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王安石变法 (二)
大凡改革都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通过改革有部分人得利，有部分人失去原有的利益。中国历代的改革，从商鞅
到王莽，从王安石到张居正，都是想通过剥夺特权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的财富和权利，以到达国家富强或
平息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所以无一例外的遭到特权阶级的强烈反对。1979年邓小平的改革不在此列。1979年的
改革恰恰相反，是想通过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财富平均分配的弊端，求得社会的发展。它没有触及
统治阶层的实际利益，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有的也只是姓资姓社的无关痛痒的争论，但端起碗来吃的是肉，而
不再是以前的玉米糊糊的时候，谁也不出声了。
历次改革有不同的情况，秦国的商鞅是个冷面铁血的家伙，凭借手中的权力，用铁腕推行他的改革。谁有不同的
意见，二话不说，杀头，车裂。就这样才使得他的 政策能推行下去，从而使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强国。然而贵族阶
级是不甘心失败的，千方百计地想复辟，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借口，以里通外国，阴谋颠覆国家的罪名，把为秦国
立下大功的商鞅五马分尸。 王莽也不例外，虽然贵为皇帝，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连自己的小命也没保住。
张居正是凭借他曾经一直是 皇帝的老师，再加上总理的身份，而且那时候皇帝根本都不露面，不和朝廷大臣见
面，一切都是张居正说了算，他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就这样才能勉强推行他的一条鞭法。即使是这样，等他死
了以后，反动派疯狂地反扑复辟，把给他的谥号和赏赐全都给剥夺了。
王安石面临的情况也差不多，几乎是四面楚歌。现在不同于商鞅的时代了，宋朝皇帝施行的是仁政，不能和秦国
的暴政相比，对于反对势力，不能随随便便地杀头，连皇帝也只能不断地把反对势力贬到地方去。实际上宋神宗
还从来没有以反对新法的名义处死过一个官员。但新法的施行还得靠这些地方官，所以王安石面临的阻力之大可
能出现他自己的想象。
士大夫们治理国家，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标准，那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既然皇帝的利益都比不
上老百姓的利益重要，士大夫们就更不能光明正大地说改革是不符合我们士大夫阶级的利益的。从政策上找不出
反对的理由，旧党们就开始从道德上找新党的漏子来打击新党。
传统的儒生，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最害怕被人扣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帽子，被划入小人奸党一类。对王安
石的攻击就不用说了，说他沽名钓誉，说他厌古喜新。但王安石有神宗皇帝做靠山，旧党看扳不倒他，就开始把
攻击目标转移到他手下的人当中去。
王安石有个学生叫李定，忠心追随王安石，被提拔为纪委委员。他的生母仇氏去世了，他并没有按惯例，向上级
汇报，要求回家服丧守孝。 以前的官员如果父母去世了，就需要向上级报告，要求去职回家服丧，叫作“丁忧”
。只有皇帝觉得你的责任重大，离开你就不行，才可以要求你不必回家服丧，而是留在原有的岗位上，继续为国
效力，这叫“夺情” 。明朝的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就是被皇帝“ 夺情” ，继续当他的总理。而曾国蕃则是因
父亲去世从京城回家“丁忧”，才创办了他的湘军。现在李定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反而隐瞒不报，被人揭发，这
可是大大的不孝，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象这样的人不应该留在朝里做官了。
李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他的生母老早就改嫁了，他根本不知道谁是他的生母。旧党们可不管这些，继续
把他当靶子猛烈地轰击，并举出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例子，来说明朱寿昌的孝和李定的不孝。朱寿昌是个县长，
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后来他的母亲就改嫁了，他也不知道他的母亲
