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文

乒乓球之所以被称为国球，是因为它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可是当时又有谁能料到中国队在第33届世乒赛上的表现却预示了中国人民近两年听哀乐、带黑纱的日子呢？

第33届世乒赛团体赛中国队首次出征的李振恃、陆元盛显赫的战绩，以及世界冠军郗恩庭没有入选五虎将，受到了许多对手的纷纷议论。猜疑的焦点渐渐地凝聚到中国队的拍子上来。在单打比赛开始时，国际乒联对中国队的拍子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象这样的检查，在世乒赛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领导这场运动的则是被我们当作老朋友的斯韦思林俱乐部主席西多和前世乒赛双打冠军、捷克斯洛伐克人安德里亚迪斯。或许这也是我们多年来不参加斯韦思林俱乐部活动的一个原因吧。

这次检查，吹毛求疵地找到中国队拍子的三个小毛病。其一，中国队大多数人的球板包上了玻璃纤维的边，看不出球板到底有几层；其二，李振恃拍子的背面的油漆是刷上去的，而不是按规定浸上去的；其三，郗恩庭拍子的两面颜色略有不同，逼着老郗临阵前重新粘胶皮。滑稽的是几年后，针对黄亮、蔡振华的倒拍打法，又重改此规，要求拍子两面颜色必须不同。当然，中国队的拍子是有讲究的，只不过不是国际乒联所提的这些。特别是李振恃的拍子问题，实在是冤枉。李振恃因为是“打野球”出身，所以他用的就是街上买得到的五块八一只的正胶红双喜。因为工艺问题，这种板子背面的油漆，特别是边上，确实象刷漆一样。并不是他独出心裁。

中国队拍子的讲究实际上在胶水。过去即使是专业队，粘一只反胶拍，一般要打好几个星期。而粘一只正胶拍，一般要打好几个月。自从庄则栋为了对付弧圈球的震动，在球板上抠洞后，大家把拍子粘来粘去，就发现了胶水的奥秘。所以这时候胶水确实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后来舒尔贝克到中国“留学”，学到了这门技术，把它带到了欧洲，传播开来。因此发展到如今，娃娃们打球，也粘来粘去了。化学工业的发展，为体育运动提供了新式武器，同时也制造了不少副产品。八十年代，乒乓球的来回变少，有人觉得不好看了。现在网球、高尔夫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综合解决。可是，用胶水粘拍子，在当时并不违规。西多，匈牙利名将，硬板胶皮拍的末代皇帝，曾获得过9次世乒赛冠军。他打球的时候曾多次访问我国，每回都是我们的座上宾。据说1961年到北京参加第26届世乒赛时怕我们的食物不足，宴会上先把冷盘先吃了个大饱，到正菜端上来的时候，他那大肚皮里已经没有空间了。工作人员瞧他可怜，让他带一份回旅馆后再吃。安德里亚迪斯，捷克斯洛伐克名将，也曾获得过9次世乒赛冠军。并且历史上多次进入男单决赛，然而从未得过圣勃莱德杯。多次进决赛而不能赢，显然是心理素质问题。于细微处见精神，这是两个干不了大事的人。国际乒联长期操纵于这些人手中也就难怪乒乓球不发了。这次领头向中国队发难，是他们本身就鼠肚鸡肠，还是另有其因呢？

一九七五年二月，北京城特别地冷，刺骨的西北风刮得干树枝唰唰作响，钓鱼台有几只乌鸦鸹鸹地叫。中国第一笔姚文元先生第三次公开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题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长篇文章。姚先生真不愧有颗受过鲁迅先生抚摸、赞扬过的大脑袋，洋洋数万言、《人民日报》好几版才登下的文章，居然连个多余的标点符号都没有。在其指导下，刚刚为了证明孔老二是个大草包而学完“狡兔三窟”的春秋战国故事，准备“毛遂自荐”去当食客的人们，又重新开始读起马恩列原著来。用功一些的，还在马老先生著作的指引下，啃起砖头一样厚的黑格尔和尼采来。也许是老人家为了让大家搞清楚两千多年前“食有鱼，出有车”的对生活的追求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的道理吧。按照姚先生的论证逻辑，笔者推断这次西先生和安先生的发难有极强的国际政治背景。

众所周知，捷、匈两国是苏联阵营的中坚。早在珍宝岛事件时，苏联军方有对我国用核武器的动议，只是在基辛格先生的警告后才作罢。七十年代中期，苏美关系缓和。苏联乘机拉拢越南、印度等国，利用西方一些政客的“绥靖主义”思想，对我国形成一个包围圈。所以这个年代的国际形势，按周恩来讲话，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搞国际统一战线。

