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晓波自白—断断续续 ZT ——这是第一段 |
| 送交者: GangQin 2003年11月28日22:09:18 于 [竞技沙龙]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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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杂志一直让我写写我自己，要“从小到大”“滴水不漏”地把自己亮出来，就像前一阵子特兴的名人写的传记一样。我不敢自诩为名人，我不过就是有几年篮球打得还像那么回事，如今在篮球这个圈子里还有几个人认得我罢了。至于“滴水不漏”，对我来说可有点“苛刻”。一是我现在一天到晚瞎忙，好像没有时间把自己整理清楚；二是我的记性实在很不牢靠，即使使劲想也想不到“滴水不漏”的程度，我只能想到什么写什么，所以我把我的这个东西叫做《断断续续》…… 童年 我童年的环境很单纯，单纯得没有一点杂质。在这种单纯的环境里，我的童年生活十分宁静，宁静得几乎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但是这段日子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的父母相亲相爱，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懂得了善待别人，但是不懂什么是“提防”。 我很羡慕我的母亲，听说当年我父亲追我母亲追得很辛苦。那时候，我母亲是西南军区战斗队（相当于现在的四川省篮球队）的主力前锋，我父亲在全国公安军篮球队。一次，西南军区战斗队到北京打比赛，我父亲第一眼见到我母亲就放不下了。我母亲回到四川以后，我父亲的信天天追着她，当时四川女队的人都知道我母亲被首都的一个小公安“缠”上了。我母亲经常听到队友满楼道喊“杨玉华，你的信，又超重了，交钱去吧！”可是我父亲就是这么煞费苦心，我母亲都没被他完全“迷惑”住，还总是犹犹豫豫的，顾虑重重。后来，我父亲一看光鸿雁传书还欠火候，当机立断，人就追到成都了。我母亲这才被感动了。 我的性格里似乎继承母亲的更多一些，做事很认真，从小就特爱收拾屋子，整理东西，做什么都不紧不慢的。在我打球打出点儿名堂之后，父亲还经常和我开玩笑：“晓波，看你拖个地都慢腾腾的，怎么能抢到篮板球？”父亲的幽默没有遗传给我，常常让我觉得很遗憾。所以我总觉得作为他们的女儿，我不能算是优秀。可是做父母的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好，我打球的时候，他们每场必看，能到现场，决不会守着电视机。往往是看完一场球，两口子之间便发生一场有趣的争论，争论的话题是：晓波打球到底像谁？母亲说“这孩子打球像我，会用脑子，连动作都和我一样”；父亲说“你脑子哪有我脑子好使，这点儿可是随了我”。 1994年，父亲病了，他得的是可怕的不治之症。眼看着父亲被病魔一点一点地侵蚀得从消瘦到脱了形，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那时候我在台湾的一个俱乐部里讨生活，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我赶回了北京。没有人敢告诉我父亲他的真实情况，但是我相信聪明的父亲从亲人的闪烁其词中已经猜到了真相，或许是不愿意和家人残酷地探讨可怕的未来，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任人摆布地经受着各种治疗的折磨。我站在父亲的病榻边，看着那么乐观的父亲被病痛折磨得只剩一丝气力，那种煎熬真是痛彻心肺。我想告诉父亲真实的情况，我不忍心看着母亲心力交瘁地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不忍心让父亲带着猜疑过有限的时间，我相信父亲是坚强的，他会一如从前乐观、坦然地面对一切；我相信惟有无所畏惧，奇迹才会出现，死神也是惧怕强者的。但是最终我还是没有吐露半个字，而是不断地说着“放心吧，您的病快好了”之类的宽心话。我离开病房的时候，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好好干。”曾经那么温暖有力的一双手，现在是多么地软弱无力啊！一种不祥的预感撕扯着我的心：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了。当天，我飞回台湾参加俱乐部的比赛，一个月之后的一个凌晨，我接到妹妹的电话：父亲去世了。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没能随侍左右，这个遗憾长久地缠绕着我，我永远都会记得父亲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好干！”。 事业 我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是一帆风顺，一半是一塌糊涂。在事业上，我几乎是万事遂愿。从考幼儿园考小学到以后进北京青年队、北京队和国家队，一切都是顺理成章。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为我的今后作着铺垫，在铺垫辉煌的同时，也在铺垫着失败。 14岁以前，我可没想过打篮球，可能是篮球离我太近了，人有时候对离得太近的东西就不会太在意。我的个子越长越高，14岁的时候，已经长到1．80米。后来妈妈的一个同事说：“晓波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让她打球？”