到底在哪里。但他思念自己的生母，放弃县长不当了，到处去找他的母亲。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母亲到底还是被他找到了。朱寿昌弃官寻母以及以前提到过的王祥卧冰求鲤鱼的故事还被后人编入了“二十四孝顺” 。但最
后李定的事到底还是不了了之了，也没有人再追究。
王安石毕竟不是圣人，虽然当时有人拍马屁把他比作孔子，把他的学生吕惠卿比作颜回，王安石还是一个凡人。
他的道德不是至善至美，无懈可击。说他刚愎自用，容不得不同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在陆续推行了更戌法和
保甲法后，王安石于1071年也就是熙宁四年，开始了科举改革。他废除了以前必考的诗赋和贴经，以经义，论和
策为主，也就是考议论文。他重新注释了“诗” “书”和“周礼”，考试必须得以他的注释为准，以前儒生的
注释一律作废，好象一个学阀。而且他动不动就提拔赞同新法的人，打击压制反对新法的人。地方官的奏章如对新法不利，就扣押不上报神宗。颇有点顺我着昌逆我者亡的味道。
王安石有个儿子叫王(上雨下方) ，和他老爹一个德性，也是才高八斗，恃才傲物，走起路来鼻孔朝天，什么人
都不放在眼里。 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有一天大儒程颢到家里和王安石来商量国家大事，他也在一旁。谈着谈
着他和老程的意见不合，就开始争吵，吵着吵着不过瘾，到后来甚至掳起袖子要揍老程。王安石家教不严，有
其父必有其子。
王安石和他的儿子性格上的缺陷成为旧党攻击新法的工具之一。文人之间的相争，往往会离开争论的正题反而
转到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象王安石父子这样的人，在当时崇尚中庸的时代，绝对是另类。有些人本身其实不
反对新法也会因为他们的性格和作派而转到旧党的一方。
王安石可不管这些，继续他的改革。1072年熙宁五年接着再推行了方田均税法。也许是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王安石要创议开边了，这本身就是神宗要改革的目的之一。于是派出三路大军，分别扫荡西北西南的羌蛮少数
民族，结果是大获全胜。这在宋朝可不是件小事。宋朝和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时常有摩擦，也有过几次
大战，从来没有取得过胜利，结局总是以钱物换和平。虽然这些部落民族的战斗力和契丹，西夏不可同日而语，
但神宗还是把这当作一次伟大的胜利。大摆庆功宴，并把身上佩的玉带解下来，当面赐给王安石。这是王安石
势力到达顶点的时期。
旧党是不甘心失败的，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神宗，他们甚至把皇帝的老娘高太后都请出来，要神宗
慎重考虑改革的后果。首都有个守城门的小官叫郑侠的通过内线把一封信和一幅图交给了神宗。信里写的无非
是些新法如何扰民的话，但这幅图却打动了神宗皇帝。图名叫做“流民图”，画的是穷苦老百姓流离失所，拖
儿带女，逃荒要饭。有嚼草根的，有卖儿女的。还有身带枷锁，倒毙路旁的。而后面则是一班怒目圆睁的悍吏，
做出各种凶暴的样子。总之是满目苍痍，惨不忍睹。那时候没有电视录像，图画就是最现像生动的表达方式了。
神宗皇帝看了之后，只好 不住地叹气，看来这新法确实得重新考虑考虑了，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 那么当时
的民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有没有改革派所说的那么好，有没有守旧派所讲的那么坏，足不出宫的宋神宗
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只能通过周围的官员来了解所谓的民情。信息论上讲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总会有噪音，有
干扰，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无意的。当信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信息了，而是失真了的信
息。有时候失真的程度重一点，有时候轻一点而已。宋神宗只能靠这些失了真的信息，来进行判断，做出决定。
从旧党那了解到的民情是失真的民情，从新党那了解的同样也是失真的民情。足不出宫怎么可能了解到民情？
但即便是出了宫又能怎么样呢？总有些官员会专门挑上司喜欢的民情上报，而把上司不喜欢的民情锁在办公桌
抽屉里。即使是当今的前任总理朱熔基不也被安徽一个小小的粮站站长骗得团团转，还称之为人才么。信息是
任何决策的基础，许多决策的失误都是由于收集的信息不够全面，或者不够准确，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
决定。
也活该王安石倒霉，从1073年熙宁六年秋天开始，全国一片干旱，赤地千里。当时的人都认为是政策失当，偏
离了那个儒生们一生追求的道，老天要惩罚才有如此天灾。这罪魁还是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却认为天灾是天
灾，和人事没有关系。如果说他真的这么认为，那他真的是奇才，到几百年后西方新学开始传人的时候，人们
