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小年了，特殊的日子。。。。）

父亲有一台老老的老照相机，是他从苏联带回的，还穿着皮大衣呢，半个多世纪了，在相机届该是古董了吧？

小时候一年一次全家春游的前一天，父亲就把这宝贝从大衣柜里抱出来，边擦边又重复一遍它的历史。父亲说，当年一模一样的相机他有两台，另一台卖掉给三爷娶媳妇了。

用照相机娶回来的三奶奶跟她的寡嫂也就是我奶奶不和，我记忆里有不少她们吵架的情形，每次受欺负的自然是我们孤儿寡母。

三爷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只大我两岁，按辈份我得叫他小叔。小叔到了上学年纪，我也6岁了。奶奶不甘落后：上，我们也上学，谁上不过谁啊！她找来两片布缝了个口袋，再用碎布捻了根吊带，里面放一支铅笔一个本，去，背着书包上学去，好好学，学成。。。喏，她朝后院奴奴嘴，学成先生那样的学问给奶奶争口气。

和我家后院紧连着的是另外一个院落，院子不大，从屋根树底蔓生的杂草铺满一院，只留下一条湿润的走道，大有郊野古刹只凄凉，但那高高的青砖院墙和房前铺的横竖有致，踩的结结实实的砖地，又分明可以溯见当年的热闹和阔气。

院主人是个老头，是奶奶眼里最有学问的人，他曾经是私塾先生，也曾长袍马褂，油头眼镜潇洒一时，附近上了年纪有脸的人物都是从他那里启蒙的。解放后，教村里识字班，后来家道不济，中年丧妻，膝下无子，渐渐地又疾病缠身，便告退回家，又队里供给简单的衣食。

与那些泼辣干练、谨慎门户的妇女不同路，与那些勤劳质朴、能张能驰的男人不同伍，他，实实在在有他自己的世界。人们见到的他，不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环视着草木房屋，就是在大队门口的古槐下，弓背垂手地呆坐，那清瘦模样，正是积郁很深而去孤独寂寞的老年人的样板。他总是看也不看，就不偏不斜地坐在两根突出地面的粗大树根之间，那里，已经被他常年久坐而磨得发亮了。

有一次，我们几个叽叽喳喳的孩子用一张糖纸包了土块扔到他前面，然后躲在附近等着乐。

他拣起来，打开，看了看，又重新包好，然后两手摊开，仔细欣赏起那块糖，时不时嘴角还露出笑意。

又有一次，也是在老槐树下，我们几个慢慢朝他凑近。他看到我们，伸出手，手里是一个苹果。他的手势是要把苹果送给我们，可是大家看着他突兀的颧骨凹塌的脸颊，还有那双青筋突暴的手，谁也不赶过去接苹果。

有时候奶奶打发我送点儿吃食给他，当我推开小门，那“吱扭儿”的声音便会把惊醒。于是，长长方方的门框上，便立刻会嵌上一个细条的“人”，依然是他那瘦骨清像。他接了东西，看一看我，松散的眼皮下那双眼睛浑浊着，没有欢喜没有感激，也没有丝毫让我进去的意思。

农家的日子，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猪叫要吃，鸡叫下蛋，狗叫来人，谁又有多少时间平心静气地听一听外面的动静呢？就在这样忙乱而热闹的日子里，先生四肢平展地仰躺在炕上，悄悄地死在青枝密叶掩映的砖房里了。大队派几个小伙子去埋葬他，一口棺木，一个花圈。

很快，父亲来接我去城里上学，奶奶在我的小书包里塞满了甜甜的玉米秆，一截截，切削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玉米甜秆成了我的饭后点心，我常常独自坐在自家门外的楼梯上，一边嚼，一边想奶奶，想一个人的孤寂，蜜汁从嘴角溢出，滴在手上，滴在。。。。停，停！煽情的话我攒着上艺术人生的时候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