第三世界有两大集团，一是非洲统一阵线，二是阿拉伯联盟，各有几十个国家。对于非洲统一阵线，中国政府派援外工人去修坦桑铁路；对于阿拉伯联盟，中国政府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于第二世界国家，特别是瑞典这种俄国人的天敌，则是我们统战的主要对象。另外还有一个以印度、南斯拉夫为首的第二、三世界国家组成的不结盟国家组织，也是我们的工作对象。南斯拉夫自1948年就被斯大林宣布是修正主义，多年来跟我国没有多少交往。虽然毛主席和铁托总统内心里相互佩服，但两人都心高气傲。所以中南两国的关系直到后来铁托访华和华主席回访南斯拉夫，坐进铁托的私人游艇畅游多瑙河，一声“好舒服啊”后才真正地正常化。

因此七十年代中期对于瑞、南两国的工作，许多就落到了中国乒乓球队身上。特别巧的是南斯拉夫有个“中国迷”舒尔贝克先生。老舒特别迷信中药，每回到北京，都要到同仁堂，装一箱子正骨水、松节油、伤湿止痛膏一类的东西带回去。听说有回在欧洲比赛时为了他房间里松节油气味太大，还跟旅馆闹过一回不愉快。因为中南关系的微妙，当时乒乓界有人传言，跟舒尔贝克在同一分区的中国队员往往会莫名其妙地输球。这个说法，一直到老舒挂拍后才消失。这类流言，对乒乓球运动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国际斗争的另一条战线，是联合国。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叫马利克，是个极能干的人物。他一口喝下半瓶伏特加，用俄、英、法等语言，出口成章。我国驻联合国的黄华大使，是北大老学长。他酒量不大，辣子只吃得少许，诸葛亮的三寸不烂之舌只练了两寸半。1949年派他去利用师生关系把美国住华大使司徒雷登留下来，因为少了半寸，楞没有完成任务。毛泽东盛怒之下，提笔写了那个名篇《别了，司徒雷登！》，并且把向来中分，或向上梳的发式改成“一边倒”，这就是中国解放初期外交政策的来源。历史英雄们的点滴，给多少人的命运带来了不可挽回的遗憾啊！因此黄大使跟马先生对阵时常常要挂“免战牌”，等北京派来一口半斤茅台酒的“乔老爷”┄┄乔冠华副部长来跟马利克过招。可是坐阵北京的姬鹏飞部长是个大老实人，常常会被那些刁滑的外交官们欺负，周总理又病重住院，所以乔老爷得乘飞机两头跑。毕竟不是当年重庆谈判时代的小伙子了，乔老爷身体有些受不了。在这“蜀中无大将”的时候，毛泽东想起了那因为“耳朵不好”而不大听话，此时在鄱阳湖垂钓的邓小平，将其招进京来，派他以七十岁高龄，象过去的姜子牙一样，出征联合国特别会议，一举击败马利克。行前毛主席面授机宜“比酒的事，让恩来和乔老爷去干。你去跟他比吃辣子”。在纽约联合国讲坛上，邓小平清楚地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坚决反对米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一把四川朝天椒，拌着重庆火炉里烤过的花椒面，硬塞进了马利克的喉咙里，呛得他起身退席，到外头打喷嚏去了。这是苏联人继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讲坛上脱皮鞋敲台子后的又一次大失风度。这部片子，叫《联大特别会议》，是当年少得可怜的电影中的佳作。难得的是现场实录，笔者看了三回。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北京城里走“继续革命”道路的当权派们的恐慌。另一个秀才，老年来反对别人崇洋媚外，而年青时取名狄克的张春桥先生，也来了一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长篇大论。那文章，可就比姚先生的差远了，通篇只有打“土围子”的火药味儿。大家都能感觉得到，“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事快到了。连年的革命，弄得人们的政治嗅觉十分敏感。可是人心思定，所以毛主席说“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上天安门老比毛主席落后几步的周总理告诉大家，当时的形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拖了好久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国家暂时走上正规。

