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告別張惠康，我們的心情極其難受。前代優秀國門，因病失去了工作能力，現在連基本的生存都有困難。這是為什麼呢？我忽然想到了與張惠康有同樣境遇，但結局更慘的前優秀舉重選手才力，生前也是非常窘迫，以致不治。

　　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呢？難道他們現在的苦苦掙扎，是曾經為國效力而作出極大犧牲的必然結果嗎？曾經為他們歡呼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努力為他們做些什麼，都應該尋求一
個能夠讓曾經為國家、民族贏得驕傲的每一個人，提供一個溫暖的社會環境和解決後顧之憂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讓更多的後來者更加投入地去為祖國爭取光榮！

　　記者葛愛平上海報道 6月5日，我的心情一直非常難受，因為我探望了張惠康。

　　張惠康住在醫院裡。醫院的全名是：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從這個名稱上，不難知道張惠康生的是什麼病。

　　醫院

　　我是在下午，根據張惠康母親提供的地址來到他住的醫院。醫院位於上海凌零路宛平南路口，這在上海是個非常不錯的地段。醫院環境非常好，假山、草地，大樹，在一片車水馬龍的鬧市區里，這塊綠地顯得尤其靜謐。

　　經請示了醫院宣傳科，門衛終於放我們進去了。門衛向我們解釋道，現在是SARS時期，外人一般是不能進去的。宣傳科的同志還專門熱情地把我們引進了病區。

　　進入緊閉的病區大門，看到進進出出的護士醫生隨手備着鑰匙開門、窗戶上特別狹窄的鐵欄杆，提醒我們這個“中心”與一般醫院不同。

　　門打開了，一群穿着白底藍條病服的病人，都擠在門口向外張望。“張惠康，你朋友來了，怎麼不來迎接？”護士高聲叫道。“剛才聽說你們來，他還特意關照我們快點開門呢”，護士笑着對我們說。“阿康，儂朋友來了，快出來，”幾個病友也快活地幫腔，在這個幾乎閉塞的空間裡，有生人進來，還是讓人開心的。

　　一群人簇擁着一個胖人遠遠地走出來。多年不見，這個人與過去已經大不相同了。但從他走路微微弓的背的形態上，我還是認出，他是張惠康。過去，當張惠康在端線抱着球走到球門線上準備發球時，就是這個步態。

　　張惠康是去年年底第三次住進這家醫院的。據她母親說，本來張惠康過年時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考慮到春天易發病，便想等到三四月份才讓他回家，不料那時開始了“非典”，“想來想去，還是待在醫院保險，於是，就讓他一直住到現在。”

　　據醫生說，張惠康長期從事的守門員工作以及一次撲球時頭部撞在門柱上引起的腦部震盪，與他的病有密切關係，當然，他過於內向的性格，恐怕也是一個因素。

　　張惠康胖了很多，寬了很多，臉上的肉都擠在一起了，但是看到我們，他還是笑了，笑得很開心，很天真。

　　“去吧，好好招待你的朋友”，護士拍拍張惠康的背。扭過臉來，她很讚賞她的這位病人：“張惠康非常老實，非常好弄(指聽話)，真的。”她打開了一間會客室，把我們讓了進去。從滿屋子的煙味和桌上擺放着的許多煙缸上，我分析這可能也是病區的吸煙室。

　　我們的談話從1989年的世界盃預選賽亞洲區決賽開始。當時，我與他都在新加坡，只是角色不同，張惠康守門，我寫報道。在會見他之前，我設想了許多聊天的話題，最後還是決定從他最感興趣，也是印象最深的地方着手，那就是足球，重要的足球比賽。

