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级那年，我和小红的一段战斗友谊

初三那年，一天，在学校中厅里贴出了一个通知，宣布学校即将以初中三年级学生为主，成立学生广播站，并给出一串学生的名单，要求点到名字的同学第二天下午放学后到校团总支办公室开会。我的名字也在上面。

那天到团总支开会，一共来了十几个学生，基本都是各班的骨干，只有我一个人不是正经班级干部。我那时只是个小组长。但是我当年也并不软，我刚刚从本班学习委员的位子上主动再三要求才退了下来。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班级高干主动要求退居二线的非常罕见，可见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已种下了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先进思想的火种。当然，这是我表面的理由，深层的原因是我对当官没有兴趣，我实在受不了班委会下课后没完没了的开一些乱七八糟的会，严重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从小就特崇尚个人自由，这是题外话。在下午的会上，团总支的老师正式宣布学生广播站成立，我被指定为广播员之一，另一个广播员自然是个女孩。其他到会的同学为各班的通信员。

我的搭档我就叫她小红吧(化名)。小红在三年级2班，我在6班，教室离的很远，按说我们根本不熟悉。但是我们两个彼此却都有耳闻。小红在我们年级绝对是个非常显眼的女孩。她是学生团总支的宣传部长，她们班的副班长。她学习非常好，特别是笔头子非常厉害，经常在年级以及全校的大会上代表学生发言。小红虽然可能不能算是大美女，但长的很招人喜欢。记得她那时的模样是瘦瘦的，细长的眼睛，梳着两个齐肩的小辫，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女孩。为了显示我作为小红的搭档并不是特别的高攀，我在这里不得不有生以来第一次适度的自我吹捧一下。当时我虽然在学校远不如小红那样有显赫的地位，我也不是特别的拼命积极要求进步，而且我还会不时的捣一点小乱，但我有一个突出的优势。我是全年级的学习尖子。初二期末考，8门功课，全年级有两个人得了800分，其中一个就是我，另一个是个女生。可是那个女孩体育是4分，而我体育也是5分。小红后来跟我说，她就是因为这些知道我，她应该觉得我也绝对算一个人物。当时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就是在“德”这方面稍微欠缺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两人当时可以说是互相比较仰慕的。我们两个人的责任，不但要负责广播站，还要负责组稿，如果组不到稿，就要自己利用课余时间赶写。要写得快，通顺，中心意思突出，最好还要生动，而且没有老师有时间为稿子把关。

校广播站设在学校中厅旁的一个小房间，也就是4，5平方米大小，在很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屋里只能靠墙成90度角摆下两个小三屉桌和一把椅子。当年笨重的播音设备，一个笨重的录音机，和一个留声机就占满了一个桌子，另一个桌子上胡乱堆着稿件，报纸，和乱七八糟的唱片。在这间屋子里，我们只能一个人坐着，另一个人站着，连转个身都要侧身，那可真算是“亲密接触”了。播音从中午一点开始，一般先转播中央台的新闻，大约是10分钟，然后播出我们组来的稿件或我们两人自己写的稿件，有时也要广播一些学校的通知，最后是放音乐。广播大约在1点45到1点50分时结束。记得当时每天小红播出的多一些，我播出的少一些，因为人家女孩的嗓音脆生生的非常好听。在这点上，为了全校同学的耳福，我主动把小红更多的推上前台，觉悟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高的。每天广播的将近50分钟时间很紧张，过得很快，我们几乎连互相说句话的时间也没有。经过一开始的一阵手忙脚乱以后，后来就感觉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两人都没有想到，真正要劲的不是播音，而是组稿。

每星期四或星期五下午放学后，在校团总支的一间屋子，我们两个人要仔细读和挑选从通信员那里收上来的稿子，商量决定用那些，怎么组合，然后排出下一周每天播出的内容。每天一张纸，一条一条写下来，连每个条目大约多长时间，由谁播都写下来。这些事情经常要最少花上两个钟头，弄不完，周六下午还加过班。这是因为，刚开始没经验，记得有两次我们在播音的间隙小声商量下面谁播，念哪篇，但忘了暂时关闭麦克风，结果两人的“悄悄话”通过喇叭传遍校园，变成后来很长时间内坏小子们善意的甚至恶意的玩笑话题。当发现交上来的稿子不够时，我们只能自己写上凑数，记忆里几乎每周我们两都要写两三篇甚至更多，内容主要是表扬好人好事，歌颂学校的新风尚新气象，有时也写一点小评论性质的短文。这个任务我承担的多一些，一方面是我写的确实比小红还快，另一方面，我从小就懂得怜香惜玉是人类的美德。

当年，男女同学基本是不说话的。我和小红虽然不在一个班，但由于这层工作关系，她绝对是中学中跟我说话最多的一个女孩，我想我对于她也是如此。那时我们谈的几乎全和广播站这个事情有关，印象中聊天很少，当然后来互相熟悉了，不能说绝对没有。如果每周商量稿件的两人碰头会进展比较顺利，也顺嘴聊上一会儿，话题基本不离学校里那些事情。记得开完会回家，一般是一块儿锁上房间的门离开学校，只要一出学校门，虽然是一个方向，我们基本不在一块走，一般是她在前，我在后，两人不说话，但是彼此都知道隔的也不太远，就那么保持7，8步，10几步的距离，非常默契，很奇怪的一种心理。好像有限的几次，我和小红在回家的路上一块走，是因为在路上继续着在学校里没说完的有关稿件的话题，不知不觉走出了校门，把“不该或不能在回家的路上一块走(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个碴给忘了，等意识过来已经离家不远了。

初中三年级快毕业时，我和小红的任务由两个即将升入初三的初二同学接替。我们两人的“交往”就永远的结束了。在结束时没说过一句哪怕出于礼貌问候对方的话。我们当时的合作是非常顺利的，互相非常谦让，非常默契，双方确实是处处都为对方着想，从没发生过哪怕是一丁点的不愉快。我们的交往也没有涉及任何私人的东西，想想那真叫革命的战斗友谊。

依我当年的小孩子气，这么牵扯精力，花时间，影响个人自由的事情，断然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可是广播站这个事情，我却善始善终。是因为有小红吗？在那个年龄，两个人经过艰苦的努力，互相理解和帮助，愉快合作很长时间，不产生好感是不可能的。小红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记得那时候在广播室，时常有一些孩子在门外起哄，比如敲门，发出一些怪调，甚至说我们俩人一些比较过分的话。这些孩子主要是跟小红起腻，当然也有我的伙伴拿我开涮。这种时候，我一般尽量装的若无其事，小红有时就会脸红，有时她还会自己偷偷笑一下。

我们没有在一个高中上学。好像是大一的时候，一次周末回家，我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竟然碰上小红。我们高高兴兴的聊了很长一会儿，得知她也在这个城市的一所学校上大学，我们主要谈了一些我们都认识的其他同学的情况，和自己现在所学专业的情况。但有点奇怪的是，我们好像并没有谈多少对我们共同经营广播站那段日子的回忆。后来听说，小红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再后来听说，小红也出了国，但同学们都说不清她去了哪。

两年多以后，我遇上了另一个小红。这时我已经长大了，我把握住了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