還在；於是悄悄轉移，“金屋藏嬌”，得過且過，能瞞一時算一時，如今電視劇里屢見不鮮的情節。

1940年5月31日，雷仲如在揚州莊氏舊居誕下一名男嬰，這位庶出的三公子就是日後叱咤風雲的乒壇名將莊則棟。

幾年後，雷氏又生了一個女兒。

――莊則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寫道：“自己出生後和母親（雷仲如）一直住在揚州，而父親在北京，牽腸掛肚地惦念着我們母子”。

1941年岳母羅迦陵去世後，莊惕深才將婚外生子之事告訴原配羅馥貞。抗戰勝利後那年（1945年），莊則棟，連同生母的名分正式被嫡母所承認。於是，派人將他母子接到北京家中。這羅馥貞終於想開了，即使永遠不承認，做個把腦袋鑽進沙漠裡的鴕鳥，自欺欺人就當沒這回事，事情還是在那兒明擺着，乾脆就接受現實吧。

――2011年4月，病中的莊則棟在家中接受上海《東方衛視》著名主持人曹可凡採訪時說：在共同生活的這段日子裡，“大母親”對他們母子挺好的，兄弟姐妹相處也和睦。

解放前夕，莊惕深、羅敷貞如何了斷他們近30年的婚姻？羅馥貞何時帶着自己的親生子女離開了中國（長子莊則敬、長女莊則君則留在了上海）？羅馥貞難道不久後病逝？歲月悠悠，許多細節已不得而知。可以確定是，解放後莊惕深、雷仲如以及雷氏所生的莊則棟兄妹在北京過起了正兒八經家庭生活。

――晚年的莊則棟一直引以為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通常作為開場白的“姥爺”哈同，其實和他並沒有血緣或擬定血緣關係。當然，也不能說沒有任何關係，他的父親畢竟是哈同名正言順的女婿。

每當莊則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津津樂道地提到哈同，漁樵就會想起《紅樓夢》裡那位“才自清明志自高”、只認王夫人為母、王子騰為舅的三小姐賈探春。同樣是自尊與虛榮參半，投錯了娘胎的三姑娘內心更多的是痛苦、糾結與無奈，而我們的莊先生給人的感覺好像是為了錦上添花，給他本來就轟轟烈烈、非同尋常的傳奇人生再增加一個“亮點”。

人生如戲。莊先生希望自己的人生大戲一開幕就精彩紛呈、引人入勝，這亦是人之常情。

因社會制度的變遷，莊家的生存狀態再次回到普通平民階層。昔日的王府已淪為七十二家房客居住的大雜院。好在原本就出身寒微的雷氏隨遇而安，很快便適應了這種“草根”生活，精打細算省吃儉用量入而出，雖然今非昔比，三間舊屋粗茶淡飯，一家四口倒也過得其樂融融。

莊則棟的祖父曾在揚州做過文筆書吏，莊惕深從小與筆墨紙硯、《四書》《五經》為伴，國文根底深厚，寫得一手好字，還會中醫。他40歲得了莊則棟，因種種原故自己事無所成，遂把所有希望放到最疼愛的幼子身上。為了讓兒子學到真本事，他在堂屋牆上掛了“忠厚傳家久，讀書繼世昌”的訓條，每天清晨教他認字、寫字，背誦唐詩、宋詞。莊則棟小時瘦骨嶙峋，五歲多了體重只有30斤，父親便他讓拜師習武，學練六合派的拳腳功夫和刀槍劍戟的招數，周日則帶他游泳、爬山，鍛煉兒子的意志與體魄。莊則棟學得很起勁，體質日漸好轉。這種文武兼備的鍛煉，為他日後的乒壇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礎。可以說，他的啟蒙老師就是自己的嚴父慈母。如果他早生十幾年，投胎到羅氏的肚子裡，在大上海“哈同花園”里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當孫少爺，做“宅男”，絕不會有日後的輝煌成就。

據莊則棟回憶，他入讀北京22中學那天，父親叮囑他說：“爸爸我無所作為，成為一生的痛楚。只希望你能繼承我的夙願，做個有志男兒，民族要挺立，個人要有作為……”父親的教誨，一直是他在人生道路上不斷前進的原動力。――這就給當代年輕的父母、尤其是“富一代”、“官一代”提了個醒，兒子一定要“窮養”，不能做溫室里的花朵，男孩子幼時吃點苦，多摔打摔打，將來大有益處。

毛澤東在一首未公開的《七律》的詩中這麼說：“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盆難養萬年松”。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

一個人究竟走出什麼樣的人生，更多的是靠後天的努力與奮鬥。

莊則棟10歲開始練習乒乓球，14歲參加北京市少年宮業餘體校乒乓組。他起點較高，這一方面是拜上天所賜，悟性極好；另一方面因為他訓練刻苦，肯下功夫，故進步神速。1957年加盟北京隊，1958年又入選國家青年隊。1959年4月第25屆世乒賽，容國團為獲得了第一個世界冠軍，國人大受鼓舞，從此乒乓球運動在神州大地蓬勃發展。

1959年斯堪的納維亞國際乒乓球邀請賽，19歲的莊則棟首次亮相國際賽場，接連戰勝匈牙利、英國、西德諸多高手，獲得男子單打冠軍；並和小他2歲、來自上海的李富榮一起奪得男團、男雙冠軍。兩員中國小將，莊則棟、李富榮威震歐洲。莊則棟是中國直拍快攻型打法，與隊友王傳耀、容國團、李富榮、徐寅生等人的左推右攻相比較，他的反手略勝一籌，能兩面開弓，技術更為全面。

1961年4月，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這是新中國第一次舉辦世界級大賽。21歲的莊則棟被委以重任，與容國團、王傳耀、徐寅生、李富榮一起入選團體陣容。中國隊一路闖關奪寨，莊則棟多次擔任先鋒角色，第一個出場，且保持全勝。男團半決賽，中國隊以五比一戰勝匈牙利隊。――莊則棟、徐寅生各得2分，容國團得1分丟1分。男團決賽，依然是莊則棟和容國團、徐寅生三人登場，中國隊以五比三戰勝了日本隊，第一次獲得男子團體冠軍。――容國團勝星野展彌，負荻村伊智朗、木村興治，得1分丟2分；徐寅生勝荻村、星野，負木村，得2分丟1分；莊則棟勝星野、荻村，得2分，為中國隊男團首次捧得斯韋思林杯立下頭功。

男單比賽，莊則棟第一輪就與同樣在團體賽中保持不敗記錄的日本選手木村狹路相逢，經過4局苦戰，以3比1將這位“弧圈球專家”淘汰出局，為最終奪魁掃除了一大障礙。憑藉天時地利與人和，中國選手一路高歌猛進，最終包攬了前四名。半決賽莊則棟勝徐寅生，李富榮勝張燮林。決賽時莊則棟以3比1戰勝李富榮，第一次奪得男子單打冠軍。