　　“你還記得在新加坡的比賽嗎？”“怎麼不記得”，可惜我們最後一場輸了……”張惠康回答。

　　“新加坡的5場比賽，你上了幾場？”“上了兩場，一場對阿聯酋，一場對卡塔爾。”張惠康的回答很利落。這一些過去，都深刻地記憶在他的心裡。這是個傷心的話題，張惠康說的這兩場比賽，都輸了，而且都是1比2。尤其是最後一場對卡塔爾，直接導致了中國隊的出局。“這與你關係不大，當時隊伍都亂了，我記得很清楚，兩個球都是對方反擊得手，當球到你面前時，你面前已經沒有後衛了。”我向他解釋，他笑了笑，沒有吱聲。

　　從言談上，尤其是在他談快樂的話題時，你幾乎感覺不出，眼前的這位，是一個精神病人。但是當他陷入無言的沉思時，從他略有些呆滯的目光上，從他略微有些慢的反應上，才能察覺到他的異樣。

　　眼前的張惠康，就是在十年多前，還是一位靈活勇猛，敏捷兇狠的守門員，亞洲最佳門將。私底下，他有時也愛開些玩笑。記得那是在1984年南京舉行的足協盃賽，他從一位廣東記者那時學了一句廣東話，“先生，有毋港紙呀”(先生，有換港幣嗎)，學得活靈活現，逢人就用，就像個愛逗樂子的小師弟。如今，那個活潑的小師弟不見了，那個生龍活虎的門將也不見了，卻變成了眼前這位神情呆滯、沉重、寡言的中年人了。

　　家庭

　　在探望張惠康之前，我還專門去了張惠康的家。

　　張家位於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普陀區曹揚新村。張母說，惠康8個月時，我們就搬到這裡，一住就是42年……

　　張惠康與父母親住在一起，這是一間30平米的兩室一廳房間。走進門是一個小小的過道廳，廳雖小，但還是擺放了一個玻璃櫥，櫥裡面，全是獎盃，獎章和錦旗，不用說，這都是張惠康掙來的。看着我們仔細地觀看這些布置，72歲的張母嘆了口氣說：“看這些有什麼用，都過去了，現在一點用都沒有了。那些獎盃，還是我去要回來的，張惠康風光的時候，上面拿了去作陳列，後來，也沒有人管了，陳列的地方都是灰，我就把它們撿回來，擦掉灰放回家裡。我想，如果我不去拿回來，等我死了，這些也沒有人管了。”老人說着，流了眼淚。

　　家裡極平常，沒有一件通常意義上的奢侈物。天花板上是過去裝潢房間時很流行的石膏吊頂，地上鋪的地板，油漆已經剝落，露出了白白的木頭底色。兩間房間，一間父母住，一間張惠康住。張母指着裡間說，“我們專門把大的一間給張惠康”。這是一間打通了陽台的房間，加起來面積可能不過15平米。一張舊式床，鋪着舊被子，床邊窗台下放着一隻木廂，充作床邊櫃，加上一隻舊衣廚倚牆而立，就是這位前國門的全部世界了。　

　　1993年退役到現在，張惠康日子過得很清苦，現在除了每月到體委領取900多元的退休工資外，再沒有別的收入。而900多元對於他這個病人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張母說，她每月要去醫院付張惠康600多元的住院費，“他連自己都養不活呵”，張母說着，又抹起了眼淚。

　　“我真是個苦命的人。過去我是紡織工人，三班倒上班，錢賺不多，但是為了培養張惠康，讓他好好踢球，有出息，我日裡夜裡顛倒做，想想真苦呵，終於，張惠康有出息了，我臉上也有光，只要小人(指孩子)有出息，我吃再多苦也值得。誰知道，他生了這個病。

　　“那一年他去香港踢球，王后軍(當時上海隊的主教練)讓他別去，但是他想，他在隊裡，小隊員上不來，再說也想去闖一闖，就去了。在香港，他住在球場邊的房子裡，什麼都要自己弄。他從小到大從來不會燒飯，到那裡樣樣都要自己來，怎麼行呢？一直是隨便弄點吃的，把身體也搞壞了。在那裡，人生地不熟，沒有朋友，他越來越孤單，性格也越來越不好。

