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报调查：中国青少年足球到底养肥多少人(下)
星期五 7月26日 18:20

案例，金力鹤这五年

　　金力鹤，一个性格豪爽的朝鲜族汉子，比沈祥福大两岁，也正是沈祥福当年在国青队的队友。人的命运总是不同的，金力鹤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每次在电话中与沈祥福通话，甚至后来在广州见到了来看九运会的沈祥福，他对老队友说的第一句话总是：“上我那儿看看，看有没有队员能跟着你一起练一练？”

　　前几天接到他从江西南昌打来的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回到老家了，广东的五年飘泊在他身上画了一个圈，唯一的不同也许只是离开家的时候小孩不到3岁，而现在已经8岁了，按他的话说“可以学踢球了”。其实金力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五年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典型人物，如果说青少年足球可以分为私立足球学校、俱乐部后备队与各级足协青训基地这三大块的话，金力鹤在广东两大私立足校五年闯荡的生活，就是一面沉重的镜子。标达：一面旗帜的倒掉

　　1997年，具备相当资历的金力鹤被正在成立的广东标达足球学校聘请为教练，与他同时进来的几位老师，包括一位刚刚大学毕业后来教文化课的年轻人，都欣喜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开始了一次极大的转变，标达盛大的排场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诱惑。事实上，当时标达的成立就是为足球学校树起了一面旗帜，只不过没人知道，这面旗帜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个骗局之上。

　　标达的出现完全来源于一个异想天开的游戏。这所足校的投资老板此前经营的公司已是四面楚歌、债台高筑，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他的一位朋友提议，现在搞足球学校挣钱，不如试一试。于是一群胆大包天的人开始了一次诈骗，他们迅速把足坛名宿苏永舜骗来当校长，这是一着很高明的棋，很快，省体委同意让他们挂牌，一出闹剧就此开场。

　　一年以后，这所学校的人突然发现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老板了，学生食宿和教师工资都没有着落，学校就此陷入停顿，并由此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对当时的惨状各大媒体都有过报道，一名寡妇倾尽自己近20万元的积蓄供儿子学球，事发后母子俩生活都没有保障；一对双职工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却因此血本无归；省体委被此事牵连进去，所有学生家长到省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高额的学费与储备金都被老板拿去填了债务的窟窿，在资金无法周转的情况下老板终于卷款而逃。

　　但金力鹤和他三个班的学生并没有就此离开学校，事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后，记者仍然在标达学校的训练场上见到了他们，那天中午金力鹤与那位年轻的语文老师和我们一起在学校旁的小店里吃了一顿饭，早就戒了酒的金力鹤忍不住喝了几瓶啤酒，然后红着眼对我们说，自己就是舍不得这帮学生，希望带着他们重新找条出路。俊慧：诈骗罪的结局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1999年下半年，金力鹤找到了南海一家叫俊慧的私立学校，据说标达出事后俊慧的老板就很想把球队收购下来，双方果然一拍即合。不过老板表态说搞足球学校没意思，要搞就搞足球俱乐部，被标达事件所累的省体委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很快给俊慧批了足球俱乐部的牌子。

　　孩子们入住俊慧后，记者又在金力鹤的邀请下去看过一次，他特意带我们参观了训练场地和宿舍，宿舍里干净整洁，显得井井有条，老金一脸欣慰的表情。参观结束后记者又与小球员们一起踢了场球，然后老板请我们一起吃饭。俊慧的老板叫陈俊彪，一副财雄势大的派头，席间陈俊彪向我们描述了俊慧的远景规划，一定要办成一个成功的国际化私立学校的“连锁店”，他在新西兰等国家已经有自己的贵族学校，足球只是他的兴趣云云。这顿饭陈俊彪几乎没有时间吃什么东西，不间断地接了至少几十个电话，一旁他的助手告诉我们，陈老板是赌球的大庄家，这时候接的全部是投注电话，席间还有几名队员就坐，这件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隐隐的担忧，这样的环境难道不会影响小小年纪的球员吗？

　　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接到了金力鹤的电话，情绪相当低落，说是自己又换了地方。一问原因才知道，残酷的现实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俊慧学校收费相当高，一名学生往往要交30万元一年，可陈俊彪却拿着这笔巨款去搞了一个“牛初乳”的开发项目，当时搞得声势浩大，可产品开发很快陷入绝境，无辜的学生们再次随着学校的倒闭而失去了容身之处。而陈俊彪本人，则因诈骗罪至今被关押在南海监狱里。

