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说了“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大概意思是凡是有华人读中国字的地方就会有这两位的作品。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只读过金庸，到美国之后才读到高阳，这些年陆陆续续把高阳的作品看过大半部分，感觉上可以发些感慨了。

关于高阳，皇冠出版社的简介是：“高阳（1922----1992），本名许儒鸿，字晏骈，浙江人。出身于钱塘望族。1940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因抗日战争影响未完成学业。战后考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并于1948年随校迁至台湾。1959年卸军职，投身报界，曾任《中华日报》总主笔。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一鸣惊人。此后著述不辍，著作等身，仅长篇历史小说已达七十余部。《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红楼梦断》系列等无不脍炙人口，成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家。

连经出版社的简介是：“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冰。史鱼、高阳是笔名。1922年3月15日生于杭州。许氏为钱塘望族，自清雍正直至清末，共出过三位翰林、四位举人，是书香世家。

高阳于1946年随军来台，曾任中华日报主笔、总主笔，中央日报主笔等。

高阳的写作生涯始于1951年，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于《联合报》，一鸣惊人。《胡雪岩》及《慈禧全传》确立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对《红楼梦》的研究亦成一家之言，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

高阳于1992年6月6日病逝。”

远景出版社的简介是：“高阳，本名许晏骈，浙江杭州人，擅写历史小说，也是著名的【红学】专家，读者遍布全世界华人社会；据外电报道，中国大陆各省目前正大量印行金庸和高阳作品，发行量均在千万册以上，因流传甚广，乃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高阳备受高级知识分子喜爱，誉满海峡两岸，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典型的旧式文人，以其深厚的历史知识，气质独到的笔触，把历史事件转变成丰富的小说世界，交织成脍炙人口的高阳历史小说。

完全不同的故事典型，正代表高阳多变的写作风格。这里面有许多知（常）识非常有趣、新鲜。不但深富娱乐性，更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历史与社会知识，尤其值得阅读与典藏。”

其它的就不再抄了，这些介绍里有的强调许氏是钱塘望族，有的强调“高阳备受高级知识分子喜爱”（这个说法让读者很受用啊，哈哈）。以前杭州的一边是仁和（比如王文韶又称王仁和），一边是钱塘，所以说是钱塘或杭州都可以。许家不仅是书香门第，而且还是官宦世家，有个叫许庚身的曾经是军机大臣，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了。在高阳的慈禧系列里有大段描写许庚身的章节，绝对是当成正面人物的。许庚身的提拔是因为咸丰皇帝的赏识，有的地方把另一个杭州人许善长被恭亲王提拔的故事安在许庚身那里，那就不怎么好听了。

一般介绍都说高阳是因为发表《李哇》而一鸣惊人，其实在这之前高阳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像什么《猛虎与蔷薇》，《霏霏》，《红叶之恋》，《花开花落》。。。。。。，看名字都像是言情的路数，具体讲什么的，我也没看过。曾经翻了翻他的什么《桐花凤》、《淡江红》之类的言情，强烈建议大家不用去看了。

小说《李娃》是高阳根据唐朝的《李娃传》扩写而成的，原作是唐朝时候一位姓白的监察御史写的笔记，描写一个公子哥碰上个妓女，于是深陷其中，于是床头金尽，于是被扫地出门。后来金榜题名，后来重归于好，后来。。。故事流传至今。原作大概只有三千字，可是到了高阳手里，同样的故事加上时代背景的介绍，场面的铺陈，虚构些人物情节。。。。。。添油加醋就成了十万字的小说。如果小说还只是在故事情节人物内心活动之类的地方打转转，那无非就是把现代的言情改成了唐朝的名字，这，不是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首先要给读者一个时代感，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三教九流，衣食住行，等等等等，得交待得像那么回子事儿。搞好了，得让读者的思维方式都回到那个时代。要做到这一点，作者自己首先就得穿越回去，呵呵，这就是高阳的强项了。这些杂七杂八的资料的积累，一方面来自书本，一方面来自家传。高阳爱看书，他家又有的是书，不仅是看好书，也看其它杂书、坏书，书本知识的积累大概都是这样了。而所谓家传，不是身历其中那是无法得到的。高阳的家族非常庞大，各种接触的关系都有，除了姓许的各位名人，许家姑奶奶们外嫁高官和名人的也极多，如国务总理钱能训，直隶总督陈夔龙，礼部尚书廖寿恒，学界名人张元济及俞陛云，俞平伯等人。高阳的外公曾是荣禄的幕府，后外放为知州， 高母黄婉出身于官宦世家，学识丰富，对于历史掌故，名人轶事能如数家珍，没事儿就给高阳讲故事。有这样的基础写出历史小说来，正所谓别开生面，一鸣惊人啦。

说句题外话，当年二月河一下子红起来，被称为是“横空出世”，好像没有过逐步攀升的过程。他的小说成功因素之一也有这种注重构建历史场景的因素。二月河在为高阳的某部作品作序时自称是和高阳“神交已久”，还憧憬过能有一天到台湾去和高阳喝“烧刀子”。以我看来，这个事情是怎么也不可能的。

