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打球的朋友里有很多台湾同胞，接触时间长了就会互相走动走动。有一次在聚会上，他们隐隐约约含含糊糊试试探探地提起了俺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有那种欲言又止的意态。我说你们也别藏着掖着了，你们打小受的教育不就是“杀猪拔毛”嘛，他们听我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好似放下了一个大包袱，于是大家哈哈一笑。接着，我们就海峡两岸都丑化对方这个共性扯到了另一个共性------把一些历史人物“蒸发”掉。这些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台湾同胞居然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有过一位当当有名的省主席吴国桢，就像我们当年都不了解那个“一马当先”的高主席一样。所以啊，两岸当权者的为人处世一直在不断地印证着------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当年江南被刺杀的案件闹得沸沸扬扬，有说法是他写的《蒋经国传》惹怒了当局，招来杀身之祸；还一个诱因是说他准备写《吴国桢传》，那里边的内容还是跟小蒋过不去。我看了《蒋经国传》的感觉是，江南的写法即便不是有失公允，起码是有失厚道。

吴国桢去世大约十年之后，自由时报出了一本《吴国桢传》，这个传记实际由三个人完成。开始的部分，半文半白，是吴国桢的手稿，然后是吴夫人黄卓群的口述，最后的文字是刘永昌整理。文采嘛谈不上，为大家提供些史料还是可以的。

先抄一段百度百科的简介：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上海市长（1946.2-1949.3）。曾任蒋介石秘书。1949年4月去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因与台湾蒋家父子政见不一，1953年5月“请假赴美”，从事教育与著述，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

我在写孙立人将军的时候提到过，简介终究是简介，不明就里的还是不明就里。如果仔细读一下这本相当于自传的《吴国桢传》，分析一下吴国桢的性格特点，有些对他的正统看法便站不住脚了。这本书的序“不容青史尽成灰------《吴国桢传》出版缘起”有一大段排比句，其中一句是“自由时报出版《吴国桢传》，可以让曾经误解吴国桢操守的人，从本书正确史料，对其重新评价”。我不知道台湾方面“误解吴国桢操守”到了什么程度，以我看完这本书的感觉是，吴国桢的“操守”（或者说“做人”）确实有问题，使读者产生这种感觉可是大大违背了出版者的初衷啊。

吴国桢原来的手稿是他七十八岁时候开始动笔的，自序里讲“尚忆记者，尚能忆得而记之也。。。。”，其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负国之臣，不足以言忠】”。由此显露出的情绪，不知道是豁达呢还是悲哀呢。

而他的夫人黄卓群作的序里有这样一句“国桢从不对我隐瞒，他经历的大小事件，个中内情，我都清楚得很。。。”。这句的本意是要说明她的口述部分的可信度的，可我怎么觉得这里反射出了“夫人参政、议政、干政”的影子呢。

吴国桢号称从小就聪颖过人，他进南开中学的时候是年纪最小的学生，老师同学对他还是很关心爱护的，据说张校长晚上查夜还给小吴盖过被子呢。另外，当时大吴国桢五岁的周恩来主动要和他义结金兰，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拜把子。后来两人都出息了，但，“同窗不同路”，两人从没有过什么很好的合作经历，到是出现过许多针锋相对的场景。五十年代初周恩来到天津吊唁张校长的时候，他还不时感叹“要是小吴在这里就好了”之类的语言。看来这个拜把子的效果不怎么样。

1926年吴国桢学成归国之后，先是在上海的一所大学任教授。说是大学，学生不足100人，教授只有三个：陈石孚，吴国桢，闻一多。教务长是潘光旦，学校号称是孙传芳的后台，挂着国立的招牌。可见，那时候海归的出路还是蛮多的。他这个人大概生性好动，正赶上国民党的北伐正是轰轰烈烈的时候，于是就算是投身革命了。大约在1928年，因为办事得力，一下子被当时控制长江中游的桂系委派为湖北烟酒局长，一个很“肥”的差事。国民党32年在武汉搞了个廉政风暴（关于这部分可参考《蓝衣社碎片》），老蒋借机会把吴国桢塞进了夏斗寅的势力范围，被任命为汉口市长，此时他还不到三十岁，这个提拔的速度已经是相当惊人的。（夏斗寅就是那个马日事变的元凶，用共产党员的鲜血升的官。后来共军得了天下，他跑到香港以算命为生。那可不是在街上摆摊儿的那种算命，而是真的有在大饭店里有办公室的。）

38年底日军攻占武汉，国民政府撤退至四川，吴国桢随即被任命为陪都重庆的市长。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重庆大隧道惨案，半年后才获准辞职。关于这个惨案，以前看到的说法是日军飞机轰炸重庆，炸毁防空洞导致数千人窒息而死。而吴国桢的自述里介绍的是日军飞机轰炸之后，警报解除，市民已经陆续从防空洞出来，而此时日军飞机去而复返（还是第二批次？），刚出来的市民又匆忙回洞躲避，场面极度混乱，造成重大伤亡，当时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700多人。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需要寻找更权威的资料。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当时重庆卫戍司令（防空司令）是刘峙（就是那个徐蚌会战的挂名总指挥），他是求到了戴季陶帮忙求情，才算是过了这个坎儿。戴季陶有这么大面子，那是因为他是蒋纬国的亲爹！当年他和老蒋都是年少轻狂的时候，干了不少荒唐事，其中就有把“纬国”给了老蒋。另外，吴国桢和宋美龄的关系不错，或者叫“夫人派”，惨案发生之后名义上是“革职留任”，基本就是轻轻放过了。有人会说咱们应该把帐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头上，道理没错。可是，国家有专门的建造防空洞的经费，这个经费居然由防空司令部来支配，招标兴建防空洞，而建筑队的包工头是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转了这么一圈，结果谁都没事了。

他辞职获准之后，随即任外交部次长，这个位子有点意思。珍珠港事件之前，宋子文一直在美国为国民政府活动，干些什么争取援助之类的事情，很多都是“底下”的交易。到珍珠港事件之后，为了他的活动方便政府就委派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因为宋子文常年在外，所以在重庆的外交部基本上就是吴国桢说了算。

46年吴国桢任上海市长，到49年4月共军打过来的时候，吴国桢便“因病辞职”，而且立刻照准。看出来了，老蒋对吴国桢够照顾的。更让人嫉妒的是，49年12月刚刚任省主席不到一年的陈诚就给他腾出了台湾省长这个位子。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