　　“回來後，我開始還不覺得，只是覺得他的話越來越少，想想也沒有關係。沒想到後來，他飯也不想吃了，一連6天不吃飯不喝水，我急死了。後來大女兒打電話到足協，足協來人把他送到醫院檢查，說是得了憂鬱症，你說這是怎麼得的？！我當時聽了，急得哭了。讓他去醫院，他不肯去，我就每天自己去弄藥，到處討藥方，勸他吃，後來去醫院，也是硬逼着他去的。

　　“十幾年來，我哭天哭地，眼淚都流幹了。為了讓他開心，多講話，我們家裡人都學打麻將，再教他，陪他打，我有四個孩子，但是為了他，我真是操碎了心呵！

　　“張惠康一直在家裡，也不是個事，總得找點事做做呵，東托人西托人，幫他找了個事，但後來還是讓回家來。去年上海開市運會，區里組隊參加比賽，開始讓他去當教練兼隊員，他還挺開心的。但是到後來比賽時，他基本上沒有上場機會，甚至連運動員證都沒有。他心裡不開心，但人太老實，又不會去說，就不去了。他說，我去比賽，討張運動員證還要看人家面孔。我曉得他的心思，只能安慰他，你本來就是去玩的。開始讓他去訓練時講好，一個月七八百元，但是到後來一共只給了他三百元。張惠康是這樣，不開心的事情又不會說，一直憋在心裡”。

　　生計

　　為了解決張惠康的生活問題，市彩票中心照顧他，讓他賣足球彩票。小小的彩票亭設在馬路邊上，生意還可以。但是這個小小的彩票亭子，現在也成了心病。平時順便賣些香煙飲料，卻被人偷了三次，張母不得不每天收工時與去年得過腦梗塞的張父，相互依撐着走上十多分鐘的路把貨品帶回家。為了這個亭子能夠安安穩穩，這位能幹的母親還不得不四處向“有關部門”上下打點打招呼。根據規定，兩個彩票亭子之間最小間隔不得小於300米，但是就在不久前，不到100米的旁邊，又生出了另一個賣彩票的亭子，硬生生把生意都拉走了。張惠康的姐夫去有關部門反映多次，沒有一點作用……　　

　　在張惠康非常困難的時候，有兩個人一直在默默地盡力幫助他。這兩個人，一個是張惠康的教練桑廷良，一個是張惠康同區同代的運動員、前國家女排主攻手李國君。桑廷良幾乎隔一段時間要去看看張惠康，為了張惠康的工作問題，他也幫着跑了許多地方。為了“擺平”那個小小的彩票亭子，李國君也上下走動疏通?這一切，都是為了張惠康能夠自食其力地生活。而現在，這一切還不能做到。想到這裡，張母的眼淚又流了下來。

　　“我現在是撐着身體，為了兒子。如果我不在了，張惠康會怎麼辦呢？兒子女兒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誰來照顧他呢？我現在靠着我和老頭子的退休工資，每天4點半起床弄攤頭(指亭子開門)，晚上11點關門睡覺，老吃力的，但不做又怎麼辦呢？我已經70多歲了，站在十字路口了，不曉得今天出去明朝還能出去不，但是為了我這個兒子，沒有辦法，我有口氣就要幫他。張惠康小時候很乖，很聽話，很爭氣，啥人曉得現在得了這個病，我曉得，這是命，我命苦呵……”

　　西去的陽光，灑在張惠康的笑臉上。他在回憶當時國家隊的征程，為了拍照方便一些，護士給他換了一件運動衫。在換上球衣的張惠康身上，在他陶醉在過去的回憶的燦爛笑臉中，我看到了十年、二十年前的張惠康。

　　我向他告別，祝他開心，他低着頭，像個孩子，握着我的手，翕動着嘴唇低聲表示感謝。而後在護士的陪同下，轉向走向病房，慢慢地，寬大的背影消失在病區里，隨後，“格”地一聲，病區的門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