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有句话，叫：“以牙还牙”，这种最原始的平等意识，有时候也被当作西方人的一种处世思路。而中国人也有句与之类似的话，即：“以德报怨”。二者虽句式类似，指向的亦是同一片事域，但其涵义却泾渭分明。后者集中体现的是东方哲学所具有的博大包容的内涵。

相对于在十里洋场的笙歌中经年熏陶的上海人来说，北京人却是一直依偎着古老的皇城根儿成长的，所以后者的骨子里更易包涵的也是传统的东方精神，而非舶来的西方思路。久而久之，这种内心的倾向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两地人各自不同的行为性格。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事实也如此，在中国足球这块土地上，本化的北京人比洋化的上海人也更多地歆享了命运的眷顾。当奉行“以牙还牙”的申思被生硬地摒弃在出征世界杯的名单之外时，秉承“以德报怨”的杨晨却光彩照人地幸福走向回归荣耀的颠峰。其间炎凉际遇，不由得让人徒留感慨。

米卢说：“给我十一个杨晨可拿世界冠军。”虽是戏言，却也可见识杨晨在目前中国足球版图中所处的隆重地位，所以此时说他正处在个人事业最成功的时期肯定不为过。然而，当我们穿越喧哗的荣耀复归沉寂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却只能是一个茕茕孑立的孤单背影。此时的杨晨当然是华盖等身，但当初去国时的杨晨却是满载凄凉和冷落。在金志扬手下的他犹如一株阳春三月就开始枯萎的草一样，内心充满了不得志的郁闷。由于不如金指的发眼，青春年少的他当时只能在冰冷的板凳上一天天消耗自己的寂寞韶光。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以后的偶然出国，杨晨最多不过是中国足坛诸多流星中的一颗罢了，即便偶尔发一下光，稍后也肯定会被更多冷落的吐沫所淹没，根本不会有今天这个受万千宠爱的杨晨出现。

如果说那位施拉普纳是中国足球的罪人的话，那他对于杨晨个人命运走向而言却绝对是个恩人，这里且不说他出于何种目的帮助杨晨登陆法兰克福的，这里只看事情的表象，那就是在这位“施大爷”的帮助下，杨晨逃离了中国足球的板凳，走向了法兰克福的未知天空。

在德国留学的日子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各种难以预想的磨难接踵而至，然而和中国情况不同的是：在德国的磨难更多的都是纯粹足球方面的，只要你执着地投入于它，总有克服的可能；但在中国的磨难就不同了，它们很多都距离纯粹足球很遥远，那些傲慢与偏见已经是你一出世就盖棺论定的了，任你如何努力都只能是徒劳无功。在面对种种磨难方面，杨晨的方式显示了其令人钦佩的一面，他始终脚踏实地埋头进取。毕竟“命运总是更喜欢垂青有能力的头脑”，在异乡与磨难抗争过程中，杨晨战胜了自我，从而也完成了自己向成功迈进的基础性的第一步。

不久以后，墙外绽放的花的香气自然而然地飘向了气味枯燥的中国足球的空气里面，杨晨衣锦还乡的时机也越来越成熟了。毫无疑问，假如一直生长在中国足球的苗圃里，杨晨这株花只能或早或晚地等来自己枯萎的命运，是异域的泥土和杨晨自己的自强不息造就了他自己的成熟果实，但这时候中国足球的管理员们仍旧理直气壮地前来采果了，他们理直气壮的唯一理由就是这株果实的根是在中国。无疑，这是一个可以撼动一切的理由。而这时候的杨晨，其性格中“以德报怨”的浓重一面也开始得以展现，他像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一样，完全丢弃了当初的种种嫌怨，顺从的回到中国足球的需要中来，甚至还回到了过去曾一直对他不屑一顾的金指手下。其间竟然没有一句怨言。

如果说带有绵羊一样温顺气质的申思在面对旧帅徐根宝时忽然变成了一只咆哮的狼的话，那么带有狼一般血性的杨晨在面对旧帅金志扬时则一直都收敛成了一头乖巧的绵羊。自始至终都不曾听到他说一句对后者抱怨的话，倒是喜欢夸夸其谈的金指时常忍不住要“此地无银三百两”为自己辩解一番，说什么他早看出杨晨身上的潜质来了，还说什么杨晨在德国终于学会了怎么踢球……等等诸多可耻亦可笑的言论。作家余华曾在他的随笔中谈起过沉默的力量，而杨晨则实实在在地为我们在生活中展现了这种沉默的力量。虽然他一直没说话，但其散发的力量肯定一直都比那个爱说话的金指大。这毫无疑问。

乖巧到几近虚伪的杨晨终于成了中国足球的宠儿，而那个径直表露的申思则可怜地成了中国足球的弃儿，这就是“以牙还牙”方式和“以德报怨”方式在中国足球这块一亩三分地里的成长态势。我这里无意于说谁对谁错，更不可能说哪种方式孰优孰劣。世间万事万物，肯定都有它合理存在的根据。我所做的只是尽量剖析一个事实。

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时，他的哥哥这样对他说：任何结论都会过时，只有事实不会。而我这里的全部动机都基于辛格兄长的这句话，甚至我还愿意为我在这篇文字里不小心流露出的许多结论而道歉，但我却对改变它无能为力，因为我无法不让它披上评论文字的冠冕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