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月拍照還是一件挺高大上的事，一般人家，除了需要拍證件照，難得進一次照相館，就連我們樓下的上海丫頭小偉小輝小彬三姐妹，別看她們都穿“布拉吉”，嚼“大大”泡泡糖，可要比照相她們就不行了，我家有照相機，想啥時候照就啥。。。。其實，咳，其實也不是啦。

每年夏天必定有那麼一天，一個飄着薄霧的清晨，母親一手領着妹妹一手拎個大包，裡面有大餅黃瓜西紅柿茶葉蛋，是全家的午飯。我和姐姐緊隨其後，裝滿酸梅水的軍用水壺挎肩背着，搭在屁股上歡快地蹦跳。父親提着他的黑色人革包，不用說那裡是相機和膠捲，遊園去啦。我們住城西山腳下，市郊火車得走一個小時，風從車窗外吹在鼻息間，涼爽，清新，我們姐妹端坐着，被外面一閃而過的樹木電線杆破舊的民房吸引着，不時轉回頭來用眼睛交換喜悅和急切，終於又見到山嵐裊裊，到啦，五泉山！鳥鳴蟲唱，山風颯颯。登山，拍照；找五泉泉眼，拍照；騎電馬（CAROUSEL），拍照。。。壓軸的節目是下館子，敞開肚子吃一頓肉包子，這時候水壺裡的酸梅水已經換成了清涼的泉水，在母親的再三催促下父親給他自己打一碗啤酒。。。那是多麼揮霍的一天。這一天還遠沒有結束，等到父親輪休的某個周末的夜裡，就該沖洗照片了。我是父親的幫手，找來最大的兩個湯碗，一個給顯影液，一個給定影液。父親從盒子裡搬出洗印機，支架好，我用紅領巾包裹住檯燈燈泡。。。哦，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用烈士的鮮血染成，跟3丫頭們炫耀時一定一定要對這個細節保密，太反動了。

相紙無論光面的還是斜紋面的，都得省着點兒用。父親先裁出幾張大的，5、6寸的樣子，這是將要鑲進鏡框的，略小些的會壓在桌面的玻璃板下，剩下的邊角料就隨我方方圓圓了。分配給我的任務是用鑷子從一個碗裡夾出來，放進另一個碗，再轉移到桌面凳面上晾乾，最後用花剪刀剪出花邊，事就成了，與專業的唯一區別是沒有“東風照相館”字樣。如果還有後期製作，那是姐姐的事，她有耐心用水彩把我們打扮得頭髮烏黑臉龐紅潤，襯衫上花是花葉是葉，換成我，大家都得蒙面穿連體服。

在那個年月，父母所有的生活就是工作養家，沒有時間和子女噓寒問暖談心交流，忙碌了一天，下班前取出蒸氣箱裡剛蒸好的兩盒米飯，帶着渾身的汽油味回到家，換下衣服奔廚房，迅速撥拉出一、兩盤菜添飽全家人的肚子後，他們的第二份工作才剛剛開始，擰麻繩納鞋底拆洗被褥翻新毛衣褲，孩子們當然也得幫忙，把洗淨晾乾的毛線繞成團，截掉磨損厲害的線，線頭要續得儘可能小，還得結實，線團再回到母親手上，姐姐的毛衣就變成了我的，我的給妹妹，多餘的湊成花花綠綠的圍巾、手套。。。這一直是我對童年家庭生活的記憶。如今，手捧着這些發黃的照片，它們真真切讓我記起：遠不止那些哦！一年裡的一天，一天裡的無數個瞬間，加上現在因為時空距離所釀成的想象，所有這些匯聚成一條蜿蜒細綿的河，從40多年前緩緩流過來，經年累月、水到渠成一個詞，“恩情”。

這就是那台父親60多年前從蘇聯帶回來的相機，一起來的還有留聲機和洗印機，留聲機剛一回國就換成穀子給父親的3叔娶媳婦了。父親說，這相機有2、30年沒用過了，不過肯定還好使。

和相機放在一起的是幾卷曝過光的膠捲，他取一卷出來，給我示範怎麼裝卸。膠捲老了，脆了，一扯就斷。裝膠捲的手老了，抖抖發發，不再靈活。父親放下膠捲，拿起一塊抹布，里里外外仔細地擦，輪，軸，快門，鏡頭，邊擦邊說“應該上點油了”。

“我看啊，你拿去也是白拿，不會用嘛。。。你得。。。看這說明書，你讀不了吧？”他翻開一頁，指點一下，又翻一頁，“這兒，還有這兒，俄語，你全都不懂。”父親輕嘆一口氣，我的記憶回到小升初的那年，人人以為要留級的我竟然在升學榜上名列500多人的第4名，父親一下對我有了信心，要教我俄語，一個暑假教下來，我才剛能嘟嚕嘟嚕一些字母。讀不懂說明書，可是我讀懂了父親，自幼喪父，10多歲離家自謀生路，在油田，在煉廠，在中國，在蘇聯。。。20多歲的青年，省吃簡用，終於有了心愛的寶貝，臉上的光芒，心頭的雀躍，這應該是這輩子他給自己買的最昂貴的物件了，有了家小之後，他連喝一碗啤酒都要掂量再三。

打理了一遍，父親扣上相機皮套上的摁扣，用力握了幾握，一聲“拿去吧”，完成了交接儀式。我接過來，什麼都說不出，老物件，沉甸甸地。他還交給我一包老照片，能見面的次數已經不多，在這些照片裡，我和父親永遠相視其中。

小冰你不是說和我心有靈犀嗎？來，考驗一下你的靈和犀，哪個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