就这样我上了什刹海业余体校。或许是父母的遗传，没费什么劲我就打得像模像样了。不久，全国举行中学生篮球比赛，我被北京市中学生篮球队选中，打主力二中锋。所以，我真正开始接触篮球，应该是14岁。这之前，虽然我一家子都是打球的，但是我的理想似乎并没有和篮球联系起来。后来，我们同学聚会时，他们还说，没看出来你打球还打出名堂来了。 我喜欢看小说，我喜欢看《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飘》等等故事情节特浪漫的名著或者一些名人传记。书中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左右着我，一本书能让我看得哭哭笑笑的。篮球，好像和浪漫不太沾边儿。 但是，一打上篮球，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和它是分不开了。我在球场上的感觉太好了。 “这个地方是我的。”站在球场上，我就会这么想，其他所有的念头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每一次过人、每一次投篮都会让我兴奋不已。没有比球场更适合我的了。我喜欢球入篮圈时唰唰的声音。那圆圆的篮圈就像一个过滤器，过滤着我的每一次进球。 中学生篮球队在鼓楼中学集训时，我们是半天训练半天读书，过的是集体生活。我是篮球队的副队长，管全队的伙食。说是管伙食，其实就管一顿早餐。我们的早餐按规定一人多少钱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反正和现在比很少很少，大概还不到一块钱。大家每天的早餐费都集中由我管理，早餐品种也由我定。管这个我是最在行了，以前我妈妈下放的时候，我还管过一家四口人每天的伙食呢！每天，我早早起来，叫上几个队友，端着锅、提着兜子就出门买早点去了。集训结束的时候，还省下了一些钱，我们全队到莫斯科餐厅大吃了一顿，记得也就花了十几块钱，可是吃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常常觉得自己应该算个理家的好手。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你觉得自己能干，干着干着能干就成了必须干了。没办法，都是命里注定的，我，或许天生就是受累的命。 纠缠 我的《断断续续》已经进入了篮球岁月，关心我的读者大都是因为喜欢篮球才知道有个宋晓波的，所以我很想把我在球场内外的许多感受记录下来。但是，现在我想把我的篮球岁月往后放一放，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很想一吐为快。这件事纠缠了我十几年，现在终于彻底了断。 1985年，我去了澳洲，在国内篮坛消失了将近10年，但是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媒体偶尔会有我的消息，那时候，在许多人的眼里，我充当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第三者。我想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对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什么道德规范极看重。我也很在意舆论，我虽然算不得什么名人，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算有一点影响，我希望我的一言一行都能不让关注我的人们失望。可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我现在要说的应该属于私生活的范畴了。我不太喜欢“私生活”这个词，总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可能是我骨子里传统的东西多一些，以为既是“私生活”，拿出来示众总是显得有些不守规矩。但是，我所以要把我的这段日子翻出来“曝晒”，一是因为我有一个挺自私的想法。当人们渐渐忘记了我当初的角色时，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遭到了第三者的重创。如今，在人们看来，我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甚至没有留下一点点疤痕。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伤口在新生的肌肤下已经化了脓。什么时候碰到它，我的心里都会一阵紧缩。如果不忍心割开看似愈合如初的皮肤，那隐藏着的脓液会不断地扩散。现在我要回头审视一段尴尬的过去，不是为了保存，而是为了删除。 有句话叫做“挫折是笔财富”。我的一段经历可以算得上挫折，只是积累成“财富”却耗去了我10年的青春，这样的积累真是有些得不偿失。10年，对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来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现代人什么都想控制，什么都能控制，惟独时间不受控制。一年365天，一天一天按部就班地走着。当你发现你10年的付出换来的只是欺骗时，你会觉得自己无药可救。因为世上什么药都有卖的，惟独没有“后悔药”。 “显示”过去然后“删除”，我还有一个很无私的想法。不管“挫折”生成的“财富”是不是值得，究竟是笔财富，我不想独享。在这喧嚣与躁动的时代，我希望所有善良的人能像时钟一样正常良好地运转。 我在球场上头脑向来十分清醒，即便是跑错了场地也不会乱了方寸。