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鐺，鐺”一陣陣渾厚悠揚來自上帝的鐘聲把我喚醒，乍醒的一瞬間，睜開眼睛，看到一間陌生幽暗的臥室，這是在何處？夢中嗎？旅館陌生房間？一時我迷失了。靈魂慢慢地在我的體內甦醒，我記起四五天前的北京，細小的雪花飄落在我的藍色棉襖上，飄落在行人的帽子頂上，墜落在王府井寬闊的街道上。我和托米走一小段路就鑽進一個小店暖和一下身體，真冷呀，那夾帶雪花的寒風直刺我的骨頭，令人痛苦。

好在大使館裡很溫暖，那位穿着漂亮紅色開司米絨衣，體態豐盈的短髮中年女人在大使先生的要求下，讓我和托米跟着她去簽證辦公室。我們小心謹慎地跟着她那豐腴波動的臀部進入辦公室，她讓我們坐下，然後用那雙美麗淺藍色眼睛，帶着權威和傲慢的目光看着托米和我。我感覺她不太喜歡給中國人簽證，特別是從羅馬外交部打了招呼需要關照的護照，這是個什麼重要的中國女人？竟然需要在一二天內給簽證。她翻開我的護照仔細地看了一會，上面只有我的名字和出生日期，這個名字不表明任何特別的意義，只代表坐在她面前的一個普通年輕中國女人。她蹙着眉頭，嚴肅地開始對托米說起什麼，托米只是恭謹地聽着，時而點點頭，沒有做任何答覆。逐漸，我看他額頭上開始滲出細微的汗珠。

托米在羅馬的參議員二哥通過外交部的熟人給大使館的官員打過電話，希望儘快給我簽證。此時的托米和我，兩人都像那些沒有見過是世面的卑微農人到高大的市政府辦事一樣，局促不安，手足無措。可四五個月前，托米站在荒涼的西藏高原，面對皚皚雪峰那麼自信，像個真正的男子漢，幾個月前的他和在大使館裡的他形如二人。他有膽量去印度或世界上那些偏遠落後的村莊，去危險四伏的南美混亂地方，但他卻沒有自信走入國家高層機構，我甚為失望。這些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都那麼自信高大，只要進入他們自己的國家，甚至在中國的意大利大使館內都顯得這般平庸渺小。

獲得簽證出門後托米告訴我，紅衣女人說“有些中國女人嫁給意大利男人就是為了到意大利”。

我就是那個紅衣女人說的中國女人嗎？我現在就在意大利了，躺在一張舒服的大床上，是一個近乎陌生的意大利人男人妻子。時間無法抹掉記憶中的那一天，那是1994年的第一天，元旦，也是我在意大利醒來的第一個早上，一個嶄新的世界展現在我的眼前，百葉木窗把白日的光擋住在外，臥室牆壁放着一個笨重的深棕色衣櫃發出陳舊的歷史氣息。托米已起床到樓下去了，我一個人躺在大床上，室內暖暖的氣息像輕柔的雲朵包裹着我，樓下廚房隱約傳來婆婆和托米說話的聲音。

我環顧四周，臥室雪白牆壁上光光的沒有任何結婚照，床上沒有新的大紅被子，沒有白色的婚紗，也沒有紅色婚禮服，沒有任何新婚的物件來證實我不是在做蝴蝶夢，來證明我們的婚姻。錯了，有一個武漢民政局發的紅色小本子結婚證安靜地躺在床頭櫃的小抽屜里可以證明我現在是這個房間主人的妻子，我覺得我如同托米從中國帶回家的一個紀念品，他把我就這樣簡單快速地放入他的房間，成為他的妻子。

讀小學時，學校挨着京漢鐵路，有時我會和一個同學一起去鐵路上玩，一腳一腳走在一條條白色混凝土軌枕上，看着那無盡的兩條黑色鐵軌，想象着它能夠帶我去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

