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籃球》雜誌一直讓我寫寫我自己，要“從小到大”“滴水不漏”地把自己亮出來，就像前一陣子特興的名人寫的傳記一樣。我不敢自詡為名人，我不過就是有幾年籃球打得還像那麼回事，如今在籃球這個圈子裡還有幾個人認得我罷了。至於“滴水不漏”，對我來說可有點“苛刻”。一是我現在一天到晚瞎忙，好像沒有時間把自己整理清楚；二是我的記性實在很不牢靠，即使使勁想也想不到“滴水不漏”的程度，我只能想到什麼寫什麼，所以我把我的這個東西叫做《斷斷續續》……

　　 童年

　　我童年的環境很單純，單純得沒有一點雜質。在這種單純的環境裡，我的童年生活十分寧靜，寧靜得幾乎沒有留下太多的記憶。但是這段日子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我的父母相親相愛，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懂得了善待別人，但是不懂什麼是“提防”。

　　我很羨慕我的母親，聽說當年我父親追我母親追得很辛苦。那時候，我母親是西南軍區戰鬥隊（相當於現在的四川省籃球隊）的主力前鋒，我父親在全國公安軍籃球隊。一次，西南軍區戰鬥隊到北京打比賽，我父親第一眼見到我母親就放不下了。我母親回到四川以後，我父親的信天天追着她，當時四川女隊的人都知道我母親被首都的一個小公安“纏”上了。我母親經常聽到隊友滿樓道喊“楊玉華，你的信，又超重了，交錢去吧！”可是我父親就是這麼煞費苦心，我母親都沒被他完全“迷惑”住，還總是猶猶豫豫的，顧慮重重。後來，我父親一看光鴻雁傳書還欠火候，當機立斷，人就追到成都了。我母親這才被感動了。

　　我的性格里似乎繼承母親的更多一些，做事很認真，從小就特愛收拾屋子，整理東西，做什麼都不緊不慢的。在我打球打出點兒名堂之後，父親還經常和我開玩笑：“曉波，看你拖個地都慢騰騰的，怎麼能搶到籃板球？”父親的幽默沒有遺傳給我，常常讓我覺得很遺憾。所以我總覺得作為他們的女兒，我不能算是優秀。可是做父母的總是覺得自己的孩子好，我打球的時候，他們每場必看，能到現場，決不會守着電視機。往往是看完一場球，兩口子之間便發生一場有趣的爭論，爭論的話題是：曉波打球到底像誰？母親說“這孩子打球像我，會用腦子，連動作都和我一樣”；父親說“你腦子哪有我腦子好使，這點兒可是隨了我”。

　　1994年，父親病了，他得的是可怕的不治之症。眼看着父親被病魔一點一點地侵蝕得從消瘦到脫了形，所有的人都束手無策。那時候我在台灣的一個俱樂部里討生活，聽到父親病重的消息，我趕回了北京。沒有人敢告訴我父親他的真實情況，但是我相信聰明的父親從親人的閃爍其詞中已經猜到了真相，或許是不願意和家人殘酷地探討可怕的未來，他什麼也不問，什麼也不說，任人擺布地經受着各種治療的折磨。我站在父親的病榻邊，看着那麼樂觀的父親被病痛折磨得只剩一絲氣力，那種煎熬真是痛徹心肺。我想告訴父親真實的情況，我不忍心看着母親心力交瘁地編造一個又一個謊言，不忍心讓父親帶着猜疑過有限的時間，我相信父親是堅強的，他會一如從前樂觀、坦然地面對一切；我相信惟有無所畏懼，奇蹟才會出現，死神也是懼怕強者的。但是最終我還是沒有吐露半個字，而是不斷地說着“放心吧，您的病快好了”之類的寬心話。我離開病房的時候，父親拉着我的手，說：“好好干。”曾經那麼溫暖有力的一雙手，現在是多麼地軟弱無力啊！一種不祥的預感撕扯着我的心：這是我和父親的最後一面了。當天，我飛回台灣參加俱樂部的比賽，一個月之後的一個凌晨，我接到妹妹的電話：父親去世了。

　　在父親最後的日子裡，我沒能隨侍左右，這個遺憾長久地纏繞着我，我永遠都會記得父親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好好干！”。

