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共和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心脏，那么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心尖儿的那一块了，特别特别的宝贵。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立过程可说是困难重重，从1949年9月30日奠基到1958年5月正式揭幕，用了将近九年的时间，在这个背后的曲折真的太多了。

1949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决定了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9月30日下午6点在天安门前靠南边的位置举行了奠基仪式（为什么是下午6点，还得请行家指点指点），随后就是在全国范围征集设计方案。开始讨论时候也没有说一定把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前，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有了比较统一的概念之后，才决定了建在天安门前的思路。这个概念一个是形成广场的概念，一个是广场中央建纪念柱的形式，这些都有西方古典建筑的意思。

以前从天安门到中华门这一段叫千步廊，大约700米，两边都是平房，属于各个中央部门的办公室。民国成立以后，朱启钤把这些房子都拆了，拆下来的材料拿去在中山公园盖了一些房子，这中间还有没有剩下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去向如何就没人深究了。刚解放的时候从天安门往前门望去，只是一段比较宽的大道，有栽着树，还没有形成广场的规模。把这一段扩宽，然后建纪念碑，绝对是西化的概念。

开始大部分的设计方案都不是传统中国式样的“碑”，大约是把能见到的高高的尖尖的东西都拿来当这个纪念建筑，像北朝鲜那种高高的举着千里马什么的就是这个路数。其实从中学为体这方面讲，“碑”这个东西最早是没有字的，自然也就没什么纪念意义。它是和“阙”配套的石头柱子，不是很大，一个用途是当日晷一样看时间，另一个用途是拴马。到后来所谓的刻石越来越多，为了叫着方便就都成了碑。咱们常见的王八驼石碑严格说应该是驼“碣”，因为“碣”的顶部有圆弧状。西方常见的碑就是白宫前面的那个方尖碑的样子（华盛顿纪念碑号称是如今最高的石材建筑）。这个样子最早是由埃及人搞出来的，据说还有什么天文方面的用途。除了方尖碑，西方人还好在广场中央立个什么柱子，特高特细的，顶个将军啊，顶个老鹰啊之类的，高级一点的周围还有铜像。

在筛选设计方案的时候，选址工作也在进行。决定了将纪念碑立在天安门前，但距离天安门多远才合适？现在纪念碑的位置距离天安门是460米，距离前门的位置是440米，基本是正中间的位置。可按理说当时还有个中华门呢，如果纪念碑立在了中华门和天安门中间，那就应该还往北100米。为什么当时就忽略了中华门？

记得主席纪念堂建成之后我听过一个报告，讲到了纪念堂的建设者如何如何，工程质量如何如何。举例说，当时的大厅用激光测量来找平，也就是说如果在大厅的任何地方倒下一盆水，水会均匀向四周扩散，就是表明这里的地面特别的平。讲报告的说到纪念堂的选址，又往回扯到了纪念碑的选址，说是当年周恩来要求把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和前门中间，理由是使得纪念碑和天安门之间的广场面积更大。而纪念碑建成之后很快就拆掉了中华门，移栽了一片松树，这个意思很明显了，就是把中华门这个位置留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百年之后用的。这个说法从没在正式出版物见过，如果属实，那周恩来的心机实在是太深了。

纪念碑地址选定之后，碑体的造型设计又迟迟不决。从一百多份设计方案中层层筛选，选到最后几个，实在是难以定夺。好多地方都讲到了51年夏天，梁思成专门给彭真写信，谈对纪念碑设计的看法。按理说，彭真是纪念碑建设委员会的主任，梁思成是副主任，你俩有什么意见要交换，在办公室谈就好了嘛，还费劲写信做什么。其实，这才是专业的作法，立此存照，有充分的自信，不怕将来翻旧账。这封信里有一句话，大概意思是“纪念碑应该是踏踏实实建在地面的。。。”，难道还有人要把纪念碑抬起来吗？

当时确有一个把纪念碑抬起来的方案，设计者叫陈干。这个设计大概的轮廓是先修一个城门样的台座，开三个门洞，在这个之上再建碑，有点像居庸关的那个云台，当然规模会大很多。这个设计如果起来了，巍峨壮观之外，一大功能就是没有阻断中轴线，而且还有个说法是每当人们从碑下通过，便是完成了一次膜拜。听起来很诱人的，但是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的纪念碑会过于高大，台座会分割天安门和中华门的联系，三个门洞和前后建筑都重复，最后一个是承重的问题。现在的纪念碑总重量有一万吨，就算取一半，把五千吨石头堆在100多平米的面积上，底下的门洞得需要多坚固啊。由于某领导很喜欢，搞得正反双方谁都无法说服对方，这才有了梁思成给彭真写信的事情。

