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看電視連續劇《圍城》，那奇特的片頭給了我很大的震撼。原小說作者錢鍾書和夫人楊絳一幅幅從年輕到老年的照片，小說1947年的初版，而後的再版以及英，法，德等外語的譯本，在憂鬱而低沉的音樂聲中舒緩地展現出來。說震撼，是因為以前看過不少由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一般只是一行字，說明原作者是誰，象這樣突出和尊重原作者的做法從未看到過。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小說《圍城》和作者錢鍾書這個名字。

看完電視劇，至今仍記得當時立即想看這本小說的那種很急切的心情。在路邊小書攤上看到有賣的，不管青紅皂白就買回來一本。那時還沒有盜版書的概念，那一本《圍城》，錯字，漏字，漏句比比皆是，但由於小說中奇妙的比喻，令人捧腹的幽默描寫實在太多了，所以我仍然看得如醉如痴。

看完就跑到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正版的《圍城》。這次讀起來，好比書中寫方鴻漸他們" 從界化隴到邵陽" 的旅行， " 順溜得像緞子" 。盜版那本中遺漏的初版的序也讀到了，“在這本書裡，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部分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對我來說，真是太奇特的觀點了。那時的文藝創作搞得依然是 “在特定環境下的特殊人物 "，象這種 " 基本根性 ”聞所未聞。也許正是基於這個出發點，小說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連作者鍾愛的角色唐曉芙也不例外，沒忘了給她加上高傲任性的壞脾氣。很多人在書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可能就是因為作者抓住了這種 " 基本根性" 。而且全書始終以諷刺的口吻敘述與描寫，的確給了我一種全新的感覺。

電視劇《圍城》的導演黃蜀芹女士曾在題為"向大師致敬"的演講中談到她80年代初第一次讀這本小說的感覺：還有這樣的書？雖然她的父母也是在英國留學，差不多的時候回國，甚至走的路線與書中的人物都是一致的，但那時的文藝都是突出工農兵，象書中這些人物都是需要改造的。所以她提到最初的劇本曾試圖在三閭大學的學生中加上地下黨的活動，後來發現實在是與故事本身太不協調了，無法融於一體才下決心去掉而走忠實於原著的路子。黃女士還提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寫過的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張愛玲有一章，錢鍾書也有一章，而《圍城》這本作者唯一的一部小說正是在上海寫成的，但是她作為生在上海長在上海的人，卻從未聽說過錢鍾書。從1950年至1980年這30年間這個名字在中國大陸的文學史書上是空缺的。

過了些時候，我在書店的架子上發現了一個重印的《圍城》版本，收入了楊絳先生寫的“記錢鍾書與《圍城》” 。翻一翻，看到裡邊赫然寫道，“很多讀者每對一本小說發生興趣，就對作者也發生興趣”，忍不住地笑，好奇心驅使我又買了一本。同樣的小說買三本，聽起來有點傻氣，從八、九歲就開始讀小說的我至今只傻氣過這麼一次。

後來發現《堂吉訶德》的譯者與《幹校六記》的作者原來就是楊絳先生，這些我以前都讀過，可是卻沒記住作者的姓名，更不知道“默存” 是誰。再後來又讀了她的《洗澡》。讀“ 記楊必” 才知道，原來薩克雷的《名利場》的譯者是楊先生的妹妹；看 “ 回憶我的姑母”又得知那位大名鼎鼎的女師大校長楊蔭榆是楊先生的姑母。這一家出了多少名人啊！

2003年我公事回國，適逢楊絳先生的《我們仨》出版發行，趕緊買了一本回來細讀，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優雅可愛的一家三口。同時不禁深深佩服楊先生在92歲高齡還有那麼清醒的頭腦，盛名之下還能對自己持那麼一種冷靜甚至自嘲的態度。

寫她在牛津大學旁聽，羨慕那些穿着學生制服的正式學生：我一個人穿着旗袍去上課，經常和兩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課堂側面的旁聽座上，心上充滿了自卑感。

寫她生女兒錢媛：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

寫解放前夕的心情：我們也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

還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記錢鍾書與《圍城》 ”是楊先生 1985年底寫成的，其中提到錢鍾書先生 “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國牛津留學，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 學位 ”。這個錯誤在《我們仨》這本書中得到了糾正，“ 鍾書已由官方為他安排停當，入埃克塞特 (Exeter)學院，攻讀文學學士(B.Litt.)學位”。

能把這一切聯繫到一起，歸功於電視劇《圍城》。我常想，媒體的力量實在是很大的，如果沒有電視，沒有黃蜀芹的電視劇，也許我永遠不會知道《圍城》這部小說；同時媒體又不是萬能的，因為如果這部劇拍得很差，也許我知道了也不會去找來看。黃女士回憶她與錢先生談拍電視劇的動機:：就是想讓更多的觀眾能知道有這樣一本有趣的小說，也許能起到普及作用。

看過很多遍電視劇，十分佩服選演員的天才導演與這72位演員的天才表演。劇中的主要角色象“被動的主角”(楊絳語)方鴻漸等自不必提，那些“狗頭狗腦”(黃蜀芹語)的配角都十分精彩出色。正象有些人感慨的那樣：看到書中角色想起了劇中的人物，而看到了劇中的情節則回想起了小說中的描寫。

看小說時一瞥見“曹元朗”這三個字，就好像看到長着個“四喜丸子的臉”的上海人藝的院長沙葉新，一本正經地說，“ 詩有意義是詩的不幸”。而老演員李天際演的那位部視學大人一出場，就想起來小說中的那句著名的話，"兄弟在英國的時候 " 。

或許我更應該說的是，如果沒有《圍城》這部小說，中國影視歷史上就少了一部最出色的作品。

非常欣賞錢式幽默，小說《圍城》中那些妙語警句常讓我驚嘆不已。好小說常有精彩的段落，而《圍城》則幾乎段段精彩。人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游於藝"，象錢先生這樣，不僅學貫中西，而且創造性地將東西方的語言信手融為一體，應該算是達到這一境界了吧。十幾年前出國時，我帶的唯一的一本中文小說是《圍城》，從買第一本盜版書到現在，已經讀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因為讀得多了，很多句子已經深深地印在記憶中，變成了我的日常用語。例如，“忠厚老實人的惡毒，像飯里的沙礫或者出骨魚片裡未淨的刺，會給人一種不期待的傷痛”(《圍城》)，曾被我用來諷刺一位平時老實巴交但偶爾發點蔫壞的朋友，這位老兄被氣得當場跳腳。

還有一些存在我的記憶緩衝區中，隨時準備動用。比如用諧音形容一個人：外貌死的路(still)，內心生的門(sentimental)(《我們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