莊則棟和李富榮合作還獲得男子雙打第三名。

1963年4月，布拉格第27屆世乒賽。中國隊以5比1大勝日本隊，再獲男子團隊冠軍。男團決賽首盤，世界冠軍莊則棟1比2負於木村，丟了唯一的1分。徐寅生先後戰勝荻村、三木，得了2分。雪藏了兩年、被譽為“乒壇魔術師”的張燮林表現最為出色，變幻莫測的神奇削球，令對手暈頭轉向，根本找不着北，先後輕取三木（21：5，21：7）和木村（21：4，21：11），拿了2分，為中國隊男團第二次登頂立下汗馬功勞。

單項比賽張燮林繼續大放異彩，男單八進四戰勝前世界冠軍荻村，與王志良的男雙擊敗最強的外國組合荻村、木村（上屆世乒賽荻村和星野合作拿了男雙冠軍，本屆用木村換下星野，實力有增無減），與鄭敏之的混雙又將上屆冠軍荻村、松琦淘汰出局。日本隊的頭面人物荻村的三個項目，均敗在了張燮林的拍下。

最終，莊則棟、張燮林、王志良、李富榮包攬了男單前四名。半決賽莊則棟勝張燮林，李富榮勝王志良。決賽時莊則棟再次戰勝李富榮，蟬聯男子單打冠軍。

男雙決賽，張燮林、王志良戰勝莊則棟、徐寅生，為中國隊第一次捧得伊朗杯。

1964年底，莊則棟當選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65年4月，盧布爾雅那第28屆世乒賽。中國隊以5比2戰勝日本隊第三次奪得男子團體冠軍。莊則棟勝木村、小中健，負於高橋浩；張燮林勝小中健，負高橋浩；首次在男團決賽場上亮相的李富榮先後戰勝小中健、木村，成為中國隊中唯一保持不敗的主力選手。

男單八進四，莊則棟遇上了素有“莊則棟剋星”之稱的日本隊新銳高橋浩。64年的訪日比賽中，莊則棟兩次輸給了高橋，五天前男團決賽，又再次“栽”在他手裡。男單比賽，兩人再度相逢，日本隊對高橋寄予了極大地期望，希望他能再接再厲，“干”掉莊則棟，最終登頂。“兩強相逢勇者勝”。面對曾經三次打敗過自己的高橋浩，莊則棟放下思想包袱，將往日的“羞辱”都化為正能量。他一上場就力爭主動，利用發球和接發球搶攻，打在對手的前面，經過一番激烈爭奪，以21:18拿下第一局。第二局莊則棟更是打得生龍活虎，他左右開弓，又拉又扣，開局便以4:1、8:2遙遙領先，並將優勢保持到局末，以21：8的懸殊比分再下一城。第三局高橋“瘋狂”反撲，2平、5平、8平、11平，比分一直呈膠着狀態。13:12時，莊則棟連扣八板，拿下了關鍵的1分。丟了這一分後，高橋見大勢已去，終於扛不住了，很快以15:21輸掉了第三局。乾淨利落的3比0，莊則棟終於一雪前恥，改寫了世界冠軍遇高橋就輸的尷尬記錄

――漁樵以為，這是莊則棟乒壇生涯中對外國選手打得最漂亮的一場球。半決賽，莊則棟又以3比0輕取素有“切削機器”之稱的歐洲一號選手、西德名將紹勒爾。莊則棟占據壓倒優勢，對手三局總共才得了12分。男單決賽，莊則棟經過五局鏖戰，以3比2險勝李富榮，連續第三次獲得男子單打世界冠軍。

他還和徐寅生合作獲男子雙打冠軍。和梁麗珍合作獲混合雙打第三名。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三屆世乒賽，莊則棟獲得了三個男單、一個男雙、三個男團總共七項世界冠軍。這一驕人的戰績，使他成為中國體壇有史以來最優秀的運動員。莊則棟的輝煌成就，以及他頑強拼搏、永不言輸的“小老虎”精神，鼓舞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和雷鋒一樣，成為那個年代人們心中的英雄楷模。

那是一個物質條件匱乏，講究精神、追求理想、崇尚英雄的年代。眾望所歸，為國人摘去“東亞病夫”帽子的乒乓健兒成了各行各業學習的榜樣，成了人們心中的偶像。一時間，中華大地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乒乓”熱，人人談論乒乓球，談球必談莊則棟。

談起莊則棟，必然會牽涉到另一人，即莊的隊友，同樣是乒壇“帥哥”的李富榮。

由於三屆世乒賽的男單決賽都是在莊則棟、李富榮兩位中國選手之間進行，莊則棟又是三連勝，過於巧合，而李富榮來自這位上海資產家庭的“小K”也是實力超群，絕非等閒之輩，於是無風不起浪，此乃上級領導幕後安排李富榮“讓球”、成就莊則棟三連冠偉業的小道消息不脛而走，但凡那個時代的球迷都會有所耳聞，借用小品演員趙本山的一句台詞，“凡是地球人都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28屆世乒賽男單決賽結束後，莊則棟捧着聖.勃萊德杯走下領獎台時，對中外記者採訪時說了句，“我不過是代表我們集體來領這個獎”。冠冕堂皇且耐人尋味，明明是個人獎項，卻說代表集體領獎，過分謙虛，難道其中真的有什麼隱情？

話還得從1961年的第26屆世乒賽說起。

4月13日，男單八進四後剩下清一色的中國選手：莊則棟、徐寅生、張燮林、李富榮，這塊金牌已穩入中國隊囊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連夜（已是深夜11點了）召集有關人員在中國代表團下榻的北京飯店開會，研究由誰來當冠軍。賀龍說，“我看小莊當冠軍比較合適。理由嘛，第一，團體賽他立了大功；第二，他是北京的，代表首都形象”。也許，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他沒有在檯面上說，即毛澤東主席很喜歡莊則棟。

――據莊則棟在接受曹可凡採訪時透露：26屆世乒賽期間，賀龍曾親自向他轉達了主席對他的誇獎，說他男團決賽打得很漂亮，看到緊要關頭，老人家還情不自禁地對着電視機喊道 “我的小祖宗，你趕快給我拿下了吧！”

