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我出訪日本。這一次，不是採訪，而是以中國業餘圍棋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此行的團長，則是中國圍棋協會副主席王汝南八段。北京亞運會之後，《新民晚報》沒有安排我任何外出採訪的機會。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後遺症”。但是，我很不甘心，不是說好“不影響對我的使用和提撥”嗎？因此，找機會出國，是證明我的最好的機會。

王汝南時任中日友好圍棋會館的館長。我們都叫他王館長。他對業餘圍棋事業，相當的關心。我印象中，他直接促成了全國晚報杯業餘圍棋錦標賽。當年，《北京晚報》的呂會民先生，是一個熱心人，我也是一個稱職的支持者。我想出國的想法，王汝南先生很支持。他告訴我，你找一個贊助單位，解決一部分的經費問題，我們就一塊出國。你當副團長。當年，皮草時興，上海雪豹皮草行的李飛康先生，拿出了一筆錢，最終促成了此事。我記得，整個出國的訪問，外事方面的事情，都是由國家體委辦的。我相信。王汝南先生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認識王汝南先生，已有二十餘年。初見面，王汝南說着一口標準的上海話。我還以為他是上海人。接觸久了，才知道他是安徽人。他生於1946年9月。14歲學棋，1982年被授予八段。歷任中國圍棋協會專職副主席、中國棋院副院長、中日友好圍棋會館館長、《中國圍棋年鑑》編委會副主任。獲1964年全國個人賽第五名，1966年、1973年第四名，獲1975年全運會個人賽亞軍。著有《弈壇爭霸三十年》。王汝南身材瘦小，但雙目有神。做事思路清晰，從不含糊其辭，其辦事幹練，且受各方好評。他絕對是一個好的領導。

10月11日，我們一行從上海飛抵日本。同行的張建東，既是棋手，也是記者。這一路，我同王汝南有很深的交談。知道他不尋常的人生經歷。王汝南出道很早，他曾經是中國最優秀的棋手之一。但是，因為“文革”，他同陳祖德，華以剛、曹志林、黃德勛、邱鑫等人，被下放到北京的第三通用機械廠當工人。那個時候，聶衛平，還是一個孩子。王汝南告訴我，“三通”的生活，使他明白許多做人的道理。

王汝南，由於身兼中友好圍棋會館的館長，因此結識了不少日本的圍棋愛者。他到日本，許多各界的圍棋愛好者都來找他或下棋、或敘舊。王汝南身體不太好，卻總是熱情相待。給我留下好的印象。做人，就需要以心相待。甫抵日本，應該是大阪。日本業餘圍棋協會的主席，便相邀去喝酒。王汝南基本是不沾酒的，於是，我這個副團長，便盡力而為。在大阪，在京都，在東京，都是如此。有一天晚上，三浦印刷的老闆三浦久司先生請客，王老很自謙，他說，喝酒，我不行，請徐世平代喝了，下棋，他不行，我代下了。那一天，我喝了很多酒，大都是替王老喝的。棋，他則下了很多盤。棋間，我也分別同三浦先生和三菱重工的一位常務理事，下了好幾盤棋。棋是贏了。但王汝南先生說，不該贏的贏了，該贏的卻輸了。實際上是在說我呢。我明白。第一場中日業餘棋手的比賽，中國隊以大比分告負。

九十年代，王汝南曾經為經費困難的中國圍棋協會，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當時，在他的支持下，中國棋院曾經以發行“鷹卡“（擁有一片美國土地）的辦法，為中國棋院籌集到了一塊資金。顯見，王汝南是一個明白人，也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中國圍棋事業的發展，王汝南為此傾注了相當的心血。當時，做這件事是有風險的。也有政策的限制。但是，他做成了。為這“鷹卡”的事，我在上海也替他幫忙不少。我明白，這樣的事，對王汝南本身來說，並無益處。但是，對中國圍棋事業，卻是大有益處。我後來聽說，王汝南為此承擔了許多的責任。看來，他是敢作敢為也敢想的人。我心裡敬佩之至。

2003年6月12日，王汝南接替陳祖德出任中國棋院院長。前任院長陳祖德對王汝南有一番評價。他說：“王汝南同志事業心強，身體也比我好，多年從事專業工作，棋院交給他我很放心。”其實，王汝南只比陳祖德小兩歲。自92年中國棋院成立至今，他一直擔任副院長。王汝南顯然感到了沉重的壓力，他說，我既不是40歲，也不是50歲，還有3年就60了。也沒有多少時間來做貢獻了。我覺得我可以"平穩過渡，勉為其難"！居安思危，不說大話和空話。這一點，他做到了。

王汝南上任伊始，即提出:中國棋院要“法治”而不是“人治”，必須完善各種規章和制度，而不是領導說了算。他說，棋手出身的領導雖然事業心很強，但要嚴格地制定各項規章和制度，卻受到棋手身份和背景的限制。而且經常會受感情的制約，下不了手。因此，他要努力向“管理型”的領導過渡，儘量少考慮個人的喜好和感情，做到科學、合理和公平地進行管理。

王汝南最感人的一句話，是他的內心表白。他說，我上任沒有“三把火”，更希望像“微波爐”，不聲不響把飯煮熟了。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說，中國棋院必須改變管理方式，為棋手創造一個寬鬆的社會環境。王汝南上任之後，明白早已不是一個圍棋選手的身份。他還必須考慮國際象棋、中國象棋、以及橋牌的發展。他必須分身，將心血放到中國棋壇的各個方面。後來，他又兼任了中國象棋協會的主席，也是一種治政的策略。

王汝南今年應該60歲了，也到了退休的年齡。然而，他是一個樂觀，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我相信，他仍會有所作為。並不是他所說的，是一個“過渡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