　　 事業

　　我把自己分成兩半，一半是一帆風順，一半是一塌糊塗。在事業上，我幾乎是萬事遂願。從考幼兒園考小學到以後進北京青年隊、北京隊和國家隊，一切都是順理成章。

　　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為我的今後作着鋪墊，在鋪墊輝煌的同時，也在鋪墊着失敗。

　　14歲以前，我可沒想過打籃球，可能是籃球離我太近了，人有時候對離得太近的東西就不會太在意。我的個子越長越高，14歲的時候，已經長到1．80米。後來媽媽的一個同事說：“曉波條件這麼好，為什麼不讓她打球？”就這樣我上了什剎海業餘體校。或許是父母的遺傳，沒費什麼勁我就打得像模像樣了。不久，全國舉行中學生籃球比賽，我被北京市中學生籃球隊選中，打主力二中鋒。所以，我真正開始接觸籃球，應該是14歲。這之前，雖然我一家子都是打球的，但是我的理想似乎並沒有和籃球聯繫起來。後來，我們同學聚會時，他們還說，沒看出來你打球還打出名堂來了。

　　我喜歡看小說，我喜歡看《呼嘯山莊》《傲慢與偏見》《飄》等等故事情節特浪漫的名著或者一些名人傳記。書中主人公的喜怒哀樂左右着我，一本書能讓我看得哭哭笑笑的。籃球，好像和浪漫不太沾邊兒。

　　但是，一打上籃球，我就知道，這輩子我和它是分不開了。我在球場上的感覺太好了。

　　“這個地方是我的。”站在球場上，我就會這麼想，其他所有的念頭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每一次過人、每一次投籃都會讓我興奮不已。沒有比球場更適合我的了。我喜歡球入籃圈時唰唰的聲音。那圓圓的籃圈就像一個過濾器，過濾着我的每一次進球。

　　中學生籃球隊在鼓樓中學集訓時，我們是半天訓練半天讀書，過的是集體生活。我是籃球隊的副隊長，管全隊的伙食。說是管伙食，其實就管一頓早餐。我們的早餐按規定一人多少錢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反正和現在比很少很少，大概還不到一塊錢。大家每天的早餐費都集中由我管理，早餐品種也由我定。管這個我是最在行了，以前我媽媽下放的時候，我還管過一家四口人每天的伙食呢！每天，我早早起來，叫上幾個隊友，端着鍋、提着兜子就出門買早點去了。集訓結束的時候，還省下了一些錢，我們全隊到莫斯科餐廳大吃了一頓，記得也就花了十幾塊錢，可是吃得已經相當不錯了。

　　我常常覺得自己應該算個理家的好手。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你覺得自己能幹，干着干着能幹就成了必須幹了。沒辦法，都是命里註定的，我，或許天生就是受累的命。

　　 糾纏

　　我的《斷斷續續》已經進入了籃球歲月，關心我的讀者大都是因為喜歡籃球才知道有個宋曉波的，所以我很想把我在球場內外的許多感受記錄下來。但是，現在我想把我的籃球歲月往後放一放，因為有一件事情我很想一吐為快。這件事糾纏了我十幾年，現在終於徹底了斷。

　　1985年，我去了澳洲，在國內籃壇消失了將近10年，但是並沒有完全銷聲匿跡。媒體偶爾會有我的消息，那時候，在許多人的眼裡，我充當了一個很不光彩的角色———第三者。我想我骨子裡還是一個很傳統的女人，對人們常掛在嘴邊的什麼道德規範極看重。我也很在意輿論，我雖然算不得什麼名人，但是在一定範圍內還算有一點影響，我希望我的一言一行都能不讓關注我的人們失望。可是，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我現在要說的應該屬於私生活的範疇了。我不太喜歡“私生活”這個詞，總覺得聽起來不是很舒服。可能是我骨子裡傳統的東西多一些，以為既是“私生活”，拿出來示眾總是顯得有些不守規矩。但是，我所以要把我的這段日子翻出來“曝曬”，一是因為我有一個挺自私的想法。當人們漸漸忘記了我當初的角色時，我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時候遭到了第三者的重創。如今，在人們看來，我的傷口已經完全癒合，甚至沒有留下一點點疤痕。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傷口在新生的肌膚下已經化了膿。什麼時候碰到它，我的心裡都會一陣緊縮。如果不忍心割開看似癒合如初的皮膚，那隱藏着的膿液會不斷地擴散。現在我要回頭審視一段尷尬的過去，不是為了保存，而是為了刪除。