　　后来，金力鹤和他的部分学生又去了广东省足协设在郊区竹料的一个培训基地，带1985、1986年龄组，据说里面公费的学生一年收4000多元，而他这批学生却要收2.1万元一年。几个月后，上海市足协与南昌合办了一个足校，金力鹤终于又回到了家乡。几天前，金力鹤再一次打来电话，还是那句老话：有时间来看看孩子们。

　　孩子，剩下的只有口号
　　
　　一名在甲 B执教的教练下课后，去他所在的足协报到，被分往市足协的一个足校当教练，从足协办公室走出来时，市足协副主席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要有思想准备哟，刚刚享受完资本主义的待遇，现在又要重新拿社会主义的工资。”

　　足协副主席的话刻薄了一些，但总算是了解一些具体情况。职业队与青少年足球在待遇上的巨大反差的确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虽然这里面不存在“教授卖茶叶蛋”的倒挂现象，而且绝大多数青少年队教练也能够意识到这种差距的合理性，但这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平衡却长期影响了青少年培养工作的积极性。一年前，我们应一位朋友之邀去他所在的一所足校踢球，一块坑洼不平的场地被分为两半，一半用来对外租场，另一半则用来给足校训练。下午4时30分，小队员陆续到齐，他们的教练懒洋洋地喊了集合，然后点名报数，然后把五个球扔给队员们，教练便一头坐到场边看台上抽烟去了。我们很好奇地上前问这位教练训练有什么安排，可教练的直率让人吃惊，“把球发给他们自己去练喽，每个月1000多块，还想要我练什么？”他把自己很形象地比喻成在游泳池边站着的教练，“总不可能每个来游泳的人我都去教，重要的是保证游泳的人的安全”。

　　事实上，他完全可以成为足校教练中的一个典范，在职业足球远远超出其他行业的同时，它的基层教育却仍然保持着中学体育教师的工资水平，足球无节制的暴富不仅让投资者难以为继，同样也严重中伤了基层建设的积极性。但是反过来，就像私立足校一样，基层足球又成为一线队填窟窿的牺牲品。在职业队中浸淫多年的联赛创办者之一李传琪早就看出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所以他说，“所有人都一心扑在职业队建设上，留给整个体系的是一种足以崩溃的恶性循环”。广州松日俱乐部的三线队教练曾经与俱乐部总经理大吵过一架，原因是总经理把本来要发给三队的四套服装无故扣下了两套，而总经理还振振有辞地辩解，另两套服装要作为一队的备用服，也可以留到下个赛季再用。谁都认为小孩子是可以将就的，所以无论交通费、服装费还是伙食费都可以省出一部分来用于一队，但这种残酷的比较却使孩子们一开始就生活在一种“后娘养”的氛围中，除了一大堆口号，他们其实一贫如洗。

　　去年华东区 U—13比赛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参赛的10支球队中，竟然有4支队没有配备随队的队医。在进一步的询问中，原因不尽相同，但概括而言都可以归结于节省一个人工，“小孩子受点伤恢复得快”、“让教练看一看就可以了”、“真受了伤可以找别队的队医看看”，想法的确是五花八门，但唯独没有人想到，正在骨骼成长期的孩子其实更需要正确的治疗。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事实是，不少因陈年老伤还不得不到国外治伤的一线队队员，往往到了国外才知道，身上的伤就是在青年队甚至少年队时遗留下来的。试问，有多少人的足球生涯是被这省下来的一个人工给耽误的？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塔瓦雷斯当初在太阳神队执教时，希望后备队给一队推荐一名后卫，但这件事说了很久后都没有下文。后来俱乐部过问此事，私下里询问青年队教练，谁知教练却直言不讳地反问：“我们也要成绩，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培养的球员要送到一队去？”很多人会不理解这句话，踢球不是都冲着进一队去的吗？但教练的话并不奇怪，各级梯队比赛都要用成绩说话，而送一名球员上去按现行规定只能得到几百元最多不超过1000元的奖金，谁都会算这笔账。

　　抛开某些青少年队教练的狭隘心理不论，在各级梯队中常设的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输送奖”，算不算得上对人才培养的一个莫大讽刺？

文章来源：足球报 （编辑 AL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