但是在感情上我真的很弱智。 1984年，我从国家队退役以后，留在中国女篮。不过我的位置完全不同了，从绝对的主力队员到处于辅助地位的教练员。在我打球的时候，最让我头疼的是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作为一个主力队员、球队的队长，我的一举一动可能会关系到一支球队的起落，所以我难免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然而如果你又想打好球，又要分出精力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就会很累很累。在我当运动员的后期，我已经感到身心俱疲。但我又深爱篮球，对国家队更是难以割舍，所以我选择了留在队里当教练员。当时女篮的主教练是杨伯镛。对杨指导我很尊敬，他十分敬业，非常有头脑，而且特别正直，但我们的配合并不尽如人意。我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但或许是树大招风，大多数爱好篮球的人还是把我这个国家队的小教练员看作是球场上的大明星，我想圈内的人也并不是都能适应我的角色转换的。我只是全心投入我的新角色，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一直抱着一种观念：日久见人心，是朋友便不用过多解释。所以即使我遭到误解，也不愿意澄清什么。其实人与人之间最怕不沟通不交流，无论是同事、朋友、家人还是夫妻都是如此。多年以后，我和杨指导谈起当年的一些事情，不免生出许多的感慨。现在，我们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当初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的误会。 杨指导终于离开了国家队。原国家体委任命了新的中国女篮主教练。对于我和这个人之间后来发生的一切我没有丝毫的预感。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上海女篮的主教练，队伍的成绩还说得过去。这个人的名字我不愿意提及，就称他为Z吧。 以我现在对过去的认识回头审视过去，我不否认我和Z之间的一段感情，但是这里有许多历史的原因将我和Z缚在了一起，换句话说，一条绳上的蚂蚱是谁都跑不掉的。 辞职 杨指导走了。在有些人看来，他的走是我造成的。“宋晓波自己想当主教练，哪里容得下别人？”“人家是上头的大红人，通天的！”……种种传闻不胫而走，好像我是个欺师灭祖的怪物。这些议论让我心烦意乱，我真是有口难辩。我很难过，我和杨指导在国家队摸爬滚打了5年，共同经历了许多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我们之间也有过摩擦，但是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使中国女篮扬威世界。这个目标让我们同舟共济，所有的摩擦不过是向目标行进路上的小插曲，所有的不快都会被我们共同的目标化解。我记得当中国女篮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时，我们眼里闪烁着一样的激动，心里涌动着一样的滚烫。当主教练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是我绝不会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踩踏别人的肩膀。 “人言可畏”，这句话曾让多少人心悸。可我更信奉一句大俗话：“身正不怕影斜”。我没有作任何解释，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 但是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当Z接任国家队主教练时，我一心想着，一定要和他配合好。 我们的配合应该说是很默契，在队员们眼里，我更严厉一些。Z很给队员留面子，用他的话说是“以情动人”。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像常见的电视剧套路：男女主人公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共同的事业经常探讨到很晚。探讨之余会谈人生、谈理想、谈各自的爱好。然后招来许多风言风语。一次，Z对我说，某某告诫他：你不要影响宋晓波，她是很有前途的。我一听就急了：这叫什么话？我们做什么了？凭什么你会影响我的前途？什么意思！我的性格里有一种很不可取，或者说很不成熟的东西，挺爱较劲儿的。作为一名运动员，这也许会被当作一种不服输的优良品质，但是作为一个走上社会的成年人，应该算是一种幼稚。运动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和社会脱节的，往往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单纯。特别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运动员。反正我当时很理直气壮，直到那会儿，我对Z没有任何杂念。我自觉心里坦荡荡，便依然故我，甚至把更多的关心给了Z。人家一个人离家在外多不容易。Z比我年长十几岁，对我也是处处表现出关切。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宽厚的长者。我没有想到这个宽厚的长者和我之间会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更没有想到在海誓山盟之后他会指天发誓否认他的背叛。