才慢慢认识接受这一观点，而他当时就知道这个道理。也许他是为他的改革辩护而强词夺理呢，估计谁也不知
道他的真实想法了。神宗已经开始动摇了，再加上反对的势力一浪高过一浪，神宗终于顶不住了，把青苗免役，
方田保甲都给废止了。不过很快他又后悔了， 没过多久，又开始施行原来的新法。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大家
也都疲了，虽又开始改革，但底下的人到底执行的怎么样，只有天才知道了。
王安石感到心灰意冷，他于 1074年熙宁七年的农历四月，回到江宁府当市长去了。但他的两个学生吕惠卿和韩
绛在中央执掌大权，继续推行他的改革措施。以至当时的人称吕惠卿是护 法善神，韩绛是传法沙门。
没过一年，神宗皇帝又开始想念王安石了，于1075年熙宁八年二月，把他召回重新当他的总理。这时吕惠卿和
王安石的政见有了分歧，王安石认为吕惠卿背叛了他，就把吕惠卿也贬去当县长去了。王安石又重掌大权。
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王安石也经不起这折腾，改革的劲头也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再加上他和自己的儿子反目，
儿子气得背上长了疮，竟然一命呜呼了。为什么古人都容易背上长疮而致命？前面提到的唐介也是因为背上长
疮而死，明朝的徐达也是如此。史书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例子。难道古人喜欢光脊梁晒太阳而不涂放晒霜得了
皮肤癌？
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终于精疲力竭辞职不干了，重新回到江宁当他的市长，从此离开了权力中心。虽然还
做过各种各样的高官，但那都是虚名，没有实际权力。王安石于1086年元佑元年逝世，终年六十六岁。当时的
皇帝已经是神宗的儿子赵煦哲宗皇帝。
王安石逝世前离开了权力中心，中央的新旧之争还在继续。新党的蔡确，王圭当政。蔡王虽然是新党，还在和
旧党继续对抗，但这对抗已经慢慢地变味了。不再是改革和不改革的斗争，而是两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了。只剩
下神宗皇帝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继续改革。没有了王安石这样的得力干将，新法改革也只能名存实亡。神宗皇
帝支撑了八，九年也顶不住了，到了1085年元丰八年 (神宗于1078年，把年号改为元丰 ) ，也呜呼唉 哉了，
终年三十八岁，可谓英年早逝。
神宗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时年十岁的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的老娘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后马
上就起用司马光当总理。司马光一上台就废止新法，和王安石一个模式，把新党逐出中央，起用旧党派系的官
员。
八年以后，1094年是元佑八年，太皇太后也玩完了，于是十八岁的哲宗皇帝独立当政。他把年号改为绍圣，又
开始起用新党章淳和吕惠卿。虽然说起用新党，但现在的新党不一定就是执行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新法连王
安石都没法彻底进行下去，更别说名气，才能很声望都不如他的章吕了。1100年元符三年，哲宗皇帝也崩了。
徽宗赵佶继位，他是哲宗同父异母的弟弟。宋徽宗任用蔡京当总理，蔡京才是个真正的小人，他以新党的名义
参政，看到司马光掌权又去攀附司马光，是个专事投机钻营的官场混混。他也号称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但这只
是宣传的幌子而已。到这个时候，王安石施行新法，进行改革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一切还是依旧如古。
王安石的失败当然有他本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基础。宋神宗和元老文彦博有这么一段对话，神
宗对文彦博说，“新法施行以来，老百姓交口称颂，都说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那为什么你们还 那么强烈地
反对改革呢？” 文彦博回答说，“皇帝，你是用小民来治理国家呢，还是用士大夫来治理国家？” 这一句
话就点中了神宗的命门，也一语道破了历次改革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家里，如果改革触犯
的是当权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改革是永远不能成功的。不要讲什么“三个代表” ，也不要讲什么
“天下为公” ，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鸟为食亡，人为财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