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已经承认，赛程大有学问，大有文章可作。今天回头再看，最后没有冲出去的主要责任就并不在赛场上。那是一份其他人得利唯独中国队吃亏的赛程，霍英东还算懂行的，拿到比赛时间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弊！”。当时苏永舜是有过向领导反映，据理力争，希望在比赛开始前得到修正补偿的念头，可中国与沙特尚未建交，上头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赛程会议是在马来西亚开的，其他三强都出席了，唯独中国没人参与，只匆匆派了个大使馆的代表拿回赛程表就算完成任务。最后副领队杨秀武甩了一句话给苏永舜，“有本事自己打好了再说吧”。

苏永舜的个性与他的经历，使他养成了一种尽量不得罪人，从不越级向领导反映情况提出要求的习惯。因此他自然也就不会直接去找训练局，或者球类司乃至国家体委。何况当时领导对出线也不抱什么希望，根本不看好国家队，当然也不会在乎什么赛程。

对于那拨球员来说，容志行迟尚斌等人，均是国家队多年老将，见识过各种场面。但毕竟中国79年才重返国际足联与奥运会，在此之前所参加的亚洲杯，亚运会和各类友谊赛，从级别水平，份量上与世界杯完全不能相比。这一点，是只有打过以后才感受得到的。其中，中国队第一次碰到的，就是主客场的概念。

什么叫主场？就是漫天飞舞的旗帜，疯狂沸腾的人山人海，天崩地裂的怒吼，几乎要将整个体育场掀翻的气浪！９８世界杯决赛前，法国队队长德尚对全国呼吁，请你们脱掉鞋子和西装，去为我们加油。但在当时的中国，即使搞了多年联赛，也从未有主客场的概念，意识不到主客场条件对于球队水平发挥制约之大。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环境下长大的球员，又如何懂得去利用主场因素？别说是球员，就连观众打小就接受了为客队热烈鼓掌的观念，何况当时的政治环境刚刚解冻不久，人们心目中阴影不去，根本无法形成那种主场的热烈气氛。去年英国442杂志曾有一篇文章，回忆78年西布朗米奇队访华情形(他们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支访华的西方足球队)，说他们在与中国队比赛时，八万人的工体，静得连根针掉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如果说苏永舜有什么失误的话，就是第一场迎战新西兰时，过份求稳，没有充份利用主场条件去创造一个主动进攻的搏杀格局。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81年，无疑是种苛求。就连观众都被禁止大声嚷嚷，球员又如何能不拘谨压抑？对新三场球，中国队最有胜机的就是第一场。直到比赛结束，新西兰队球员仿佛欢庆胜利似的相互拥抱喜不自禁，中国队才意识到主场平局实际上就是吃了败仗。

用今天的话说，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游戏，中国队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游戏的菜鸟。只知道玩好了就可以出线，可怎么玩好，赛程裁判主客场之中的学问就俩眼一摸黑了。沙新那个5：0固然受到诅咒，玩了多年游戏以后的中国足球也该知道，沙特这么做是一种类似“我尽人事，各听天命”的默契，它要再多送一个中国队连附加赛都没得打。新西兰也很清楚这一点，才没有在5：0以后下半场“乘胜追击”。事实上这样的大赠送国际足坛早已屡见不鲜，近乎一种不成文的“行规”，当一支球队的表现有可能影响到其他两家时，它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两不得罪，毕竟山不转水转，将来也许还会碰上，谁都有需要别人“拉兄弟一把”的时候。但如果两队之中一定要得罪一个，倒霉的一定是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那一家。仅举一例，84欧洲锦标赛预选赛，荷兰队早早打完全部赛事，净胜球12个，同组只有西班牙队能够威胁它的出线位置，虽然西班牙还剩对马耳他一场比赛，但即使战胜马耳他与荷兰同分，净胜球还是差11个。然而，西班牙队恰恰以12：1大胜马耳他，挤掉了荷兰出线。甚至看看02世界杯各洲预选赛成绩，仍然会发现微妙之处。

绝缘西班牙，可谓苏永舜一生中的第三次打击，此后少不得各种谩骂指责，再加上多年对家庭的亏欠，苏永舜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中国。虽说情非所愿，却是万般无奈失落。

但是苏永舜的儒生性格，使其依然放不下足球。92年国奥队兵败大马，中国足协开始寻求外籍教练时，苏曾经上书伍绍祖，希望出山再度获得机会。96年他终于接受张桐坡之邀，执教辽宁队。但去国多年，他才发现，这时的中国对于他是那样的陌生，他与中国的环境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怎么也想不到，辽宁队员会在半夜为了能出去泡吧喝酒，躲开领队从二三楼宿舍窗口顺着水管往下爬。他除了一句，“小心摔着”，还能怎样？90年代的中国球员，已与他那时候单纯粗豪的足球佬大不相同了。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唯有希望他的离开，把厄运从中国足球带走。可是，真的带得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