　　有句話叫做“挫折是筆財富”。我的一段經歷可以算得上挫折，只是積累成“財富”卻耗去了我10年的青春，這樣的積累真是有些得不償失。10年，對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女人來說，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現代人什麼都想控制，什麼都能控制，惟獨時間不受控制。一年365天，一天一天按部就班地走着。當你發現你10年的付出換來的只是欺騙時，你會覺得自己無藥可救。因為世上什麼藥都有賣的，惟獨沒有“後悔藥”。

　　“顯示”過去然後“刪除”，我還有一個很無私的想法。不管“挫折”生成的“財富”是不是值得，究竟是筆財富，我不想獨享。在這喧囂與躁動的時代，我希望所有善良的人能像時鐘一樣正常良好地運轉。

　　我在球場上頭腦向來十分清醒，即便是跑錯了場地也不會亂了方寸。但是在感情上我真的很弱智。

　　1984年，我從國家隊退役以後，留在中國女籃。不過我的位置完全不同了，從絕對的主力隊員到處於輔助地位的教練員。在我打球的時候，最讓我頭疼的是處理各方面的關係。作為一個主力隊員、球隊的隊長，我的一舉一動可能會關繫到一支球隊的起落，所以我難免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然而如果你又想打好球，又要分出精力平衡各方面的關係，就會很累很累。在我當運動員的後期，我已經感到身心俱疲。但我又深愛籃球，對國家隊更是難以割捨，所以我選擇了留在隊裡當教練員。當時女籃的主教練是楊伯鏞。對楊指導我很尊敬，他十分敬業，非常有頭腦，而且特別正直，但我們的配合併不盡如人意。我不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但或許是樹大招風，大多數愛好籃球的人還是把我這個國家隊的小教練員看作是球場上的大明星，我想圈內的人也並不是都能適應我的角色轉換的。我只是全心投入我的新角色，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一直抱着一種觀念：日久見人心，是朋友便不用過多解釋。所以即使我遭到誤解，也不願意澄清什麼。其實人與人之間最怕不溝通不交流，無論是同事、朋友、家人還是夫妻都是如此。多年以後，我和楊指導談起當年的一些事情，不免生出許多的感慨。現在，我們的關係非常融洽。但是當初我們之間確實存在着許多的誤會。

　　楊指導終於離開了國家隊。原國家體委任命了新的中國女籃主教練。對於我和這個人之間後來發生的一切我沒有絲毫的預感。當時，我只知道他是上海女籃的主教練，隊伍的成績還說得過去。這個人的名字我不願意提及，就稱他為Z吧。

　　以我現在對過去的認識回頭審視過去，我不否認我和Z之間的一段感情，但是這裡有許多歷史的原因將我和Z縛在了一起，換句話說，一條繩上的螞蚱是誰都跑不掉的。

　　 辭職

　　楊指導走了。在有些人看來，他的走是我造成的。“宋曉波自己想當主教練，哪裡容得下別人？”“人家是上頭的大紅人，通天的！”……種種傳聞不脛而走，好像我是個欺師滅祖的怪物。這些議論讓我心煩意亂，我真是有口難辯。我很難過，我和楊指導在國家隊摸爬滾打了5年，共同經歷了許多勝利的喜悅，失敗的痛苦。我們之間也有過摩擦，但是我們有着共同的目標———使中國女籃揚威世界。這個目標讓我們同舟共濟，所有的摩擦不過是向目標行進路上的小插曲，所有的不快都會被我們共同的目標化解。我記得當中國女籃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升起五星紅旗時，我們眼裡閃爍着一樣的激動，心裡涌動着一樣的滾燙。當主教練是我的一個夢想，但是我絕不會為了自己的夢想去踩踏別人的肩膀。

