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之行的原計劃中，記者根本沒有想過在這個全球矚目的盛會中，能與幾位來自中國山東的民工在雅典奧林匹克中心自行車館人行道上的帳蓬內邂逅相遇，還能有幸對這些專門為本屆奧運會搭帳蓬掛彩旗的中國民工進行了採訪。於是，在雅典奧林匹克中心別致的體育場館建築群外，在一個炎熱的並刮着大風的午後，在人來人往的人行道旁，幾名中國民工向記者講述了他們在雅典的經歷。
8月16日下午4時，在加拉西乒乓球館結束對美籍華裔名將高軍的第一次採訪後，按計劃返回新聞中心，準備轉車趕往古烏蒂羽毛球館，觀看美籍華裔羽毛球頭號選手韓奇的雙打比賽。因韓奇的比賽是在當地時間晚9點45分進行，在抵達新聞中心後，一看還有4個多小時的時間，記者便臨時決定到只有幾分鐘路程的體操館去看看中國體操隊的比賽。不過，體操館的記者通道已關閉，兩名警察很遠便對記者擺手，並指了指另外一條通道，意思是此路不通彼路通。
圍着體操館轉了大半圈，仍沒找到入口，只好向附近的工作人員打聽。雅典奧運會工作人員的英語水平，已讓許多記者償到了苦頭，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聽不懂的就往前邊一指，讓你去問問其它人。又走了十幾分鐘後，便來到露天游泳館，一名工作人員解釋說，去體操館得往回走。記者就告訴這名工作人員，中國人有個習慣，就是不喜歡走回頭路。說完，沿着人行道向自行車館走去。

從游泳館到自行車館只有幾百米的距離，設有兩個用於安全檢查的大帳蓬，記者在開幕式的頭一天曾走過這條路。通過第一個站滿警察的大帳時，記者習慣性地向這些雅典人說了聲HI，通過第二個大帳時，記者也向坐在辦公桌前的三名曬得很黑的看起來象是同胞的人也說了聲HI，但出於禮貌並未認真打量他們。

“他是中國人。”已經快要走出大帳時，記者聽到幾個人在用漢語議論着，就停下來回頭告訴他們，“沒錯，是中國人。”只見三個穿着綠色奧運T恤、胸前掛着通行證的中國人咧嘴笑了起來，其中一個年紀略大一點的用濃重的山東口音告訴記者：“我們是山東日照的。”說完，拉出一把椅子請記者落坐。記者問：“那你們肯定是奧運會聘請的工作人員，要不就是奧運義工。”年紀最小的回答說：“我們不是奧運義工，我們是中國民工。”

記者半信半疑地開始認真打量起這幾位同胞，信的是他們質樸而熱情的表情曾是那般的令人熟悉，但疑的是他們的胸前也都掛着類似記者證的證件，中國民工怎麼會得到這樣的證件呢？三位民工介紹說，他們的證件是所有證件中最低的一種，只能在工作人員的帶領和指導下，才能走進需要維護的體育場館。

記者問：“那你們一定也看了開幕式了吧？！”年紀稍大一點的回答說：“沒有，連電視轉播都沒看上。”記者再問：“那你們一定知道你們的山東老鄉杜麗為中國體育代表團奪得第一枚奧運金牌的消息了？！”另一名一直沒有開口的同胞說：“別看離奧運會這麼近，其實我們啥也不知道，我們不懂外語，住處又沒電視，除了給希臘人幹活，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年紀最小的顯然對杜麗奪得第一枚金牌的消息更感興趣，於是便問起杜麗是山東哪兒的，啥時候得的金牌等一連串問題。在回答這些國內及至全世界的人都早已知道的問題時，記者惟一的感覺是心頭的一陣震撼，壓根沒有想到，在這個信息以秒為單位迅速傳遞的時代，在這個距離雅典奧林匹克中心主體育場燃燒的火炬最近的一個地點，上百名中國民工象端坐在記者面前的三位同胞一樣，卻生活在另一個信息閉塞得令人難以置信的世界。

記者詳細向幾位民工介紹了杜麗奪得首金的整個經過，甚至包括記者會上一位來自山東淄博的女記者率先提問，並因為請杜麗首先向家鄉親人問好而遭到許多中國記者鬨笑的場外故事，也都一併講給了他們。

如果說，記者主動向他們證實“我是中國人”，是首次拉近雙方距離的話，那麼杜麗的奪金故事，則再次獲得他們的信任，並讓他們答應了一位僅認識幾分鐘的記者朋友所提出的職業要求□□想聽聽他們的故事。記者首先讓這幾位中國民工“檢查”一下記者證，隨後介紹了自己的工作單位，並表示只在這篇採訪中提及他們姓氏和年令。

35歲的大張，是三位民工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也是感受最多的一位。28歲的小翟，不太愛說話，但一說話就面帶笑容。最小的叫小張，今年26歲，是最活躍的一位，甚至在記者講完杜麗的故事後，他還興奮地拍了幾下巴掌。