――2002年，毛澤東生前身邊的工作人員張玉鳳也曾告訴莊則棟，1961年4月8日晚，毛主席在家中觀看26屆中日男團決賽時，贊了他一句“小祖宗”。

4月9日，大賽休會一天。身為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自然會去中南海向主席匯報中國隊的戰況，當時在家門口舉辦世乒賽確實也算是頭等大事。老人家對在團體賽中立了頭功莊則棟印象深刻，閒談時誇獎小莊幾句也是在所難免。也許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主席不過是隨口這麼一說，但賀龍卻記在心裡了，看來主席很喜歡莊則棟。如今中國隊已包攬男單前四，若是將莊則棟扶上世界冠軍寶座，老人家豈不是更加“龍顏大悅”？古往今來，但凡做“臣子”的都喜歡揣摩“君主”的心理，凡事都想方設法討領袖的歡心，這亦是人之常情。

――早在1938年，毛澤東不顧包括總書記張聞天在內的同仁們的反對，執意娶了江青。反對的理由似乎也很簡單，無非因為這位來自上海灘的前影劇明星情史有些複雜，其實還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大丈夫可以三妻四妾，一娶再娶，女人為何只能從一而終？看來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人也未能免俗。不久，賀龍從晉察冀根據地回延安匯報工作，聞聽此事拍了拍腰間的盒子炮，“堂堂的主席，娶個把女人有啥大不了的鳥事！誰敢再胡說八道，老子我一槍崩了他！”（賀龍結過四次婚，年輕時為了子嗣還納過妾）。這話自然會傳到毛澤東耳朵里，於是幾天后江青親自下廚，補辦了一桌喜酒，專門款待賀龍一行，就連住在附近的張聞天也沒叫陪。

時間緊迫，於是領導和教練趕緊分頭做工作。好在住在同一所飯店，距離不遠。賀龍親自找徐寅生、張燮林談話，他倆一口就答應了。――後來有人（葉永烈老師）指責他倆過於圓滑，漁樵認為有失公允，元帥親自出馬找小兵談話，何等體面，推己及人，擱誰身上恐怕也無法拒絕。找李富榮談話的是男隊主教練付其芳，這對於充滿了羅曼蒂克情愫、一心想做容國團接班人的李富榮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他吭吭哧哧，猶豫了好一會兒才點頭。

第二天下午，男單半決賽。莊則棟“勝”徐寅生，李富榮“勝”張燮林。晚上，男單決賽。縱究心裡不太平衡，一肚子怨氣，小李上去就給小莊來了個下馬威，以21：16贏了第一局。主教練傅其芳嚇壞了，臉色刷青，換邊時一個勁低聲抱怨，“你這孩子咋搞的，怎麼不聽話呢？”小李一臉怒氣，頭一昂道，“又沒規定我要0比3輸給小莊，難道我贏一局都不行嗎？”

沒有辦法，小李的反抗也就到此為止，也只能到此為止。最終小莊連扳三局，以3比1獲勝，終於登上了冠軍寶座。

――據莊則棟後來在魯豫訪談時所言，“讓球”的安排當時只有他蒙在鼓裡，事過之後才知情。

上上下下，皆大歡喜，事情也就這麼過去了。賽場風雲，瞬息萬變，將來的事情誰也說不清。至於後來有人（徐寅生主任）說，賀龍此舉是因為莊則棟年輕（其實李比莊還小兩歲），將來或許能實現三連冠，考慮的是 “祖國榮譽”，這種解釋未免過於牽強，似乎有點為尊者諱。

當時連夜召集人來開會的賀龍，匆匆忙忙，心急火燎，很難有什麼長遠的計劃，應該說“即興發揮”的成分很大。 至於以後的事，乃是“摸着石子過河，走一步算一步”。

到了1963年27屆世乒賽，李富榮、張燮林、王志良、莊則棟四名中國選手會師男單半決賽，因國際乒聯有規定，連續三屆或有間隔的四屆獲單打冠軍者，可以得到一座複製的聖・勃萊德杯（男）或吉・蓋斯特杯（女），歸個人永久保存，領導自然而然就有了新的想法，讓莊則棟朝這個目標奔。遂又依瓢畫葫蘆，再來做李富榮等人的工作，事關“祖國榮譽”，於是小李等人唯有再作“犧牲”。到了1965年28屆世乒賽，莊、李二人又打進了決賽，這下太好了，水到渠成，一切按既定方針辦。莊則棟（當然不止是莊則棟本人）終於如願以償，第三次登上男子單打世界冠軍寶座。

那麼華山論劍，乒壇雙雄到底誰更強？

喜歡莊則棟的球迷手握有三張王牌：即莊則棟是世乒賽（26、27、28三屆）、全國賽（64年錦標賽、65年全運會、66年錦標賽）、隊內賽的三連冠；但他們也有“軟肋“，即當年世乒賽男單決賽確實有人幕後操縱，他們否認不了。李富榮的粉絲也拿出了一組數據：李富榮比莊則棟先拿全國冠軍（61年）；三屆世乒賽李富榮對外國選手全勝，而莊則棟前後輸了三場；66年北京國際邀請賽男單決賽李富榮就贏過莊則棟，李才是那時世界乒壇真正的“一哥”。退一步講，若不是奉命“讓球”，至少可以拿一屆冠軍吧。看來這樁歷史公案已成了一筆糊塗賬，怎麼也掰扯不清。憑心而論，兩位實力在伯仲之間，都是超一流選手，一時瑜亮，難分高下。李有爆發力，莊的心理素質似乎更好些，如若不讓的話，莊也未必會輸，但連拿三屆恐怕也有些難度，於是乎又繞了回去，這個方程註定永遠無解。

1973年9月1日，莊則棟得到了一座由國際乒聯頒發的聖勃萊德杯。遺憾的是，賀龍元帥在“文革”慘遭迫害，已於1969年6月9日含冤去世，未能看到這一幕。

“伴君如伴虎”。老人家向來都是該出手時就出手，即使你一直忠心耿耿小心翼翼對他畢恭畢敬曲意逢迎他也毫不手軟。對待開國功臣或曰“親密戰友”，他與劉邦、趙匡胤、朱元璋等前輩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讓球”之事，球迷議論了幾十年，多多少少也影響了莊則棟的心情。晚年的莊則棟曾寫過這樣一副條幅：“勝之不武，讓者有功”。真情流露，還是有意調侃？抑或，兩者兼而有之。箇中滋味，如人飲水。

莊則棟與李富榮一樣，都成了別人的“道具”。某種意義上說，他，也是“受害者”。

 1966年，一生酷愛搞政治運動的毛澤東，發動了一場在他生命歷程中最大的一場政治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年底，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被打倒，不久又遭關押。作為“修正主義體育路線”的“黑樣板”，“大軍閥”賀龍的“自留地”，中國乒乓球隊自然在劫難逃。作為“資產階級體育路線”培養出來的“黑尖子”，莊則棟、容國團、徐寅生、邱鍾惠等一批尖子選手被列入黑名單。莊則棟多次遭到批鬥，被抄了家，還關進了“牛棚”。就在莊則棟被批鬥的三個多月里，他的教練傅其芳和隊友容國團，因為受不了這種羞辱，相繼自殺身亡。在這最難熬的日子裡，莊則棟一度也有過輕生的念頭，是新婚嬌妻鮑蕙蕎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給了他支撐下去的力量。