1975年秋天，停了十年的全运会重新召开。全运会上一大批新人涌出，为中国乒团换代提供了新鲜血液。最为突出的是冠军王文荣和亚军郭跃华。王文荣来自河北队，身上有很深的河北队烙印。同前辈的郗恩庭、李景光一样，反手功底十分好，并且还能象庄则栋一样打反手攻球。他的出现，本来该是中国队的福音，跟反手较弱的李振恃可以互补。然而在其后的国际比赛的国家队中，始终没有见过他的名字。听说他球风不好，全运会上发球前故意把汗水抹到球上，让对手失误，因而失去了当国手的资格。这是全国冠军不能当国手的首例。笔者当年年少追星，为王文荣抱不平，专门找了本讲比赛规则的书，读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不让把汗弄到球上的规矩。至于“不犯法但违纪”的事嘛，国家队本身就有不少。可是中国的事，历来都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一个极有天赋的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而终止了。可惜可叹！其实作个检讨，戴罪立功不是更好么？郭跃华有一双雪亮的眼睛，盯球极准确，正手一板往往出人意料。因为他是全国亚军，1976年亚锦赛决赛上又以0：3负于梁戈亮，我们这些为王文荣抱不平的孩子们赠给他一个雅号，叫“郭二”。哪知这一叫，居然诅咒上了他，让他委屈地当了多年的“郭亚军”。后来他虽然从“郭亚军”变成“八冠王”，但是其中有两冠是坐车，还有两冠据蔡振华后来说，一个是他让的，另一个他是象管建华被何智丽打闷棍一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必去猜在一起练球的弟兄们怕不怕老蔡的跺脚发球和假弧圈，体育运动，若给大家平等的机会，大家都有获胜的可能。历史啊，你为什么让大家都留下这么多的遗憾呢？所以诅咒是很厉害的，我们不可以随意乱给人起绰号。按我们乡下的话说，同样泥巴作的瓦壶，叫它“茶壶”，它一辈子都是香的；而要叫它“夜壶”，它一辈子都是臭的。第三届全运会后，第二代国手们全部退役，又一个时代终结。几年前的小梁、小李变成了领军的老梁和老李。第四代国手入役，中国队完成新陈代谢。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换代也在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血雨腥风伴随下进行。先是辽宁海城发生特大地震，不多久吉林又遭受陨石雨，直到最后二、三十万人伤命的唐山大地震。这几十万无辜的生灵，又至少有一半损失于“自力更生”的国粹口号。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举国上下，恸哭一片。又有谁能知道，这泪水有多少是洒给几十年来无数无辜的生灵呢？过了半个多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到处刷“打倒邓小平”标语的人们，又唱起“锣鼓震天响，举国庆胜利”的歌，打倒“反党夺权”的“四人帮”来。更为滑稽的是，几天前还在坚持要“继续革命”的人，也被列入了“走资派”的行列。当时我们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又多了几个可以推卸责任的对象。有一回，笔者因为睡觉过了头，没有赶上早上的跑步，被教练抓住作检讨时，检讨书的开头是这样的：“因为四人帮的干扰，自己沾染上了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作风……”。多年后看到一部关于二次大战的纪录片中，墨索里尼被施绞刑时，台下欢呼的人中，大多数是几天前还穿着黑衫高喊“墨索里尼永远有理”，让我百感交集。历史啊，为什么到处都有这么多的相似呢？人类啊，什么时候我们才不推卸责任，而审查一下自己呢？

1976年，国际乒联度过了光荣的五十周年，成员国达到70个以上，到达了历史的最强盛时代。然而乒乓球运动却出现了不少衰败的裂痕。法国许多公司减少了塞克雷坦的广告，日本的全国冠军已经被河野满垄断多年，新秀难求。特别是在瑞典，退役老将、德国教练阿尔塞因为飞机失事而丧身，主教练克里斯特·约翰逊到德国取代阿尔塞，使得瑞典乒坛一片恸哭。几百人参加完阿尔塞的葬礼后，瑞典乒联的注册会员由几万人剧减成九千余人。除掉因为教育法规修改，中学生会员不必注册的因素外，还是少了几千人。由此可见明星的力量。不知道将来瓦尔德内尔和佩尔森挂拍时会如何。 1977年元旦，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记忆的日子。除夕夜，中央电视台主办了由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主持的名为《春天》的联欢会，这是后来的《春节联欢会》的前身。虽然都是老人们唱老歌，但是对于多年来耳朵里听样板戏听起茧子的人们，这可真是：“久旱逢甘霖”啦！特别是孙道临先生的节目主持，二十多年来无人能及。到了春节时分，满街上都能听到人们在复习那《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唱段：“娘啊，儿死后……”，向来忌讳的中国人，这时候都在感受那解放的滋味，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真的是：“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奔涌着，奔涌着，历史长河里，又一次不可遏止的春潮！” 这股春潮，把我们带到了在英国第二大城伯明翰举行的第34届世乒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