在記者介紹完自己後，小張說：“都不用你介紹，我們就知道你不大象國內的記者，他們一看見我們，就算我們主動跟人家打招呼，人家也不會理我們，你想想，城裡人哪有幾個人愛跟民工說話呀。”記者在對他們的理解表示感謝後，便對這些為雅典奧運會如期舉行做出貢獻的中國同胞進行了採訪。

6月16日，上百名中國民工從北京飛往雅典，執行中國北京一家公司跟雅典奧組委簽訂的承包搭建奧運會所需帳蓬和掛插國旗和彩旗的合同，據大張介紹，整個工程的合同期為四個月，共有一百多人，其中七八十個民工來自山東日照，另外二三十人來自上海，8月16日也是他們來到雅典整整兩個月，奧運會閉幕後，他們還將負責拆掉這些帳蓬、摘下懸掛在體育場館的彩旗，幫雅典人收尾。

大張介紹說，北京一家公司跟雅典方面承包了這個勞務合同後，把這個項目交給了山東日照勞動局，他們都是通過勞動局一個下屬公司派出來的，出國前每人交了一萬七八的抵押金，聽說北京公司把這個項目交給勞動局下屬公司時，勞務的工資為每月六千人民幣，勞動局跟民工簽的合同是每月四千人民幣。小翟說，雖然工資跟在農村差不多，一想能免費出趟國也覺得挺划算的。

小張表示，雖然覺得出趟國還能掙些錢，讓不少人羨慕，但他最擔心的是回國後無法及時領到他們在國外用汗水掙來的工資，因為承包項目結束後，雅典先跟北京結算，然後北京再跟日照結算，最後啥時候能領到錢卻不知道。小翟接着這個話題說，很多人交的抵押金都是借的，如果回國後拖幾個月才能領到工資，他們跟鄉親們都沒法交待。

在談到對希臘和雅典有什麼印象時，小張認為，這裡人的素質很高，民工不象在中國大城市那樣遭到很多人歧視，雖然也有個別人對待中國民工不太友好，但跟在國內打工相比，他們覺得除了語言障礙外，其它還算不錯。但大張則不這麼認為，他一邊說一邊給記者露出胳膊和大腿上起的水泡，說希臘人雖然還說得過去，但它的水土不好，很多民工都水土不服。

在記者尋問他們在這裡的生活條件和環境是不是會比國內好一些時，三個人交換了一下眼光，大張率先說道，好不到哪去，許多方面還趕不上國內的民工。民工的住處是個由廢舊的車間改建的，距離雅典四五十公里，住的是大通鋪，吃的是從國內帶來的食品，本以為到國外天天都能洗上熱水澡，可他們一直都洗涼水澡。住處既沒電視也聽不到中文廣播，不懂外語，天天跟瞎子和聾子差不多。許多人水土不服或生了病，只能靠從國內自已帶來的藥對付一下。回到住處的惟一娛樂，就是幾個老鄉坐在一起打會兒撲克。

小翟說，今天你看到我們坐在這裡挺清閒的，我們今天的工作就是看着這些帳蓬別被大風吹跑了。但在奧運會開幕前的頭一周，我們得天天起早貪黑幫雅典人趕進度，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七個小時，天天一上專門運送民工的大巴，許多人就睡着了。大張說，希臘人太懶了，還動不動就罷工，所以好多重活兒和危險活兒都讓我們中國民工去干，整個奧運會體育場館外的帳蓬，幾乎都是咱們中國民工搭起來的。大張邊說邊指着自行車館和游泳館最頂部的一排彩旗接着說，那些彩旗就是我們幾個掛上去的。

記者問，雖然這些活兒是挺危險的，但希臘人是不是付給你們很高的加班費？小張立即擺着手說，啥加班費呀，人家說這是合同中規定的活兒，我們非得完成。大張則認為，合同中規定中國民工每天只工作八小時，至於最後能不能拿到加班費，或者說希臘人給了加班費，他們回國後能不能領到，現在都很難說。小翟補充說，這可都是我們的血汗錢呀，不給，我們可太虧了。

聽到這番話，記者只能象徵性安慰說，你們應該也一定能夠得到自己的報酬，因為雅典奧運會舉世矚目，中國人更為關注，何況你們為雅典立下汗馬功勞。

聽記者這麼一說，小張再次興奮地站起來，指着奧林匹克中心的建築群說：“你要告訴所有人，這些彩旗和帳蓬都是咱中國民工掛上去搭起來的。”

最後，三位中國同胞要以帳蓬和雅典露天游泳館上飄揚的彩旗為背景，讓記者拍下一張迄今為止最滿意的照片，因為他們同記者一樣，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國人。那麼，對於那些關注本屆奧運會的同樣也是普普通通的讀者來說，除了杜麗除了姚明除了金牌除了那些耀眼的星光外，肯定更會對這些被媒體遺忘的中國民工在雅典的幕後故事，動之以情。

“只希望雅典能記住我們這些中國民工。”這是小張在跟記者握手話別時說的最後一句話，也是記者在穿過奧林匹克廣場那條長長的鋼鐵拱形通道時，最想跟腳下的奧林匹克發源地說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