高阳的小说里常用一个词叫“腹笥很宽”，意思是知识面很广，他自己对此也是颇为自诩的。由此一来，文人的恃才傲物便时有表现，他对留在大陆的文人只夸过陈寅恪，好像对杨绛也说过些好话。至于其他，便没什么客气了。举例说，他瞄上了周汝昌，在《红楼一家言》和《高阳谈曹雪芹》里就列举了许多条周汝昌考据失当的地方，用词之尖刻已经全然没有文艺讨论的意思。还有就是他曾经到国内访问，和大陆文化界有些交流活动，当场盘起道来就能给人下不来台。例如他写了关于大陆的“金缕玉衣”这个叫法很没文化，古人的说法原本是玉匣或玉柙，叫成玉衣，古人上为衣，下为裳，玉衣应该只有半截嘛。字里行间，高阳对大陆的水准是极其低视的，以此推论，二月河当初是想挤进红学这个圈子的，没有成。以他的辈分和资历要和高阳喝“烧刀子”，高阳那边肯定是没这个兴致的。

至于高阳和金庸的关系，似乎没出过什么大事，如果有，盼望哪位朋友能挖一挖。以我的感觉，高阳对金庸的那个“腹笥”也是瞧不上的，他在《清朝的皇帝》里也不怎么就考证出乾隆入了清帮等等，然后说起清帮来巴拉巴拉巴拉，中间插了句金庸如何如何的，算是透露些意思。还有就是在《高阳说诗》里，在详解陈寅恪的一首七律的时候，似乎不经意间又扫到了金庸，对他的“觍颜事敌”颇为不满。不过，到底都是有身份的了，高阳似乎没有公开给金庸上过课。可是，坊间给金庸小说挑毛病的一直有，金庸早年在报上连载的时候有毛病是很正常的，但是到后来几次修改还整不利落。在历史知识这方面金庸不如高阳，这个结论应该没问题。

但，金庸比高阳有钱，而且在两岸三地都吃得开，这个是高阳没法比的。高阳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九十多部书摞起来真的是成人那么高，可他却一直手头不宽裕。按理说他也没什么不良嗜好，也就是吃点喝点。可是老话讲“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真是至理名言。高阳在版税这方面可以说没赚过什么便宜，甚至吃亏。因为他的写作常常是兴之所至，下笔千言万言的；有些时候呢又是为了交差，这种情势下写的东西他自己大概都觉得不好意思，比如《李鸿章》。手头紧的时候，有些好作品就被一次买断，结果是帮人家发了财。反观金庸，那手法当真“俊得紧啊”。

由此又提出个问题，从高阳的小说里，描述人物情节多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的意味，看了那么多老于世故的角色，我们自然会感觉高阳也应该是个长袖善舞的人物了。其实不然。他那个脾气，涉及财物时候还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对人则多是直言不讳，常常为逞口舌之快而与人结怨，因而路是越走越窄了。大概三十年前台湾的《中国时报》副刊有个九老专栏，都是些老帮菜写一些老骨董的东西，其中夏元瑜在评论唐鲁孙的时候提到了高阳，说“鲁孙在官场中浮沉了一世，所以他写文章时顾虑太多。他只说吃说古以自隐，不愿说及时事，以免自找麻烦。正和高阳许兄相反，许先生是专门说古论今的，因之也找来过大麻烦。”就我知道的一次大麻烦是高阳写韩愈的，结果韩家的后人以诽谤罪将高阳告上法庭，法庭还真受理了。写一千多年前的人物都能惹来麻烦，可见高阳的笔下是如果的不留情面，至于其他的打笔仗就数不清廖。他后来可能也学乖了，我在写张大千那部分一开始就说，“高阳先生在张大千去世之后，写了本《梅丘生死摩耶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而金庸的小说里，男的侠肝义胆，女的恨海情天，多少人为之倾倒，多少人称之为“金大侠”。“金大侠”只因为被朔爷批成了“四大俗”之一，然后就磨磨叽叽的，非常丢份儿。老人讲的“文如其人”在这两人身上可是一点都不符合，这是怎么回子事儿呢？

最后再扯一句，从来文人都比较在乎自己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主要是指学术地位方面啦，至于生活作风之类的就算有，也只是算作花絮吧。咱们一提起高阳都知道他是写小说的，可他自己是绝对不愿意以小说家的名号载入史册的，那个东西不入流。中国读书人的正宗道路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写小说属于等而下之（咱们在网上的，可就再下之啦）。他就是写得再多，销量再广，还是难得入了主流社会的法眼。高阳没上完大学，那是赶上珍珠港事变。原来在上海租界里还能偷听敌台，还有苏俄的出版物，等日本人把租界都平了，高阳就辍学了。学历上亏了一块，后来他也没拜过什么名师，这就导致了他在这个圈子里的弱势地位，多少年的劳作大概只有一本《高阳谈诗》得过台湾的什么奖项。相比之下，金庸就太幸福了，居然当上了博导！幸亏高阳没看到这一幕，要是他看到金庸当上一个百年老店的文学院院长，非得把自己那方“野翰林”的闲章改成“野太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