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姐！……”
“怎么？”
“我----我们两个斗嘴……”
“呸！下流！”

睡觉之前翻翻废名的书，看到这句忍不住趴在枕头上笑了半天。废名这个黄梅佬，一口的乡音不改，我还能从书里面找出来好多处。有些话，人以为他晦涩，其实是顺手把方言的格式拿来用了。

我的普通话讲的很标准，人家知道我的籍贯后总会惊讶，似乎我们那里人口音再也改不掉，这时候我也会莫名的尴尬，似乎我有意无意的抹掉了籍贯的痕迹。在我看来，这是可耻的。然而每到情急之时，普通话再也不灵光，土语脱口而出，听到的人笑了，我倒能欣慰的拍拍胸脯，暗想，还好还好，还是湖北佬。

小时候常跟着爸爸去探望亲戚，因此我到过本省的许多地方，会讲几乎所有的本省方言。我数次路过黄梅，在入皖之前，路边的风景看起来差不多，公路边上总是连成片的田地，田地后面藏着连成片的村庄，村子里是没有什么特色的青瓦农舍，有些甚至是土坯屋，比不得马头墙抢眼。公路随着丘陵起伏，远处的大别山忽隐忽现，在视力范围之外，我知道村子里藏着很多水塘，长了许多开着杂花的树。天地间的绿色被潮湿的空气溶化，它们到处流动。路上有个少年提着一团东西，打着赤脚飞快跑过，我爸说，快看，哪屋里细伢好能干，抓了一只黄鼠狼子。于是车里的小孩们开始拼命的张望那个自由自在的乡间少年。

我并不是从小就能欣赏这一切的。爸爸的宗族观念极强，因此总会带我参加各式的家族活动。小时候的我晕车，还未到村口便叫嚷着下来，脸色卡白，口称这个破地方，爸爸极富耐心的安抚我，然而下次他仍不会放过我。他真是不辞劳苦，那时候老家的交通并不便利，妈妈说，有一年的凌晨，他背着我，妈妈挎着包啊网兜啊，步行去车站，坐车回我们自己的家。妈妈说，晚上刚下过大雨，沿途的村庄和乡间公路满是泥泞，他们穿着高筒胶鞋，深一脚浅一脚，就着一点要隐去的月光走了十几里地。于是，我给那个村子起名叫泥巴荡子，我爸也不生气。我是一个南腔北调的孩子，这却让爸爸看不惯，他爱用方言纠正我，我说那是标准发音，他不屑道，你个湖北佬，什么标准话。然而老家的方言实在是太土了，我不可克制的想要跟它保持距离。这些，都是我不十分喜欢那个地方的原因。

在我的记忆里，村子里的房子高低错落，像四川盆地的农村，可事实上只是些小小的丘陵。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小个子矮，在屋舍间跑来跑去，仰头看那些滴水的乌黑的屋檐，总觉得高不可及。各家的门前都坐着一两位长者，用那种特有的拖长音的方言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乡野故事。有些年纪较长的五服之内的宗亲陪我玩，春天的时候用紫云英的花编成一长条项链给我戴上，她们说是草籽花，晓几好看那。过年了，看那些精壮的汉子打年糕是件有趣的事情，打好了，吱呀一声开了大门，奶奶高声唤下家来吃，黑夜沉沉，炉火红红，寒冷的冬夜，热腾腾的生活，这像是在诗里读过的情形。可我想不起来是哪首诗，大概是我自己诌的吧。然而家里人从来都不相信我仍记得这种场景，他们都认为我把电视上的节目回放到童年记忆里。村子里的小孩会带我去小卖部买鞭炮，分红绿两种，炸响了只有一样单调的声音，但大家都觉得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有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村庄是我们的，农田是我们的，水塘是我们的，稻场是我们的，鞭炮在四处炸响。

想来老家有这么些好处，我慢慢也接受它了。那时候我奶奶身体还很好，偶尔会带我回去住几天。乡间没有什么好吃的，大妈隔天带我去换鸡蛋，我跟在她后面，上坡下坎，在田埂上绕来绕去，心想，田那边是什么，有些什么人，她怎么知道有鸡蛋换呢。碰上有人家办喜事，我也能去占一个位置。饭菜每每不是很可口，但我喜爱那份热闹劲儿，所有的人都很开心，因为别人的喜事而开心，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喜庆的宴席。

可惜我后来长大了，人家不肯拿我当小孩看，何况是在城里念书的女秀才，很多乐趣都享受不到了，奶奶也很少回乡下去，我就没有再在老家小住过。但是每年的祭祖还是必须的，这是最让我头疼的事情了。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糟糕的是后山的小路满是泥巴，我心疼皮靴不敢迈腿。爸爸说，笨蛋，你越这样越会摔跤，我们小时候再多的泥巴也不摔跤的。姑妈从后面抄上来，为了印证我爸的话，她示范给我看，这样，这样的，轻轻快快的踮过去。那是很好玩的场景，我的姑妈，她穿着貂皮大衣小牛皮靴，在被人踩得稀烂的田埂上闪来闪去，我不敢想她滑倒了会多么滑稽，但她稳稳的过去了。我那时候想，爸爸，姑妈，不管他们在哪里工作，生活，他们的根还在这个村子里，但我没有那种感觉。

