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一岁多的时候，爸爸妈妈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爸爸在产房外听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根本来不及看一下子弟弟，更没想到先去看看产床上的妈妈，就兴冲冲地去放鞭炮（再次BS一下爸爸，呵呵）。不过生儿子的喜悦过去后，爸爸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去教书，留下我们两个孩子在农村摸爬滚打，妈妈则一边辛苦着，一边做着她的进城梦。好在那时已是文革后期，各项政策在慢慢放活。正好爸爸回城后打听到当地有个棉塑厂，在招收会用缝纫机的女工去做临时计件工。与此同时，爸爸分到一间十几平方的单人宿舍，这样，妈妈进城的事情就提到了日程上。可是那时我才两岁，弟弟才几个月，还需要人照顾，如果我们都随妈妈进城，白天爸爸上课，妈妈打工，我和弟弟可怎么处置？当时爸妈内心很希望爷爷奶奶能够伸个援手（在当地农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可爷爷奶奶无论如何不肯帮忙。无奈，妈妈只能把两个孩子都带进了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房里。当时家里所有的家具，都从学校借来：单人床，课桌，课椅。。。。。爸爸再到学校总务处借了点钱，买些锅碗瓢盆，一个寒酸的小家就这样成立了。

妈妈上班前，先在工厂旁边找了个阿婆，白天带着弟弟，一个月八块钱的工钱。我因为年龄大了，就每天跟着妈妈去厂里上班。这样的日子虽然苦，可妈妈觉得有了奔头，因为一家人总算能在一起，而且妈妈多多少少可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可能是穷怕了，改变命运的念头特别强烈，妈妈特别珍惜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她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棉塑厂的各项活计，而且妈妈做的东西质量都很过硬，几乎没有被要求返工过。妈妈做的是计件工，为了多赚钱，她非常拼命，常常忙得连饭都忘了吃，厕所也尽量少上，就为了每天能多做几个钱包。可即便如此，由于工价低廉，收入仍是非常有限，再加上一家人都在城里，开销也大了；爸爸还要赡养爷爷奶奶，所以他们每个月到了月底，经济上都会捉襟见肘。爸爸只好红着脸，去预支几块钱的工资救急，我想这对一个大男人来说，应该是件非常难堪的事情。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有几件事让我记忆深刻：爸爸妈妈都忙的时候，有时会让我看着弟弟。记得有一次白天爸爸出门办事，弟弟正在睡觉，因为弟弟每次睡觉都要睡两三个小时，妈妈就想趁这段时间去水井边洗衣服，我则跟着妈妈去玩水。妈妈洗衣洗到一半的时候，叫我回家看看弟弟可好。我那时玩心重，就跑到不知什么地方玩了一圈，然后回来告诉妈妈：弟弟还在睡呢。于是妈妈就放心洗衣服。等到我和妈妈回家的时候，推开家门，我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弟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滚到地上，反正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小脸旁还有一圈正在燃烧的蚊香。妈妈尖叫一声，赶快抱起弟弟，一看他的脸颊上已经被蚊香烫伤了一块皮。妈妈赶快叫着弟弟的名字，幸好弟弟很快醒来，可能感觉痛了，也咧开嘴哭出声来，妈妈心疼得眼泪滚滚而下，同时厉声责问我：你刚才真的回来看弟弟了？我哭着告诉妈妈：没有！妈妈立刻给了我一巴掌，然后一家三口抱头痛哭。。。。。回想起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怨恨过妈妈，而是特别特别心疼弟弟，特别特别痛恨自己。现在弟弟脸上还留着淡淡的疤痕，仿佛在提醒我我们童年的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是回乡下背大米。妈妈做姑娘的时候，户口在城镇，下乡后户口到了农村。结婚后虽然爸爸已经是城里人，可妈妈和我们两个孩子的户口一直在乡下，我们三人的口粮也都在乡下，这样我们只好每个月回老家背大米。记得有次妈妈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回老家，那时弟弟也就一两岁吧。为了节省车票钱，妈妈找了个相熟的货车司机，那个司机拉货正好要经过爷爷奶奶的村子。记得那天天还黑着，弟弟和我就被妈妈从热热的被窝里抱起来，然后走到司机家里。司机先带着我们去载货，折腾了半天，总算可以开到乡下。妈妈拿上大米，再买上城里的邻居们托买的鸡鸭，已经有了一大堆东西。妈妈把最重的东西都背到自己身上，让我拿些轻的，最后还有一只活鸭实在没办法，只好拴个绳子，让弟弟牵在手上。到了和司机约好的时间，妈妈领着我们走到大路上等车。好不容易车来了，可驾驶座旁已经坐了别人，妈妈只好带着我们坐在货厢里。妈妈本来就爱晕车，再加上劳累，空气不好，上车后没停地吐。我和弟弟害怕极了，我就会不停地哭，弟弟一直问妈妈：妈妈，妈妈，你会死吗？会吗？。。。。。。可能因为这些一起走过的日子，所以我和弟弟的感情非常非常好，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到了76年，文革结束了。那阵子下乡的知青心急如焚，都想快点返城。妈妈因为乡下户口的关系，很被有些城里人瞧不起；更由于孩子的户口随母亲，所以妈妈急切地想把户口迁回城镇，也就是她做姑娘的地方。那时政策松动，包括妈妈在内的很多人，都请相识的医生开个假证明，说身体有这样那样的病。就这样，妈妈顺利把我们三人的户口迁到城镇。只是造化弄人，在妈妈把户口迁好后不久，我们那个地方出了个新政策：户口还在农村的知青，全可以安排工作，当国家工人！要知道，那时的一份固定工作，对父母这一辈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妈妈错过了这个机会，只好继续在棉塑厂当临时工。