10年后，我们形同陌路，去年年底我去澳洲一是为了打比赛，二是为了我们之间有一个彻 其实，人言并不可畏，但是你不可以无视人言。否则，你会使自己处于孤立无助的状态，如果运气好，你会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会爬上一只漏水的小舢板。当你发现这只舢板快沉下去时，举目一望，你已经无依无靠。我那时只想着“身正不怕影斜”，岂不知我的身子已经在负气中不知不觉地倾斜了。 结果可想而知，风言风语尽其所能迅速刮遍可以刮到的地方。两个处在风口上的人还有什么选择吗？惟有彼此依靠。我们的友谊随着“风”速转换、升温。 在此之前，我一直专心打球，没有过什么真正的恋爱经历。我从未想过我会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爱上一个特殊身份的人———一个有家的人。我再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什么“身正不怕影斜”，我内心无数次地怨恨自己，但是面对Z的海誓山盟，我无力自拔。 在人前我们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还要带队。带队期间，我们的成绩还不错，两次夺得亚洲冠军。在1986年世界女篮锦标赛上，由于换人失误，中国女篮输掉了对捷克队的关键的一场比赛。队伍输球，往往教练员首当其冲。更何况我和Z的传闻已经令国家队“蒙羞”。 我和Z被有关主管领导找去谈话：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有一个离开国家队。Z很快作出决定：他离开，我留下。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感动，因为内疚。我知道Z是很想在主教练的位置上干一番事业的，他的离开使他的这番雄心化为灰烬。 这时候我和Z身在两地，但是距离似乎更近了。我们彼此倾诉着相思之苦，有时候，Z会到北京来看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安顿他的妻子的，直到我们出国以前，他妻子对我们的事情似乎毫无察觉。一方面，我无法坦然面对Z的妻子；另一方面，我又无力承受现在的环境。我在巨大的矛盾中受着煎熬。Z比我显得冷静得多，他说他和妻子的结合是一个错误，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不是他的电话，我也许会在煎熬中慢慢冷静，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走到一起，因为我已经不敢无视“人言”的存在。 “我接到澳大利亚一个学校的邀请，我想去那边留学。”听筒的另一边传来Z的声音。我很吃惊。前不久，我曾接到澳大利亚一家俱乐部的邀请，我和Z提起过这件事，可我从来没听说他要留学的事。Z动员我和他一起到澳洲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将离开包括我父母在内所有关心我的人，我将和Z相依为命；意味着我的一个梦想的完结，离开我深爱的国家队；也意味着我将离开所有异样的目光，离开媒体的穷追不舍，离开父母责备的目光。我动心了。 Z先去了澳大利亚，我递交了一份辞呈，这个我曾经流血流汗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了伤心地。 我默默收拾着行李，看着家里熟悉的一切，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别了，亲爱的父母，你们的女儿让你们失望了。 告别 父母和妹妹到机场送我。一路上我都很沉默。说什么呢？澳洲之行，分明是为了逃避，一个逃跑的人说什么能让他的家人心安理得呢？机场的广播、涌动的人群都像离我很远很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月份，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北京的冬天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刀子一样的风沙，可那一天北京的天空异常地晴朗，此后我在北京就没有见过这么透亮的天气。或许是我那时候心理太阴郁了，所以阳光的刺激才会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要登机了，母亲拉着我，目光充满关切，不仅仅是关切，还有担忧、挂念……那是一种怎样复杂的目光啊！那目光中渗透着千言万语，但是母亲只说了一句话：“照顾好自己！”我从小独立在外，和家人分别是常有的事情，可是我从未见母亲这样忧心忡忡的。我是母亲的骄傲，每当我取得一点成绩，最最开心的就是母亲。记得我每次打完比赛回家，母亲都要拿出她从报刊上剪贴下来的有关我的报道。我不忍面对母亲，我知道，父母对我和Z之间的事情一向是不赞成的。 父亲嘱咐我到了澳大利亚如果不想和Z继续发展，就不要接触太多。那时父亲在国内有一些生意，他让我在国外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学学做生意。我脑子乱得很，不住地点头。妹妹很洒脱，她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当初躲在母亲身后胆子小小的小女孩了，快人快语：“你们就放心吧，我姐没问题。” 我走了，带着家人沉甸甸的祝福。我不愿意让爱我的人看出我是多么的脆弱。飞机的舷梯显得没有尽头，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使劲甩甩头，快逃吧，把所有的烦恼都关在机舱的门外。 