飛往米蘭的飛機上我望着窗外的雲海，覺得自己在扮演一本小說中我喜歡的一個角色，一位年輕女子，離開家人和朋友，獨自背包跟着一個陌生的男人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度。將要發生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的生活是怎樣的？像我想象得那麼美好嗎？我又想到馬上可以遊覽浪漫水城威尼斯，文藝復興的中心佛羅倫薩，永恆之城羅馬，這些顯赫的城市，迷人的想象令躺在床上的我感到一陣抑制不住的興奮。

下樓來到廚房，只有婆婆一人在廚房，她給我熱了一杯牛奶放在淡綠色的桌子上，又從奶油色的大櫥櫃中拿出幾塊奶油酥餅，友好地做手勢讓我吃早餐。這就是第一天也是我將來數不清的意大利牛奶甜點早餐，永別了武漢熱乾麵。

昨夜凌晨一點多才到達，跨時區的十幾個小時的飛機，三個多小時的汽車行程，已經把我搞得暈頭暈腦了，隨便吃了兩口婆婆煮的爛嘰嘰的菠菜，沖個澡就上床睡覺了。喝完牛奶，我開始仔細打量這個家。客廳很寬大，淺玫瑰色花樣大理石地板光滑如鏡，一條長長橢圓形長桌子有着四條長頸鹿似的動物細腿，那就是意大利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家具式樣， 上方懸掛着銅雕座園型濃霧白玻璃吊燈，平整潔白牆壁上掛有兩張印象派油畫的復製品（一張是梵高的星空），一個中年男子的素描，應該是他去世的父親，托米的嘴一看就是從素描人物遺傳而來，靠右邊花園窗邊牆上還掛有一幅很大的油畫，一個裸體女人披着一條白色床單坐在椅子上，側面沉思地凝視着前方。

在我當時看來，這個家富裕，家具做工精緻漂亮，多少年後我才明白家裡的布置是婆婆的風格，循規蹈矩實用型，沒有什麼所謂的格調，僅牆壁上的那幾幅畫算是一點藝術點綴了。

我透過玻璃窗凝望前花園，兩棵光禿禿的樹和一排枯枝，街道對面有一座白色的半橢圓形大別墅，半圓弧的大陽台有幾根細細的柱子，白色的牆壁和柱子開始發黑，在冬日陰霾的天空下看上去很淒涼。隨後的夏日我曾隨着鄰居，一個高個優雅的老女士進入這棟大別墅，我驚訝這麼大的房子竟然只有八十多歲的老女士獨自住在裡面，每天女傭來做幾個小時家務，她的女兒也會來看看她。跨入寬大昏暗的大廳時一陣純粹的陰涼，靜謐和孤獨撲面而來，我聞到一種死亡的氣息，好像走入一個巨大的墓室，不是活人的空間，那天我似乎逃避死神一樣逃出這所大房子。女士一年後獨自在大屋子中去世了。至今，這棟房子幾經易手，依然空空無人居住，完全出於被拋棄的淒涼之中。

這時門鈴響了，托米的麗娜大嫂和大哥來拜訪，昨夜10點多鐘兩個哥哥來米蘭馬爾彭撒機場接我們時候我當時就很吃驚，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托米去中國旅行時總是穿着很破舊的衣服，毛衣袖上有小孔眼，那個跟隨他走遍世界的背包更是髒乎乎的布滿污跡，當我們坐火車去北京辦理簽證時，臥鋪對面的一位男乘客看着他的髒包問我他是哪國人，得知托米是意大利人時，他蔑視地看着托米說 “背這麼舊的破包，連我們中國人都不會去背它呢”。而托米則說中國不太乾淨，不能穿太乾淨的衣服去旅行。當我看到他的兩個哥哥穿着挺括的毛絨呢大衣，氣宇軒昂地向我們走過來時，我的確大吃一驚。特別是托米的二哥馬西莫（就是他開後門讓我快速獲得簽證）。他身材高大，穿着講究，看上去比北京意大利大使館的那幾個趾高氣昂的簽證官員要氣派的多。馬西莫後來成為家族親戚中跟我關係最親密的一位，我得到了一位從未有過的哥哥，我見證了他的高峰，他的低谷，他對妻子的背叛，他的疾病和死亡，那個流下很多悲傷淚水的日子，我要把他的人生故事記錄下來，至少從我認識他的時候開始。三兄弟除了都是一樣的禿頂外，從氣質上看，我懷疑他們是否生長於同一棵樹上的果子。大哥那時是塞納市副市長，一年後他代表市政府給予我意大利國籍。塞納市在意大利不是一個很小的城市（當然還不及武漢市的一個區大），離博洛尼亞一個小時。他們算是當地政界的知名人士，常在公告場合發言或出現在當地小報上。這兩個本市重要人物一起來機場接我們，如同豪華大轎接我這個寒門媳婦過門，讓我有點受寵若驚。我是第一次出國，未見過大世面，當時感覺好像享受到“國賓”的待遇。想想他們可能奉母之命，還有那實在按捺不住的好奇心驅使他們專門開車來回6個多小時趕到米蘭來接中國新娘。