鮑蕙蕎對丈夫說，“你一定要頂住，千萬不能有別的什麼想法，要想到我和未出世的孩子”。無論何時何地，首先要活着。活着最要緊。留得青山在，終能守得雲開見月明。

鮑蕙蕎，1940年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3歲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1957年，17歲的鮑蕙蕎被保送到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1959年，在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鮑蕙蕎認識了莊則棟，郎才女貌，彼此都給對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61年，鮑蕙蕎在埃涅斯庫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莊則棟剛好第一次獲得世乒賽男單冠軍，一下子成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節，在北京市委舉行的新年聯歡會上，莊則棟與鮑蕙蕎再次邂逅。不久，兩人正式確定戀愛關係。戀愛的時光無疑是甜蜜的，難得一見的情侶約會更是彌足珍貴。為了不影響莊則棟的事業，領導要求他在25歲前不准談戀愛。那個年代，信仰是動力，道德是準繩，他倆很聽話，真的一年多就不見面。經過三年的愛情長跑，1965年秋，就在莊則棟第三次獲得世乒賽男單冠軍之後，他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至莊則棟被關押之際，社會上“文革”鬧劇已愈演愈烈。一大批曾與領袖同打江山的元勛相繼被打倒；各界名人遭批鬥，各級領導靠邊站；兩派組織“全面內戰”,武鬥盛行，甚至刀槍相見；企業停產，學校全部停課，各地各級都在成立“革委會”，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文化大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待在“牛棚”里的莊則棟感到十分迷茫。

    周恩來總理得知容國團的死訊，大為震怒，立即作出指示：被關押的運動員、教練員馬上釋放，對他們不准再搞批鬥；今後如再出人命唯該單位的頭頭是問，將嚴懲不貸。

    容國團用自己寶貴的、30歲的年輕生命，換來了兄弟姐妹們的安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位來自香港的中華民族第一個世界冠軍生得偉大，死得壯烈！

     周恩來之所以成為新中國歷史上最受老百姓愛戴、尊敬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除了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忍辱負重，任勞任怨”，還因為他具有“悲天憫人，博愛眾生”偉大情懷。1976年元月，周恩來逝世，長安街上百萬群眾自發的揮淚為他送行，場面感天地泣鬼神，如此殊榮只有他配！

回到家中的莊則棟，不久就當上了父親。此時，運動初期曾以一腔熱血投入其中的他，已成為冷眼旁觀的“逍遙派”。溫馨的三口之家，成了他躲開喧囂塵世的安靜的港灣。

據隊友梁戈亮後來回憶：“運動初期國家體委也在打派仗，我和莊則棟參加的是對立的兩個派，到他家抄家時，我也跟了去，當時我只是國家青年隊的隊員，16歲，我也好奇，想看看莊則棟家什麼樣，跟着起鬨，又喊口號又貼封條，亂鬨鬨的就跟小孩子過家家似的。”

“到了 ‘文革’中期，大概國家領導人覺得老這樣鬧哄哄也不行，總要恢復一些正常秩序。當時乒乓球是中國的強項，所以周恩來總理決定讓中國乒乓球隊恢復訓練，準備接外事任務。有一次訓練結束後，周總理來了，問在場的人我們乒乓球的後備力量怎麼樣？一時間，沒有人說話。 ‘文革’鬧成這樣，基本沒有人抓，有沒有優秀的後備選手，大多數人心裡沒有底。見大家沉默，周總理把目光轉向莊則棟，‘小莊，你有什麼看法？莊則棟說，‘有一位，叫梁戈亮。’聽了這話，周總理便問了我的情況和打法。”直到現在，梁戈亮對莊則棟還心存感激。他說，“在我生命中，有很多人影響了我，其中我最感激的是周恩來，還有莊則棟，是他向總理推薦了我，使我成了國家隊的一員。”

    雖然，在運動初期莊則棟吃了不少苦頭，但事過之後他並未放在心上，沒有與這些天真、莽撞的小弟弟們計較，還是一如既往地關心他們，提攜他們，並以身作則繼續在技戰方面術做好傳幫帶。

“人之初，性本善”，莊則棟的正直、大度、善良，由此可見一斑。

 

 

由於“文革”動亂，中國隊連續放棄了29、30兩屆世乒賽。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由於缺少了最強勁的對手，29屆日本隊獲得六項冠軍，瑞典選手獲男雙冠軍；30屆日本隊獲得四項冠軍，蘇聯隊獲得女團、女雙冠軍，瑞典選手蟬聯了男雙冠軍。

到了1970年，國內形勢稍有好轉。1970年12月，剛剛恢復系統訓練的中國乒乓球隊參加了在瑞典舉行的斯堪的納維亞公開賽（日本隊和蘇聯隊缺席），獲得女團、女單、男雙、女雙、混雙五項冠軍，牛刀小試便顯露鋒芒，引起了國際乒聯及有關人士的高度關注。

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定於1971年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開賽之前，中國隊曾多次收到國際乒聯的邀請函，但遲遲未作回應，對於參不參賽這樣的“大事”，有關部門哪敢輕易表態。國際乒聯第一副主席、亞洲乒聯主席、日本乒協會長後藤鉀二先生一向對中國十分友好，非常希望中國隊能參加第31屆世乒賽，他認為沒有中國隊參加的世乒賽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賽。他不顧國內右翼分子的反對，力挺中國隊參賽，多次發函後不見回音，心急如焚的後藤於1971年1月26日親赴北京，當面力邀中國參賽。經多次商談，基本達成參賽意向，但因中方堅持將附帶的一些政治條件寫進正文，這使得後藤先生頗感為難，故書面協議未能簽署。

此時，寄身在北京的柬埔寨流亡政府偏偏不甘寂寞，無事生非，夥同越南、朝鮮等國乒協，提出堅決反對朗諾集團領導的柬埔寨和南越組隊參加世乒賽，明知國際乒聯不可能答應卻故意把水攪渾；唯恐還不夠亂，甚至建議中國隊最好別參賽。接着在東京街頭發生了日本右翼分子焚燒中國國旗和毛澤東畫像的極端事件，一時氣氛異常緊張。

樹欲靜而風不止，雨後節外又生枝。

中國乒乓球隊內部對是否參賽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有關方面只好將問題提交到毛澤東主席那裡，由老人家親自定奪。直到3月16日，毛澤東才在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名呈送的報告上作了“我隊應該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準備死幾個人”的批示。周恩來總理還制定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八字方針。