我还想，为什么爸爸不讨厌这个地方呢。他那么聪明的人，如果出生在别的环境里，也许早已实现了他心里的抱负。为什么没有人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就像他给我的一样。为什么家庭的重担要压在他的肩上，而不是别人。为什么这些当年无情无义落井下石的人，现如今还会找上门来，而爸爸，不把他们乱棒打出去，还要倾力相助。我不明白。我不会再骂破泥巴荡子，但我心里怨恨这个地方，我不配合，爸爸也无可奈何。但他总是乐观，一次又一次要我回去，在村里碰到熟人就会大声说，这是我里姑娘，然后和对方大笑。过后我铁着脸说，这哪个，笑么事笑，蛮好笑么的。他说，是啊，哈哈哈。

大学时村里修了一次谱，我成了我们家这一支里第一个族谱中有名有姓的女人。放假回家时，大伯正捧着族谱仔细研读，还指出来给我看我们家族的来源。我跑去问妈妈，她浑然不知自己家的情况，我感叹说，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娘不悦良久。外祖父母去世多年，大舅伯因为在文革中受了不少打击，性情变得有些怪癖，把修谱的族人拒之门外，我那糊涂舅舅，在舅伯入狱生死未卜后，理论上承了数家的宗祧，一直到舅伯出狱，他才想起来祭祖这么回事。每年回乡，总把我们这些小孩支开，说是田里虫子多，我知道他是胡乱找个地方一烧了事，因为他至今没有弄明白那些复杂的宗亲关系，以及那些先人的坟地。我的另一位舅伯，是妈妈的远方亲戚，也是她唯一留在家乡的亲人。妈妈的老家有过半年的习俗，出嫁的女儿可以在那个时节回娘家小住，什么事儿都可以不管。这位远房舅伯每年都会来接妈妈过半年，当年的最小偏怜女，如今成了全天候保姆，显然是不能成行了，但她很享受也很期待这样的邀请，那是她的娘家。我不知道是否会有那样一天，我也开始期待娘家的邀请。哪里是我的娘家呢，那个破泥巴荡子？

再后来，我奶奶去世了，埋在了后山，爷爷的旁边。我想，这块土地第一次跟我有了直接的联系，奶奶永远留在这里了。百年孤独里，第一代霍塞阿卡迪奥和他的同伴们要离开村庄，说马贡多不算家乡，没有亲人埋在这里，乌苏拉就说，如果非要有人死去你们才留下来，那我就死在这里吧。想当年，祖先一路向南搬迁，有亲人死去，埋在当地，就有人留下来扎根。剩下的人继续往前走，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埋葬了亲人，又成了新的家乡。这个泥巴荡子埋葬了爷爷，于是爸爸和姑妈也离不开它了。我知道从此我终身都不会遗忘这个地方。

出国的时候，村里的一位开中巴的宗亲带来了一车的远房亲戚，宴席上乱哄哄的，让我想起来很久以前在村里喝过的喜酒，于是我也开心的笑了。给家里打电话，我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去祭祖，爸爸说，老时间，每年都是腊月二十九。我说族里的人是不是还要回去江西查谱。爸爸说，哪个晓得他们呀。我自我吹嘘道，其实谁能比我更合适干这事呀，身体素质好，背包旅游经验丰富，古文素养比他们好，等我毕业了，一定把这条路重新走一遍。爸爸说，别吹了。过会儿又说，等我退休吧，我跟你一路去。于是我们爷俩兴致勃勃的计划了一番，从湖北到江西，从江西到河南，从河南到陕西，最后从陕西到甘肃，大山大河都走一番，何足道哉么。我不知道我往何处去，但我清楚我从哪里来。

去年夏天，我回家去看爸爸妈妈。爸爸就说，这么远回来，还是要回老家祭祖的。从后山下来，我们一家人站在老屋前闲聊。堂兄小的时候被放在老家，最爱讲他如何调皮的故事。我们走过一口水塘，他又说，诶，我细时候最爱在这里面游泳。我打断他说，晓得，脚抽筋被长伢的爹捞起来的嘛。他放慢声音说，呃，长伢的爹去年不在了。我愣了一下，总以为我们会老，但故乡的人和物是不会变的，没想到他们也在慢慢消失。堂兄说，我细时候这塘没有这样脏的，树也长的比现在好，田里面哪是这样。我笑说，你细时候湾里刚生出来的毛毛都是9斤，现如今只有7斤啦。堂兄是我以前的语文老师，知道我在笑他，便道，7斤里面也有你一个。这时候，爸爸在田里面叫我，某某某，快来看燕子好聪明。那是他不会拿来夸奖别人的赞叹语气，我赶紧奔过去，妈妈在柳荫下挥手说，天呢，人家都要叫爹爹的人了，这么大太阳，看么事燕子。田野里绿色怡人，朝绿野深处走去的时候，感觉自己随时都会消失在这片绿里。爸爸站在田埂上，看着几只燕子捉虫吃，他指给我看燕子的门道，这些小动物反应迅猛，身手敏捷，虫子刚从庄稼上振翅飞起，一道弧线划过，虫子就消失了。我们怕吵到燕子，一声不吭，专注的站在太阳下。刹那间，我明白有些事情真的不用问为什么，这里就是我家。我，就站在我家的田里，看燕子捉虫吃，旁边站着我的老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