等到我和弟弟上了幼儿园，爸爸妈妈总算可以在我们身上少花些心思。不过他们的生活依然寒酸，唯一的起色就是爸爸又多分了一间宿舍，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就不用挤在一张床上。只是装点我们家的，依然是学校里借来的单人床和课桌椅。

在这中间，妈妈遇到了一个对她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妈妈听说爸爸的一个同事张阿姨会用缝纫机绣花，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绝技。张阿姨是印尼华侨，在印尼的时候学过这门技术，后来回中国，和爸爸在同一学校教书，偶尔会帮她的好朋友绣点东西。妈妈当时想学这门技术，只是希望有一天她也可以在我们的衣服上绣朵花，或者绣上个小猫小狗。于是，有一天，妈妈专门买了礼物，去张阿姨家里拜师，张阿姨答应了。张阿姨只是给妈妈讲解了一些要领，妈妈非常有兴趣，以后一有时间就在家苦练。过了几个星期，妈妈把自己绣好的东西拿给张阿姨看，张阿姨根本不相信妈妈能学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好。从那以后，妈妈就开始用她的巧手装点我们的劣质衣服。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改革开放的风吹遍了全国各地，我们这座小城的大街小巷上，不知不觉中涌现出了一个个私人小店。细心的妈妈在街上走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店在卖小孩衣服，但做工粗糙，上面的绣花更是工艺低劣，比她的技术不知差了多远。妈妈模模糊糊地预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就拿着自己平时绣出来的东西，主动去问店主：如果我帮你绣花，你能给我多少工钱？结果店主说出一个高得让妈妈晕眩的数字，妈妈当场从店主那里拿了几件衣服回家，当天晚上就绣好并还了回去，店主也爽气地拿出十块钱的工钱给妈妈。妈妈接到这笔钱的时候，高兴的不行，因为她这几小时赚的钱，可比她平时在厂里辛苦十天半月赚的还多呀！

从此以后，妈妈每天在厂里下班后，都要去小店里接活，晚上回家加夜班把它们做好，第二天下班后再拿去小店。我们家有了妈妈这笔外块，生活明显改善。我和弟弟最幸福的时候，莫过于妈妈每天下班领完工钱，然后在街上给我们买点糖果饼干。要知道，在以前，这些东西都是要逢年过节才会有的呀！

终于有一天，店主对妈妈说：你现在每天只有几小时的时间可以帮我干活，这样你少赚，我也少赚。要不你考虑一下，就从厂里出来算了，以后专门给我打工，我保证你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那一刻，妈妈非常的心动。要是换作以前，她连想都不想，就可以答应。可碰巧那段时间，她所在的棉塑厂正考虑转正一批表现出色的熟练工人，妈妈的名字就在其中。转成正式工人，是妈妈多年的梦想。现在让她走到近在咫尺的地方放弃，实在是个艰难的决定。

记得那段时间每当我和弟弟在享用美味糖饼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一脸严肃地讨论走不走的问题。考虑再三，妈妈咬咬牙说：走！爸爸对此决定表示完全支持。

就这样，妈妈在转正的前夕离开了她工作多年的工厂，再次成为无业人员，她在工厂里的姐妹都替她惋惜。幸好后来的形势证明妈妈走出了正确的一步，因为若干年后，那家棉塑厂不幸倒闭，工人每个月只能领到可怜的一点钱，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