為了照顧落難“盟友”的情緒，周恩來和西哈努克親王商談後作了具體安排：考慮到國家榮譽，團體賽中國隊該怎麼打還怎麼打；若單項比賽中遇到柬埔寨或南越選手，我們的選手一律棄權。

3月21日，姍姍來遲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終於來到了名古屋。

男團比賽，31歲的莊則棟虎“老”雄心在，攜手李富榮，帶領年輕的隊友李景光、梁戈亮、郗恩庭，一路惡戰，如履薄冰，險象環生，步步驚心，後四場比賽中國隊以5比3勝法國（莊得3分、梁、郗各得1分），5比4勝匈牙利（莊得1分、李景光、梁戈亮各得2分），5比3勝瑞典（莊得1分、李、梁各得2分），5比2勝日本（莊、梁各得1分，李景光大發神威，上演了“帽子戲法”豪取3分，成了本屆男團奪冠最大功臣），時隔六年，再捧斯韋思林杯。

中日男團決賽結束後，《讀賣新聞》記者在採訪後藤甲二時“故意”問他對此作何感想，老先生說，“邀請中國參賽我不後悔，我再重申一遍，沒有中國隊參加的世乒賽不是真正的世界大賽。輸給這樣的對手我無話可說。”

 應該說，此時的莊則棟技術狀態已遠不如六十年代，體重也重了20斤，整個團體賽他前後共輸了五場，但他豐富的臨場經驗，優秀的心理素質，以及對不同的對手及時的分析與總結，很好地帶動幫助了三位首次參加世界大賽的年輕選手，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中國六十年代初的“乒壇五虎”，容國團、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張燮林，此時只有莊則棟一人仍在擔綱一線主力，李富榮雖然本屆也入選了團體賽，但出場不多。中國男團四度登頂，唯有莊則棟26、27、28、31四屆世乒賽都出現在決賽場上並且均有所斬獲。容國團參加了26屆一次男團決賽，徐寅生參加了26、27屆兩次男團決賽，張燮林參加了27、28屆兩次男團決賽，李富榮參加了28屆一次男團決賽。這一數據也從一個側面證明，莊則棟作為中國乒壇第一人並非浪得虛名。

男單比賽，莊則棟中了“頭彩”，第二輪偏偏就遇上了代表朗諾集團的柬埔寨選手柯武，根據周恩來與西哈努克的事先約定，於是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棄權”。

――有趣的是：僅過了大半年，柯武“棄暗投明”，又代表民主柬埔寨來北京參加亞非乒乓球友好邀請賽，於是“革命不分先後”，在首都機場他受到了熱烈歡迎。

同遭“厄運”的還有女隊的林美群，女單第二輪她遇上了南越選手陳淑貞，她也只能遵照領導的安排，宣布“棄權”。

所幸的是，和中國女隊頭號主力林慧卿抽籤在同一區域的南越選手首輪即遭淘汰，未能與她在女單第二輪相逢，故林僥倖地躲過了“棄權門”之災，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今天的球迷一定會感到匪夷所思：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風馬牛不相及，怎麼攪和在了一起？但是，確確實實那個年代就這樣，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得很，沒有辦法，我們的“國球”就是這麼一步步、步履蹣跚地走過來的。

男雙比賽，莊則棟與比他小了10歲的梁戈亮合作，連闖五關，決賽時1比3不敵匈牙利選手克蘭帕爾、約尼爾，功虧一簣獲得亞軍。

――這場稍有遺憾的男雙決賽，是一代球王莊則棟乒壇職業生涯的最後一次登台“亮相”。

31屆世乒賽最耀眼的明星當屬林慧卿，年已30的她寶刀不老，先後獲得了混雙（與張燮林）、女雙（與鄭敏之）、女單三項世界冠軍。中國隊在名古屋有四座金杯入賬，林慧卿一人獨攬其三，成了名古屋賽場內最大的贏家。

正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那麼，賽場外的最大贏家是誰呢？

 名古屋第31屆世乒賽註定要被載入史冊，它不僅僅是中國隊的重新亮相，還因為莊則棟不經意間在中美建交的歷史上扮演了“破冰者”的角色，演繹了一段“小球轉動地球”的神話。

4月4日那天，美國運動員科恩誤上了中國隊的巴士，發現搭錯車後，他有些發窘。由於出國前上面有規定，若遇到美國運動員不能首先打招呼，所以沒有人敢上前搭話。科恩就呆呆的在那兒站着，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五、六分鐘，我們的人也覺得挺尷尬。

莊則棟覺得中國乃泱泱大國禮儀之邦，人家不過是個打球的普通老百姓，基層的打工仔，基本上也屬於“無產階級”範疇，不理不睬似乎有失風度。他也遲疑了好一會兒，終究還是於心不忍，人家看上去還是個孩子（科恩此時才19歲），便起身叫了翻譯，不顧坐在身旁一位副團長的勸阻“小莊，別過去，別理他，別惹事”，一起走上前去，主動表示了問候，還說了一些中美兩國人民應該友好之類的話，一番簡短的交談之後，向對方贈送一幅了黃山織錦作為禮物。

說話間，中國隊乘坐的大巴已經到了比賽場館――名古屋愛知縣體育館。因中國隊是世界乒乓勁旅，且與世隔絕了六年之後第一次參加世界大賽，故來到日本後一直備受媒體關注，車子剛停穩各國記者就圍了上來，見車上下來一位美國人，都覺得很奇怪，於是又是照相，又是採訪，好生熱鬧。在中美關係處於敵對狀態的年代，兩國運動員的交往很快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日本各大媒體圖文並茂，爭相報道。

第二天的記者招待會上，中國代表團宣布：世乒賽結束後，將邀請加拿大、墨西哥等國的乒乓球隊訪華。這時，美國乒乓球隊領隊哈里森突然提出，他也願意率隊訪華，中國代表團團長趙正洪、秘書長宋中等人不由嚇了一跳，當場又不能一口回絕，只能不置可否，這樣的事情他倆哪敢做主啊，必須請示國內。

6日晚上，毛澤東主席本來已在外交部遞交的“不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上畫了圈，但當他吃了安眠藥睡在床上翻閱內部參考時，看到莊則棟和科恩在一起的消息和照片他又改變了主意，讓身邊的保健護士吳旭君通知王海容（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他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按照慣例主席吃過安眠藥後說話概不算數，吳旭君遲遲疑疑的，見她沒動靜，老人家急了，一個勁地催道，“小吳你趕緊去啊，都一點多了，再不通知她（王海容）就來不及了！”