后来终究是梁思成的意见占了上风，再经过不断的讨论修改，到了1952年基础建设才开工，基本上是按照现在看到的样子设计进行。到了1953年10月，碑心石运到北京。碑心石就是镌刻着主席题字的那块石头，是完整的一块，大约17米长，从崂山采得。刚采下来的时候这块石头约300吨，进北京的时候还有100吨，最后经过加工以后是60多吨，刻上主席的题字之后还要鎏金，大概用了130两黄金，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金光闪闪。就在快要安装碑心石的这个时候，有人提议了说应该把题字的这一面由原来设计的南向改北向，理由是群众集会多在纪念碑北侧，为了让广大群众瞻仰主席的题字，所以应该让纪念碑正面向北。

这个理由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群众集会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天安门上呢，谁还时不时地回头看纪念碑。再说了，要瞻仰主席的题字，可以让群众绕纪念碑一周，这也是一种仪式。不管怎样，这个建议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马上决定改北向！这个事情没有清楚的记录，连提议的人是谁现在都不知道。如果我写小说的话，可以就这件事情设计一段场景：

此人能直接见到周恩来，还可以畅所欲言，他对建筑方面的理论又有相当水准。他对周恩来讲：“自古以来碑体南向是常理，但立于正门前方中轴线上的碑仍是南向的做法，会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皇陵。”

“丝。。。。。。”周恩来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如果碑心石按原设计装了上去，这可就不是贻笑大方的问题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促使纪念碑转向的人是谁，到现在我还没看到确实的文字，我猜应该是桂老。

周恩来和朱启钤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南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翔宇同学在南开的时候很活跃，曾经登台表演，而且是男扮女装。其实，那时候翔宇同学只是“女二号”，当时的女一号叫章以吴。章以吴是章梫的儿子（章梫，侬知道伐），1913（章以吴才16？）回北京与桂老的二女儿朱淇筠结婚，后来生了章文晋，章文晋是周恩来搞外交的第一大将，都是亲朋好友。有时候在私下聚会的时候，周恩来还戏称章以吴这位老同学是“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有地方说是“民父之子，民子之父”，我觉得不靠谱）。其实这个形式的说法是从翁同龢那儿来的，当年有人称翁同龢是“天子门生，门生天子”，您琢磨琢磨。

如果说通过这道关系能攀上桂老，那还不够。49年桂老移居上海，做出了一个要投奔自由世界的架势，其实这就是做样子。周恩来得知此事，写亲笔信，派专人到上海去请，桂老就非常顺利地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来，有一次周恩来登门拜访，寒暄之后，周恩来问朱启钤还记不记得周家琛，桂老说“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周嘉琛是民国二年知县培训班的学员，那个培训班就是我主持的。。。，呵呵”。这位周家琛就是周恩来的伯父。

这层关系一接上，那才不一样呢。桂老对这层关系一定是知道的，当年他在北戴河圈地的时候，周家琛是当地的县长，很是出力。但是，这层关系又不能由桂老来说，那样就有些倚老卖老了（前一段国内有票选春节访亲问友时候最烦的几句话，其中一句就是‘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从周恩来这边说出来，那可以说是放下身段了，门生加晚辈，绝对是给足了面子。如此礼贤下士，桂老能不尽心筹划嘛。

估计周恩来对桂老也说过什么“您老是北京城市规划改造的鼻祖啦，要多多提携后进啦”之类的，问题是那还一大帮苏联专家呢，连英美的海归都搞不定他们，我一个老朽就别去自讨没趣了。但是，遇到纪念碑这个状况，实在是看不下去，桂老终于发声了。

为了解决纪念碑转了向的后续问题，马上拆掉中华门，移栽了松树，可以说很圆满了。我猜这个时候周恩来可能才有了把那块地留给主席百年之后的想法。上篇文章的回帖里大麻的看法直中要点：从天安门看过去，纪念碑有功德碑的意思，可功德碑又不能是生前给自己写的，于是纪念堂走神庙的路子。高啊，实在是高。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的风水理论，一个是中西结合，一个是阴阳搭配。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阴阳搭配，干活不累”。

后来的记载表明，在纪念碑的建设过程中桂老的作用越来越大，居然他都要对纪念碑装饰浮雕的选材发表意见。按理说，朱启钤是个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当年他积极参与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号称是十三太保之一。袁世凯死后，朱启钤是被国民政府通缉的要犯，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解放之后，朱启钤能这样频繁涉足政治活动，一定是有周恩来的背景。像这种和旧官僚过从甚密的举动，难怪周公要被当成宋江式的“招降纳叛”来批判了。

纪念碑的浮雕题材确定，以今天的眼光都可以打个八九十分，非常的不容易。全部是讲史不讲人，省得将来对具体某人的不同评价而产生麻烦。从时间顺序和方位上讲，东边开始虎门销烟，没问题；金田起义，闹到半壁江山了，绝对要有；南边是武昌起义，没问题（甲午战争，义和团都没了）；五四运动，知识界的；五卅运动，工人阶级（这个最勉强）；西边是八一起义，原计划是秋收起义，改过来的，长征没了；敌后抗日，比较土（原来有平型关，幸亏改了）；最后北边是横渡长江，按顺序这一幅当成了正面，所以在横渡长江两边各有一幅小的装饰，极其完美的句号。

或者是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