　　“人言可畏”，這句話曾讓多少人心悸。可我更信奉一句大俗話：“身正不怕影斜”。我沒有作任何解釋，我想時間會證明一切。

　　但是這件事給了我一個教訓，當Z接任國家隊主教練時，我一心想着，一定要和他配合好。

　　我們的配合應該說是很默契，在隊員們眼裡，我更嚴厲一些。Z很給隊員留面子，用他的話說是“以情動人”。接下來事情的發展就像常見的電視劇套路：男女主人公一心撲在工作上，為了共同的事業經常探討到很晚。探討之餘會談人生、談理想、談各自的愛好。然後招來許多風言風語。一次，Z對我說，某某告誡他：你不要影響宋曉波，她是很有前途的。我一聽就急了：這叫什麼話？我們做什麼了？憑什麼你會影響我的前途？什麼意思！我的性格里有一種很不可取，或者說很不成熟的東西，挺愛較勁兒的。作為一名運動員，這也許會被當作一種不服輸的優良品質，但是作為一個走上社會的成年人，應該算是一種幼稚。運動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和社會脫節的，往往有着和年齡不相稱的單純。特別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運動員。反正我當時很理直氣壯，直到那會兒，我對Z沒有任何雜念。我自覺心裡坦蕩蕩，便依然故我，甚至把更多的關心給了Z。人家一個人離家在外多不容易。Z比我年長十幾歲，對我也是處處表現出關切。在我看來，他就像一個寬厚的長者。我沒有想到這個寬厚的長者和我之間會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情，更沒有想到在海誓山盟之後他會指天發誓否認他的背叛。10年後，我們形同陌路，去年年底我去澳洲一是為了打比賽，二是為了我們之間有一個徹
底了斷。澳洲的一幕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看着對面埋頭一先一先（澳幣單位，相當於人民幣的角）計算財產的Z，就像看着一個陌生人。我和這個人有關係嗎？我曾經心甘情願為他拋棄一切嗎？我和這個人生活了10年，而我真正認識他卻是這一天。

　　其實，人言並不可畏，但是你不可以無視人言。否則，你會使自己處於孤立無助的狀態，如果運氣好，你會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更多的時候，你會爬上一隻漏水的小舢板。當你發現這隻舢板快沉下去時，舉目一望，你已經無依無靠。我那時只想着“身正不怕影斜”，豈不知我的身子已經在負氣中不知不覺地傾斜了。

　　結果可想而知，風言風語盡其所能迅速刮遍可以刮到的地方。兩個處在風口上的人還有什麼選擇嗎？惟有彼此依靠。我們的友誼隨着“風”速轉換、升溫。

　　在此之前，我一直專心打球，沒有過什麼真正的戀愛經歷。我從未想過我會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下愛上一個特殊身份的人———一個有家的人。我再不能理直氣壯地說什麼“身正不怕影斜”，我內心無數次地怨恨自己，但是面對Z的海誓山盟，我無力自拔。

　　在人前我們還要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還要帶隊。帶隊期間，我們的成績還不錯，兩次奪得亞洲冠軍。在1986年世界女籃錦標賽上，由於換人失誤，中國女籃輸掉了對捷克隊的關鍵的一場比賽。隊伍輸球，往往教練員首當其衝。更何況我和Z的傳聞已經令國家隊“蒙羞”。

　　我和Z被有關主管領導找去談話：我們兩個人當中必須有一個離開國家隊。Z很快作出決定：他離開，我留下。我哭了，哭得很傷心。因為感動，因為內疚。我知道Z是很想在主教練的位置上干一番事業的，他的離開使他的這番雄心化為灰燼。

　　這時候我和Z身在兩地，但是距離似乎更近了。我們彼此傾訴着相思之苦，有時候，Z會到北京來看我，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安頓他的妻子的，直到我們出國以前，他妻子對我們的事情似乎毫無察覺。一方面，我無法坦然面對Z的妻子；另一方面，我又無力承受現在的環境。我在巨大的矛盾中受着煎熬。Z比我顯得冷靜得多，他說他和妻子的結合是一個錯誤，是歷史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不是他的電話，我也許會在煎熬中慢慢冷靜，我們也許永遠都不會走到一起，因為我已經不敢無視“人言”的存在。