老人家一錘定音，安然入睡。前方的中國代表團領導卻忙了個雞飛狗跳：接到國內傳真電報已是7日（世乒賽今晚閉幕、將決出女單、男單最後兩塊金牌）清晨7點多，趕緊去找哈里森（中美乒乓球隊住同一個賓館，只是不同樓層），他卻不在，有事出去了，而美國隊的賽事早已結束，原定於今天下午啟程回國，趙正洪團長急出了一身汗，幾經輾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通過日本駐美大使（巧了，他在名古屋），才將中方的這一決定反饋給美國乒乓球隊。

華盛頓得知這一消息迅速做出反應，9日發表了改善中美關係的五項措施。尼克松總統還表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派代表或者親自訪問中國……毛澤東晚年最神來之筆――“乒乓外交”，由此拉開了帷幕。

應該說，中美兩個大國的緩和是當時雙方戰略利益的需要。在美國方面，東、西方冷戰已經二十多年，兩強爭鋒漸呈蘇攻美守之窘勢，為了在美蘇博弈中增添砝碼，並擺脫越戰泥淖（出錢了還得死人，那麼多年了還打不贏，弄得民眾隔三差五上街遊行，怨聲載道，真耗不起），必須重新審視、儘快改善同紅色中國的關係。

而中國方面，與“老大哥”打了兩年的口水官司（即中蘇論戰、中方陸續發表了“九評”）之後，公開翻臉（和開公司一樣，社會主義陣營只能有一個大老闆，若兩家都搶着當大老闆，這個公司只有散蛋，分道揚鑣）。到了“文革”，我們又高舉“打倒帝修反”大旗，四面樹敵，在國際舞台上日益孤立。68年火燒英國代辦處，與西歐的關係將至冰點；不知為了何故，整整三年與金日成領導的朝鮮斷了來往；與非洲大陸的交往雖然還在繼續，但經濟成本太高實在不堪重負，且終究屬於小打小敲；南歐的那盞“社會主義明燈”，雖然關係夠鐵，但只知道伸手打秋風；眼下的印度支那戰爭更是填不滿的無底洞，越、老、柬三家四方，全指着中國掏腰包，出槍出炮出糧還出人，到時候還不知道承誰的情。69年3月，中蘇邊境兩次發生武裝衝突，兩家關係進一步惡化，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打算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為了改變這一不利局面，最高決策者審時度勢，也想同西方、尤其是他們的龍頭老大美國改善關係。雖然彼此心有靈犀，郎情妾意，但又羞羞答答礙於面子，誰也不肯率先放下身段，如今有了“民間交往”這個台階，正好借坡下驢順水推舟。

於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直接從日本借道香港飛到北京，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7月，基辛格博士在巴基斯坦稱病，瞞天過海，飛越喜馬拉雅山，秘密來華探路。10月，第26屆聯大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大老闆已拋出了橄欖枝，小夥計們一個個自然是心領神會，牆倒眾人推，可憐的蔣公只好慘澹出局，否則怎麼着還得再賴上一兩年。湊巧的是，第二次來華的基辛格也在北京，正為尼克松來年訪華做前期準備，於是他與周恩來一起舉杯相慶。72年2月，尼克松總統率領290餘人陣容豪華的代表團高調訪華，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之後，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荷蘭、西班牙等三十多個國家紛紛同中國建交……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就連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沒有預料到。

中美關係的解凍以及世界格局的改變，還為病榻之上仍激情豪邁、壯心不已的毛澤東所謂 “三個世界”著名論斷的形成、問世提供了現實依據，老人家以為社會主義中國已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繼蘇、美兩霸之後的地球村的第三“極”。

相對這邊的理想浪漫，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則更加務實，他在國會上解釋說，有人批評我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是“低聲下氣”，我們的政策是“只顧眼前，不計將來”，其實不然，等過了二十年之後再來看這段歷史，它將會告訴人們，我們今天所制定的政策符合美利堅合眾國根本的、長遠的利益。

中國的官方文件上也說尼克松“打着白旗，厚着臉皮來北京”，對美國人要“不冷不熱，不卑不亢”，還將此文件傳達給了全黨、全軍、全國老百姓。分明是兩情相悅彼此對眼，卻裝着迫於無奈，似乎不夠大氣，既要下海“坐檯”，玩一把政治偷情，又要樹貞潔牌坊。只是苦了下面，上邊又不明說該如何如何，沒有先例，這“冷熱”、“卑亢”的分寸實在太難拿捏。故杭州、上海兩地的官員71年元月初在接待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的黑格准將一行時，前倨後恭，鬧出了不少笑話。老人家還一時興起，心血來潮，讓人一個電話打到上海，吩咐送美國客人每人10斤糖果，且1斤一個樣，於是上海益民食品廠的頭頭連夜把工人們找來加班加點，忙了個通宵達旦人仰馬翻，黎明時將糖果送到虹橋機場，糊禮品盒的漿糊還未乾；市革委會頭頭又大清早的趕到機場請人家赴宴，其實還有個把小時客人就要登機了，短短48小時，前後“冰火兩重天”，弄得黑格一頭霧水，受寵若驚，不知唱的是哪一齣戲。待到元月22號尼克松本人來華，當晚天降大雪，為不耽誤客人次日行程，有關部門組織百萬群眾連夜上街掃雪，從釣魚臺到八達嶺，綿綿百里。尼克松終於登上長城，他興致勃勃地對周恩來說，像這樣掃雪在美國想也不敢想。

由此可見，東方人更注重“面子”，西方人則更注重“里子”。不一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維方式，造就了兩個風格不一樣的民族。

不料一語成讖。

二十年後，尼克松當初的預言終於演變成現實。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政壇重新洗牌，接替前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俄羅斯淪為二流強國，其地位與昔日的“蘇聯”已不能同日而語。此消彼長，美國漸漸升格為地球村說一不二的“法人代表”，“世界警察”。而中國則在毛澤東去世後不久，撥亂反正改革開放，“韜光養晦，不說大話不扛旗，”勵精圖治，三十多年來一心一意搞建設，不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成了美國的最大債權國。在很多中國人目前仍然買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情況下，冒着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的風險，將犧牲了環境、資源和血汗掙來的大把票子，借給美國人花。

――倚強凌弱，以大吃小，亙古不變的自然法則，說好聽點是英雄圖霸，說難聽點強盜邏輯，當最後只剩下一個大英雄（或曰大強盜）時，人類就進入大同社會了，天下也就徹底太平了。

――人均JDP只有美國十分之一的中國，卻成了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事情多多少少有些滑稽。或許，東方人向來都是有錢捨不得花，想攢錢，想搞投資，卻又找不着地方。

“乒乓外交”究竟多大程度改變了世界？中美兩大贏家從中獲利的份額各占多少？這是應該交給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探討的話題，在此不再贅述。應該說，即使當時沒有莊則棟，中美關係也一定會改善，或許時間上會有所推移，將另選一個切入點。可以這樣總結，由莊則棟開啟的“乒乓外交”這精彩的一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時也是歷史的必然，乃大勢所趨。一句話，時勢造英雄。

