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地处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黄河岸边。历史上杨家在当地是个颇有影响的大户, 人丁兴旺, 村庄的西半边皆为杨氏家族座落。相传祖上为杨家将的后人, 几经迁徙, 最后在鱼米之乡的黄河岸边落户了数百年, 原村名为梨园村。杨家祖辈大多为农副商家，到了晚清时期，真正达到了荣华富贵的辉煌，代表着山西南部负有盛名的一户 “晋商”，后来因其势力关系和影响，杨家的掌门人杨子青(我的高祖，爷爷的祖父)受到赏识，被进一步封官，涉外山东出任类似于今天主管农业的厅级官职。

杨府家门前有棵百年古槐, 古槐老朽的树心中长出了一棵桐树。这一特色的 “树中树” 在当地成了我家的象征树, 也是杨家幼辈们玩耍的场所。当时有自己的苹果园，梨园，桃园，枣园和石榴园，遇有红白喜事，必有众多亲戚和村民前来做客，每每摆出大片筵席。到了20年代到30年代，兵荒马乱, 土匪横行, 社会治安完全陷入瘫痪。杨家树大招风，大概早已被人盯上。高祖谢世后, 整个家族陷入一片悲痛之中，我的曾祖父杨舒白又相对文儒，一时仍不适应单挑全家的大梁。因当地有奸细出卖, 杨家便成了来自黄河对岸河南土匪乘虚而入的首要目标。爷爷杨逢蔚8岁那年作为杨家未来掌门人的身份被土匪绑架, 压在河南一处秘密地窖做人质, 土匪开出天价条件无休止地敲诈勒索钱财, 杨家父辈为了赎回我幼小的爷爷几近倾家荡产, 不断变卖土地和房屋。 4年后一天夜里, 土匪突然将爷爷从黄河对面运过来, 扔在河滩上。 多年关压在潮湿的地窖里, 爷爷的关节已经不能走动, 一个被绑架离家时只有8岁的孩童, 神志记忆都已经出了问题, 大概当年一个玩童也压根没有刻意记过家人名字和村名, 但他向发现他的老农描述了家门口那棵 ”树中树”, 爷爷被背着送回了。

爷爷被赎回后，全家又看到了希望，随后多年一方面节衣缩食为了治疗培补他虚弱的身体，家里的长工短工都已陆续走掉，合家只有依靠自己的苦力辛勤劳作，家境不断回转。爷爷花了好几年时间行走才恢复了正常。虽然他的风湿关节疼痛持续了终生，并没有影响他成长为一个大汉，他依然肩负了顶天立地的全家掌门人重任。到四十年代后期，共产党革命胜利了，运城境内全线解放，到处兴起 ”打土豪、分田地“ 的运动，周边的地主官宦家族在这个时期大或经历了灭顶之灾，但提前早已 ”主动“ 失去大多田地并已经平民化的杨家, 被划为中农阶级成分，所以幸免于难, 可谓因祸得福。

少年的磨难和积弱，加上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纷乱的战争，爷爷没有良好的机会读书，但他在村里以智慧和超人的技艺依然赢得了村民的拥戴。他不仅掌握了一整套的务农经验，还是当地有名的石匠，以及豆腐作坊和其他一系列副业的行家，在现在应该够称个全能的”农艺师“。解放后，国家有过许多政策失误，全民都很清贫，爷爷保证全家渡过了重重难关，就在最困难的五六十年代 “大跃进” 和自然灾害时期，处处闹饥荒，杨家一直温饱无忧。在爷爷给全家提供的这个良好的休养生息环境中，我父亲又悄然开始刻苦读书, 奋力崛起, 承载着他父老们的全新厚望。 爷爷基本上是个富有技能的文盲，但那个年代能培养我父亲上了大学，极为难能可贵，全村也不过一两个。