　　“我接到澳大利亞一個學校的邀請，我想去那邊留學。”聽筒的另一邊傳來Z的聲音。我很吃驚。前不久，我曾接到澳大利亞一家俱樂部的邀請，我和Z提起過這件事，可我從來沒聽說他要留學的事。Z動員我和他一起到澳洲去。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將離開包括我父母在內所有關心我的人，我將和Z相依為命；意味着我的一個夢想的完結，離開我深愛的國家隊；也意味着我將離開所有異樣的目光，離開媒體的窮追不捨，離開父母責備的目光。我動心了。

�牐燴先去了澳大利亞，我遞交了一份辭呈，這個我曾經流血流汗的地方如今已經成了傷心地。

　　我默默收拾着行李，看着家裡熟悉的一切，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別了，親愛的父母，你們的女兒讓你們失望了。

　　 告別

　　父母和妹妹到機場送我。一路上我都很沉默。說什麼呢？澳洲之行，分明是為了逃避，一個逃跑的人說什麼能讓他的家人心安理得呢？機場的廣播、涌動的人群都像離我很遠很遠。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月份，正是北京最冷的時候。北京的冬天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刀子一樣的風沙，可那一天北京的天空異常地晴朗，此後我在北京就沒有見過這麼透亮的天氣。或許是我那時候心理太陰鬱了，所以陽光的刺激才會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要登機了，母親拉着我，目光充滿關切，不僅僅是關切，還有擔憂、掛念……那是一種怎樣複雜的目光啊！那目光中滲透着千言萬語，但是母親只說了一句話：“照顧好自己！”我從小獨立在外，和家人分別是常有的事情，可是我從未見母親這樣憂心忡忡的。我是母親的驕傲，每當我取得一點成績，最最開心的就是母親。記得我每次打完比賽回家，母親都要拿出她從報刊上剪貼下來的有關我的報道。我不忍面對母親，我知道，父母對我和Z之間的事情一向是不贊成的。

　　父親囑咐我到了澳大利亞如果不想和Z繼續發展，就不要接觸太多。那時父親在國內有一些生意，他讓我在國外看看有什麼機會可以學學做生意。我腦子亂得很，不住地點頭。妹妹很灑脫，她現在已經不是那個當初躲在母親身後膽子小小的小女孩了，快人快語：“你們就放心吧，我姐沒問題。”

　　我走了，帶着家人沉甸甸的祝福。我不願意讓愛我的人看出我是多麼的脆弱。飛機的舷梯顯得沒有盡頭，我的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我使勁甩甩頭，快逃吧，把所有的煩惱都關在機艙的門外。

　　在許多人眼裡，我是一個女強人，我不清楚女強人是如何界定的。但我並不認為自己當得起這個稱號。人們只是對我的球技尚能認可，便把我算在“女強人”堆里去了。我只是一門心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卻沒有想到你做的事情會使有些人不開心。他們會千方百計阻止你，最後把你推上一條其實你當初最不想走的一條路。然後會說：“看，我早就說她在這條道兒上！”我今天說這些，並不是想為自己辯解什麼，也沒有責怪什麼人的意思。人一生會遇到許多挫折，聰明人會從中吸取許多教訓，我在有些方面極愚笨，多年以後，我才想起警告自己：不要過高估計自己的功力，明知道前面有薄冰，不要為了證明自己體輕如燕而輕易地踏上去。

�牐狀^等艙零散地坐着三個人，顯得越發冷清。我是真的累了，累得已經沒有心情去想明天了。可是自憐自怨又有什麼用呢？這種消沉不應該是我宋曉波的。明天不可知，但是昨天的許許多多可以讓我擺脫，可以讓我振作，可以讓我對自己說，你曾經多麼堅強。

　　不要去想明天吧！

　　我閉上眼睛，思緒飛到了1984年哈瓦那的一段歲月。5月的哈瓦那，赤道季風環繞，如果你不想被烤焦，就別去享受它燦爛的陽光。然而這種熱度與6日即將展開的奧運會入場券爭奪戰相比實在算不得什麼。中國女籃從未踏進過奧運賽場，這種誘惑是不可抗拒的。我們都憋足了勁，這是我大賽前身體狀態最好的一次，我那種心氣早已蓋過了哈瓦那的熱浪。