不可否認，其中也有莊則棟個人的性格因素。滿滿一車人，見科恩“可憐巴巴”的杵在那裡，沒有人敢上前與他打招呼，也許他們心裡也在嘀咕，要不要過去搭訕呢？但潛意識告訴他們，過去了弄不好會惹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年頭還是太平一點比較好。莊則棟之所以與眾不同，一是他心地善良，不落忍；二，此時的他無私無畏，並不顧忌可能會出現的後果；三也說明他思想單純，沒有太深的城府。

“餡餅”單單砸在他頭上，偶然之中又有必然。人嘛，總是性格決定命運。相貌英俊、舉止不俗而且頭腦反應敏捷的莊則棟，因此深得毛澤東夫婦的賞識。

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就是莊則棟的忠實粉絲。 “我的小祖宗，你快給我拿下來吧！”一種長者對晚輩的憐愛之情溢於言表。如今十年過去了，當年稚嫩青澀的“小祖宗”不僅又拿了冠軍，還誤打誤撞做了“老祖宗”想做卻一時不知該從何着手的事，老人家自然喜出望外，稱讚有加，“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比一般外交家還行，此人有點政治頭腦。”

 1972年4月，中國乒乓球隊回訪美國，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親自點將，“此行由小莊擔任團長。”副團長是李夢華、錢大鏞，隊員有李富榮。張燮林、梁戈亮、林慧卿、鄭敏之、鄭懷穎等著名國手。4月18日在白宮玫瑰園，尼克松總統親自接見了中國乒乓球代表團。19日，中國乒乓球隊與美國隊在聯合國會場進行了表演賽。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布什（小布什他爹）蒞臨捧場。平日唇槍舌劍沒有硝煙的“戰場”，此時一派和睦景象。

回國後，莊則棟擔任了國家體委黨組副書記，兼中國青年隊主教練。1973年9月，當選***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4年初，任國家體委副主任。1975年1月四屆人大，35歲的他被任命為國家體委主任，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正部級幹部，中國政壇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

 俗話說“財大氣粗”。能做到成功不傲人，富貴不驕人，這對於終究只是一個凡夫俗子的莊則棟來說，確實很難。

一旦涉足政壇，絕大多數人都不由自主地去尋找靠山，其中不少人因事先有了靠山才涉足了政壇，此乃官場“潛規則”。江湖險惡，莊則棟自然也會去尋找一個後台老板，他認為緊跟第一夫人無疑是最保險。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他批判王猛、李夢華、榮高棠等體委老一輩領導，提拔撤換了一大批幹部，提出了一些“極左”的口號；並將因對他所作所為不滿而寫信向中央反映情況的隊友徐寅生、李富榮等人調出國家隊，“流放”位於長江口的崇明島……昔日並肩攜手的哥們，如今南轅北轍，形同陌路。

儘管他始終對周恩來感恩有加，有一次還將別人送的人參轉送給病重的總理，但他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飲水思源，他始終把自己歸於“四人幫”的一黨。梁戈亮在電視上看見：在周恩來的葬禮上，莊則棟和江青並肩站在一起，“他在那兒笑呢”。這段視頻也給電視機前億萬憤怒的群眾留下了極惡劣的印象：果不其然，這小子是“女皇”的爪牙！

當然，他為官很清廉。――那個時代，當官的基本上都很清廉，以權謀私主要是“走後門”：參個軍、上個工農兵大學、安排個好點的工作、買個緊俏商品什麼的；不像現在，一個個強爺勝祖，都是摟錢的高手。唯一的同父同母的妹妹遠在新疆塔城，將她調回北京工作乃是舉手之勞，但他拒絕了母親的這一要求。身為正部級高幹，他每天騎着一輛舊自行車上下班，這在當時同級別的官員中亦是絕無僅有。

莊則棟離開他熟悉的乒乓球事業躋身政壇，開始應該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屬於被動“下海”。對於一個政治頭腦相對簡單的運動員來說，仕途是一個極不擅長、陌生而又複雜的領域。起初，興奮之餘的莊則棟誠惶誠恐，小心翼翼；但隨着地位的不斷攀升，難免就有些沾沾自喜，認為自己還行，好像完全能夠駕馭；第一夫人的大力提攜使他受寵若驚，感激涕零，於是內心也開始慢慢膨脹，認為只要背靠大樹跟對了人，就能一帆風順更上一層樓。“人往高處走”，每個人都想改變自己的命運，莊則棟自然也想賭一把。

但凡有機會，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願意賭一把，試試自己的手氣，“高官厚祿”“光宗耀祖”的誘惑實在令人難以抵禦。官場又是一個大染缸，即使換成“李則棟”、“徐則棟”，結局恐怕也會八九不離十。

投資有風險，入市須謹慎。

涉世不深的莊則棟畢竟不是老謀深算的外祖父哈同，他不懂得管理學規避風險的基本原理，他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隻籃子裡，本以為買進了一隻超級權重股，萬無一失，不料天有不測風雲，這家鋼鐵巨人般的托拉斯公司一夜之間轟然坍塌破產摘牌，他的賭注押錯了地方，結果只能是血本無歸。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0月，“四人幫”垮台。樹倒猢猻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受到牽連，莊則棟再次身陷囹圄。77年夏，幾近崩潰的他曾經兩次自殺，均因被救未遂。

莊則棟原本無心涉足政治，可是政治偏偏選擇了他，這是莊則棟的悲哀，也是乒乓球的悲哀，更是政治的悲哀。

接受了長達四年的政治審查之後，莊則棟於1980年8月出獄。結論是：在“文革”前有功，在“文革”中有過，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但屬人民內部矛盾，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同年10月份，他被調往太原，擔任山西省乒乓球隊教練。他畢竟是個優秀的運動員、教練員，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使原來是乙級隊的山西女隊在全國比賽中拿了冠軍。期間，他撰寫了乒乓球技術論著《闖與創》。

1984年，時任國際乒聯主席、前世界冠軍荻村伊智朗得知了老朋友莊則棟的遭遇，甚感同情，經多方斡旋，他終於調回北京與家人團聚。不久，莊則棟被安排在北京市少年宮當乒乓球輔導員；經萬里副總理的批准，凝聚了他多年心血、長達30萬字的《闖與創》（與鈕琛合著）也得以出版。來到少年宮，這裡的環境他太熟悉了，青磚碧瓦，草木蔥鬱，風景依舊，物是人非。當年輔導過他的老師還在這裡工作，看守大門的還是當年那位師傅，莊則棟有一種遊子歸來恍如隔世之感，一時間鼻息隱隱作酸。