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女强人，我不清楚女强人是如何界定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当得起这个称号。人们只是对我的球技尚能认可，便把我算在“女强人”堆里去了。我只是一门心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却没有想到你做的事情会使有些人不开心。他们会千方百计阻止你，最后把你推上一条其实你当初最不想走的一条路。然后会说：“看，我早就说她在这条道儿上！”我今天说这些，并不是想为自己辩解什么，也没有责怪什么人的意思。人一生会遇到许多挫折，聪明人会从中吸取许多教训，我在有些方面极愚笨，多年以后，我才想起警告自己：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功力，明知道前面有薄冰，不要为了证明自己体轻如燕而轻易地踏上去。 头等舱零散地坐着三个人，显得越发冷清。我是真的累了，累得已经没有心情去想明天了。可是自怜自怨又有什么用呢？这种消沉不应该是我宋晓波的。明天不可知，但是昨天的许许多多可以让我摆脱，可以让我振作，可以让我对自己说，你曾经多么坚强。 不要去想明天吧！ 我闭上眼睛，思绪飞到了1984年哈瓦那的一段岁月。5月的哈瓦那，赤道季风环绕，如果你不想被烤焦，就别去享受它灿烂的阳光。然而这种热度与6日即将展开的奥运会入场券争夺战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中国女篮从未踏进过奥运赛场，这种诱惑是不可抗拒的。我们都憋足了劲，这是我大赛前身体状态最好的一次，我那种心气早已盖过了哈瓦那的热浪。 没想到，在前一天与古巴队进行的一场火力侦察战中，我在对方两名队员的夹击下严重受伤。队医单大夫从来处惊不乱，可看到我高高隆起的脚踝顿时变了脸色：“赶快送医院吧！”医院拍的片子结果出来了，虽然我的脚趾一动都牵心扯肺地疼，但我还是抱着极大的希望。没有人告诉我伤势的严重程度，可一看教练员和领队的脸色就知道自己“死”定了。后来我才听说我的脚踝部后唇的骨片下垂，位置发生了明显变化，脚筋严重挫伤，整个右踝比正常时上下肿了11厘米，并且有严重的淤血。古巴医生听说我还要打球，急得又摇头又摆手：“开玩笑！必须先静卧15天！”领队急、教练员急、队友急，我比谁都急。这次参赛的19支队伍要分成4组，每组两个队出线，然后8个队争4张入场券。我们和日本、扎伊尔、保加利亚、捷克分在一组，日本和扎伊尔不在话下，而另外两支欧洲队伍哪支都不软。三强相撞，必去其一。首战捷克，二战保加利亚，两场硬仗我都上不了，我心里直恨自己不小心，关键时刻掉链子。 赛前，古巴的媒体大造声势，搞了一个世界A组最佳阵容，我被作为最佳阵容的五虎将之一重点介绍。我受伤的消息立刻传遍各队，我们急，人家可不急。在他们眼里我的受伤无疑使中国队的实力打了折扣。保加利亚的一位教练员说：“我们和中国队的实力差不多，现在中国队的队长宋晓波受了伤，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就大了。”在他们看来，我不能上场已成定局。但是他们想不到，我们的单大夫有办法：有中医正骨和按摩的方法使骨片复位，然后加压固定。 可那是怎样的治疗啊！我现在想起那段治疗的经历来还像做了场噩梦一样。 当时，单大夫的口气是那样地坚定：“明天8点开始治疗，保证你上场！”晚上，我躺在床上，根本别想入睡，被子稍一碰到脚上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我对单大夫的话将信将疑。我渴望上场，我甚至多少次想象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奥运赛上骄傲地上升。我幻想早晨醒来，又活蹦乱跳了。快睡吧，明天就好了。我带着美好的愿望入睡了。 早晨醒来，我觉得我的腿不在了，我试着动了一下，立刻痛苦地大叫起来，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队友们围了过来，只见我的踝肿扩大增高了，上至15厘米的腿肚，下至足趾尖，全都淤血了。队友们直安慰我。治疗按时进行。单大夫仔细把握出离位的骨片，运用中医正骨的方法，开始推拿。天哪，这不就是用两只手干捏我的裂骨吗？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平时特要强，也挺注意形象的，可那时候什么形象不形象，连死的心都有，我宁可跳楼也不愿意受这份罪。我一定是叫得太邪乎了，杨指导抓起一个大枕头，让我咬紧，伸出双手让我抓住他的胳膊。后来我听说当时我的叫声传到了楼道里，正好一批人从电梯里走出来，还使劲打听出了什么事。 治疗不到一个小时，单大夫已经满头大汗，我更是汗水、泪水拼命地流。“晓波，站起来吧！”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再看看杨指导，我知道我必须站起来。现在想起来，我真佩服当时自己的毅力。我支撑着站了起来，差点儿没疼得背过气去。走几步，停一停，把右腿平放在床上空一空。一个小时后，我出现在操场上，按照单大夫的方案，开始跑步了。那哪叫跑步啊，一颠一颠的，简直是拼命。后来我还和单大夫开玩笑：“这当医生的怎么这么狠？” 但是无论如何，当人们以为我倒下去的时候，我终究是站起来了。“宋晓波跑步了”的消息再次迅速传遍各队。 “明天是美好的”，这句话似乎不那么苍白了。（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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