　　沒想到，在前一天與古巴隊進行的一場火力偵察戰中，我在對方兩名隊員的夾擊下嚴重受傷。隊醫單大夫從來處驚不亂，可看到我高高隆起的腳踝頓時變了臉色：“趕快送醫院吧！”醫院拍的片子結果出來了，雖然我的腳趾一動都牽心扯肺地疼，但我還是抱着極大的希望。沒有人告訴我傷勢的嚴重程度，可一看教練員和領隊的臉色就知道自己“死”定了。後來我才聽說我的腳踝部後唇的骨片下垂，位置發生了明顯變化，腳筋嚴重挫傷，整個右踝比正常時上下腫了11厘米，並且有嚴重的淤血。古巴醫生聽說我還要打球，急得又搖頭又擺手：“開玩笑！必須先靜臥15天！”領隊急、教練員急、隊友急，我比誰都急。這次參賽的19支隊伍要分成4組，每組兩個隊出線，然後8個隊爭4張入場券。我們和日本、扎伊爾、保加利亞、捷克分在一組，日本和扎伊爾不在話下，而另外兩支歐洲隊伍哪支都不軟。三強相撞，必去其一。首戰捷克，二戰保加利亞，兩場硬仗我都上不了，我心裡直恨自己不小心，關鍵時刻掉鏈子。

　　賽前，古巴的媒體大造聲勢，搞了一個世界A組最佳陣容，我被作為最佳陣容的五虎將之一重點介紹。我受傷的消息立刻傳遍各隊，我們急，人家可不急。在他們眼裡我的受傷無疑使中國隊的實力打了折扣。保加利亞的一位教練員說：“我們和中國隊的實力差不多，現在中國隊的隊長宋曉波受了傷，我們取勝的可能性就大了。”在他們看來，我不能上場已成定局。但是他們想不到，我們的單大夫有辦法：有中醫正骨和按摩的方法使骨片復位，然後加壓固定。

　　可那是怎樣的治療啊！我現在想起那段治療的經歷來還像做了場噩夢一樣。

　　當時，單大夫的口氣是那樣地堅定：“明天8點開始治療，保證你上場！”晚上，我躺在床上，根本別想入睡，被子稍一碰到腳上就是一陣鑽心的疼痛。我對單大夫的話將信將疑。我渴望上場，我甚至多少次想象我們的五星紅旗在奧運賽上驕傲地上升。我幻想早晨醒來，又活蹦亂跳了。快睡吧，明天就好了。我帶着美好的願望入睡了。

　　早晨醒來，我覺得我的腿不在了，我試着動了一下，立刻痛苦地大叫起來，眼淚唰地一下流了下來。隊友們圍了過來，只見我的踝腫擴大增高了，上至15厘米的腿肚，下至足趾尖，全都淤血了。隊友們直安慰我。治療按時進行。單大夫仔細把握出離位的骨片，運用中醫正骨的方法，開始推拿。天哪，這不就是用兩隻手干捏我的裂骨嗎？我忍不住大哭起來。我平時特要強，也挺注意形象的，可那時候什麼形象不形象，連死的心都有，我寧可跳樓也不願意受這份罪。我一定是叫得太邪乎了，楊指導抓起一個大枕頭，讓我咬緊，伸出雙手讓我抓住他的胳膊。後來我聽說當時我的叫聲傳到了樓道里，正好一批人從電梯裡走出來，還使勁打聽出了什麼事。

　　治療不到一個小時，單大夫已經滿頭大汗，我更是汗水、淚水拼命地流。“曉波，站起來吧！”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再看看楊指導，我知道我必須站起來。現在想起來，我真佩服當時自己的毅力。我支撐着站了起來，差點兒沒疼得背過氣去。走幾步，停一停，把右腿平放在床上空一空。一個小時後，我出現在操場上，按照單大夫的方案，開始跑步了。那哪叫跑步啊，一顛一顛的，簡直是拼命。後來我還和單大夫開玩笑：“這當醫生的怎麼這麼狠？”

　　但是無論如何，當人們以為我倒下去的時候，我終究是站起來了。“宋曉波跑步了”的消息再次迅速傳遍各隊。

　　“明天是美好的”，這句話似乎不那麼蒼白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