30年前，一位風華正茂的15歲小帥哥從這裡起步，開始翱翔藍天；30年後，窮途潦倒的他又回到這裡，教一幫小孩子打球，30年一個輪迴，歷史正好畫了一個圓圈。再回首，往事如風，仿佛南柯一夢。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1985年2月，莊則棟與鮑蕙蕎離婚。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73年，莊則棟平步青雲，當上了中央委員，後又做了體委主任，鮑蕙蕎對此不感興趣，覺得丈夫不是搞政治的料，曾一再提醒他，“離那些人遠點，跟得太緊了會有危險。”所謂旁觀者清。正春風得意的莊則棟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繼續與狼共舞。他倆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像拔河比賽一樣各執一方地相持着。鮑蕙蕎後來回憶說，“最可怕的是他人變了，我最珍視、最喜歡的東西在他身上沒有了，我不喜歡的東西越來越多。”

據兒子莊飈回憶：母親在醫院生第二個孩子時，父親“像個大領導”一樣，踱着步，帶着一個隨從進病房看了一眼就出去了，說是“要去接見外賓”。他還記得，唐山大地震後，母親拉扯着他們兩個孩子，和三個七旬上下的老人，在王府井大街的紅綠燈下搭了一個地震棚，住了兩個多月。父親始終沒有回家看過一眼。

關於兩個人的分手，莊則棟後來這麼說：“我們彼此之間進行了坦率真誠的交談，也進一步進行了了解和容忍，但終究我們還是分手了。總結這十幾年，我棄業從政是歷史的誤會，和鮑的離異是天大的誤會。兩個人能互相了解，實在不容易，尤其男人了解女人則更難。”

“粉碎‘四人幫’以後，鮑曾誠懇地對我說，‘你得意時我真想離開你；可是，在你落難時，我不會離開你，老人和孩子我會照顧，你被關起來，需要送什麼東西，我來給你送……’在我的心中，鮑蕙蕎永遠是善良、仁慈、溫柔、可愛的，我珍惜我們曾經擁有過的幸福時光。”

話雖如此，但問題在於提出離婚的不是鮑蕙蕎，而是莊則棟。莊被羈押期間，鮑一人女人撫養兩個孩子，還要照顧兩邊的老人，其艱辛可想而知。莊出獄後又去了太原，前後八年，家庭的重擔壓在鮑一個人身上。84年莊回到了北京，這對鮑來說最難的日子終於過去，一家團聚苦盡甘來，卻不料莊此時卻提出分手，鮑雖一心想挽回，無奈郎意已決，最終只能勞燕分飛。

――兩個各方麵條件都很優秀的人，未必能把日子過下去。婚姻如穿鞋，看外表沒用，合適不合適，只有腳知道。也許，像鮑蕙蕎這樣類型的女人，從一開始就不適合他；而他，心裡早就不愛他了。像他這樣自信滿滿、堅持己見的男人，身邊更需要一個“小鳥依人型”、“服從型”的女人，哪怕她不會彈鋼琴，也不會跳華爾茲，普普通通，並不那麼出類拔萃。婚姻與戀愛不一樣，戀愛需要激情，婚姻主要靠包容。

辦完離婚手續，從東城區政府出來，兩人在路口微笑着握手言別。這時距離他們結婚正好20年。

　不久，妻離子散（一雙兒女均隨母親生活）、孤單寂寞的莊則棟邂逅他當年的粉絲，日本女士佐佐木敦子。

早在1971年名古屋世乒賽期間他倆就見過面，當時敦子和好友結伴去中國代表團駐地藤久觀光旅館，看望仰慕已久的球星，接待她的正是世界冠軍莊則棟。佐佐木敦子幼時生活在中國的蘭州，會講中文，遂充當了臨時翻譯，作為莊則棟的“追星一族”，她們與他拍了一張照片。之後，佐佐木敦子又跟隨着中國乒乓球隊，登上了新幹線列車，在名古屋去大阪途中，他們再次相遇，並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後來佐佐木敦子還給莊則棟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她懷念中國，懷念老師、同學的深情，同時也隱隱約約表達了對莊則棟的好感和崇拜。

1972年，莊則棟帶領中國青年乒乓球隊訪問日本。佐佐木敦子得知後又在第一時間去看他。莊則棟非常高興，他將別人送的一個花籃轉贈給了她――莊則棟與名古屋有着深厚的淵源，在這裡他遇到了他生命中極其重要的兩個人，科恩和敦子。

13年過去了，莊則棟的人生跌宕起伏，而敦子還是單身一人。一直默默地關注着莊則棟的敦子，從荻村先生那裡獲悉：莊則棟已回到北京，並且已與妻子離婚。於是，她決定“主動出擊”。她已經等了13年，他早已融入她的血液，他的笑容，他的身影，他的遭遇，讓她魂牽夢縈。

一天下午，莊則棟正在帶小朋友們訓練，電話鈴突然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莊則棟在嗎？”“我就是啊……”“我是佐佐木敦子。”這聲音曾經那麼遙遠，如今卻近在咫尺，這聲音仿佛穿越了時空，讓他們又回到了名古屋。莊則棟放下電話，急忙從訓練房向少年宮大門口走去。門外，站着一位戴着寬邊眼鏡的圓臉龐的女子，她，正是佐佐木敦子！通過接觸，敦子的溫柔敦厚、善解人意使莊則棟一顆原本已經涼透的心重新春意萌動，於是日久生情，墜入愛河。敦子為嫁莊則棟，欲放棄日本國籍，移民北京，成為一名中國公民。但當時的中國還不太開放禁忌較多，由於特殊的個人政治原因，莊則棟當時不可以與外籍女子結婚。於是佐佐木敦子被限期離境；莊則棟想申請出國，有關部門以他“曾擔任重要職務，掌握國家機密”為由，不給他辦護照。

左右不是，鴛夢難溫，敦子不得不鴛離開北京回國。但是這遲來愛情已使他倆深陷其中無法自拔，敦子非莊則棟不嫁，莊則棟非敦子不娶，此生誓為連理枝。於是，他倆冒死上書：“……我們真摯地相愛，感情非常深，我已十幾年不參政，是個時過境遷之人。今年，我已47歲，佐佐木敦子43歲（未婚），時間催人老，佐佐木敦子已徵求家裡人的同意，願意加入中國國籍，來華定居和我完婚。根據中國國籍法規定，她完全符合條件，請領導批准”。

莊則棟把這份結婚申請交給了中國乒乓球協會名譽主席、時任天津市長的李瑞環，隨後又轉到了鄧小平手中……

最後經鄧小平發話，“即使犯過錯誤也不能不讓人家結婚嘛”，這對有情人才終成眷屬。

1987年12月19日，莊則棟和敦子在北京聚雅樓飯店舉辦了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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