1958年响应国家有效治理黄河的号召, 三门峡兴修黄河水库, 大幅度蓄水, 河位上涨, 梨园村面临全村淹没, 全村被政府迁址到河道以远的黄土高坡上并入兴耀村。这次迁移对杨家数百年的祖宗文化遗产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数百年的累积，杨家有自己的碑林和陵园，因为迁移的时间紧迫，加上人力财力有限，只有近两代的祖辈陵墓随同被迁址到新村的高地，对早先的大片祖坟只能无助地付诸于上涨的河床。搬迁后，因远离原村遗址，周边的盗贼趁机迅速盗走了一批批的豪大墓碑，用以铺做他们的院基和建材。

颇为离奇的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 和 “以阶级斗争为刚” 的声浪最高涨的时期，有些解放前杨家雇佣过的长工，当时都已经成了老者，无疑出于旧情所使，竟然还打听到我家新迁的住址，便找上门来看望我爷爷和当时依然健在的曾祖父，并要给他们磕头。每次我爷爷都留他们吃饭，并吩咐说他们都上年纪了还是多保重自己以后不要再来了，否则也会给家里带来难以预测的麻烦。

家庭的命运可以有旦夕祸福，也可随着整个国家民族大命运的变迁而大起大落。我常不胜感慨，像爷爷和曾祖父这样的贵族阶级，旧时没有劳动过，也不知道如何做农活，只是坐享其成，后来命运变了，时代变了，也不得不学会使用镰刀和锄头，强迫自己做苦力活。到了”文化大革命“ 和人民公社阶段，整个国民经济停滞，劳动报酬只有通过积攒公分的形式才能获得，也还只是仅够维持基本的温饱，家里又重新陷入拮据，获得有任何营养的食物已经成为一种奢望。当时曾祖父已是八十高龄饮食营养极缺，他好想吃到一点肉，但即便有钱也不定能买得到，有一次爷爷终于弄回了肉，曾祖幸福地大吃了一顿，他的身体却已经不适应吃太多肉，就因此病了一场。早年曾经享尽了贵族的锦衣和辉煌，晚年却经历了巨大的生活反差，在潦倒和营养不良中逝去。这就是生活和时代的戏剧性讽刺。所以爷爷尤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任何不良的境遇中顽强地适应，生存和创造。

我的童年时期，父母没有时间照顾我，为了锻炼我，就又把我投放到乡下爷爷身边多年，所以我也相当于接受了爷爷的传统管教和栽培，基本上复制了我父亲的成长经历。我在乡下的几年里，跟着爷爷学到了豆腐制作，种西瓜，果树栽培等技术，做过猪倌，羊倌，牛倌和毛驴倌。同时在我的语文尚属起步阶段，被爷爷做为我父亲家信的翻译。我当然也做过爷爷的小会计，帮他记过账。

懂事后才听到亲人和村民们讲起家族的近代史和爷爷的遭遇，难以置信爷爷小时候还有这样悲壮的故事，但爷爷是个坚强的人，直到他70岁去世一直不亲口讲他的苦难。他卒于脑血管疾患，若当时具备现在的医药水平，他一定可以顶到百岁。

前几年，父亲返回故里，在黄土高坡上为爷爷竖立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上面刻记了他的沧桑人生，俯视着辽阔的黄河河道。杨家祖辈是黄河的儿子，那里是他们的摇篮。坡下昔日的梨园村早已荡然无存，那个祖辈繁衍兴衰几百年的地方，现在是一望无际的河滩和农田。父辈们聚在一起时总是眷恋着一幕幕他们小时在梨园村的旧事。父亲说杨家几百年的家谱一直保存完好，还有历代祖宗的牌位，直到七十年代在国家大搞 “破四旧” 的政治运动中才被毁掉。那时的 “破四旧” 运动如火如荼，周总理在文革期间率先开了平祖坟的头，当地红卫兵积极响应，我家仅有少数祖墓得以迁至新址，也还是遭到摧毁。爷爷当时不免耽心继续保留家谱和祖宗牌位，会涉嫌重新划归为地主阶级，那就又是大祸临头。

在爷爷墓碑的后人名字里，我又被刻在新一代掌门人的位置。从高中算起，我就离开了故土，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后来背井离乡，远道重洋，越飞越远，但我无时不情系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