跟隨在大哥後面的是大嫂，隨着一聲氣韻渾厚的女音，大嫂出現在客廳的門口，當我面對她時表情有點不知所措，好像我忽然面對一個斷胳膊斷腿的殘疾人，坦白地說，我在中國獲取的胖子的概念不符合大嫂的形象，我無法想象人還可以長得這麼胖的。她如一座小山丘把整個客廳的門都給堵住了，莫非她從白天到黑夜一口都不停地吃？她的一件衣服要耗費多少畝田的棉花呀。我的腦海里浮現出我在武漢擠車上班的情景，“如在武漢，她絕對無法擠上78路公共汽車”。

只是很多年後，我從美國旅行回來，看到大嫂時，我忽然發現她不是那麼胖了。何許是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她肥胖的身體，最後幾年因為身體健康的需求她也努力在減肥，我想最主要的是美國街頭的巨型胖子讓我對“胖子”有了一個新的形象概念。

隨後門鈴不斷地響起，親戚們川流不息來給婆婆拜新年，我穿着一件土氣的粉紅羊毛衫，臉上始終掛着一種有點做作不自然的微笑，逐個被婆婆和托米介紹給那些大聲說話，面部表情誇張，手足舞蹈的意大利親戚們：二嫂貝拉和二哥，二嫂身着一件柔滑米色羊絨大衣，進門後脫下大衣放在長沙發上，一件黑底起白色點子的緊貼腰身顯出身體曲線美緊身絨衣夾克配一件黑色軟皮短裙，手腕上帶着一個醒目又大又粗麻花扭的金手鐲，一切都呈現出她衣着打扮的講究。在我學會說意大利語後，婆婆有時私下不滿地跟我抱怨這位議員的夫人衣着太奢華，“還曾是什麼共產黨，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婆婆嘀咕一句。曾經的共產黨員的身份根本不妨礙貝拉現在作為議員夫人充分享受資產階級物質生活。可能她早已被資本主義化腐化了，今天的我們，誰又能抵擋住資本主義的財富呢？貝拉徑直走到廚房窗口邊掏出一根煙，開始吞雲吐霧，兩股青煙如長長的象牙從她的鼻孔中冒出，她一邊吸煙一邊快速地說着我聽不懂的意大利語，自信的聲音聽上低沉渾濁，一聽就是長期被煙霧侵蝕的結果。兩個年輕的豐滿性感女子和一個十幾歲的美麗少女，她們就是客廳條柜上擺放的黑白照片上三個孫女。不過，那天給我印象很深，我覺得最有魅力的不是貝拉，也不是年輕漂亮的孫女們，是65歲的安娜姨媽，婆婆最小的妹妹：她一頭卷卷淺栗色頭髮，淺栗色的眼睛，小巧挺拔的鼻子，秀氣的嘴，修長苗條的身材，穿着挺括的直板褲，精緻的細羊絨毛衣，脖子上圍個小小的絲巾，真想象不出65歲的人還有如此風度和優雅的舉止，簡直像是從美國電影裡走出的簡方達，只是她說話時的聲音好像帶有秋風掃落葉那種莎莎聲，幾年後，婆婆對我說她的這位妹妹從小就特別愛美，50/60年代在經濟還不是很寬裕的時候，她寧可少在餐館吃幾塊牛排都要把錢花到時尚服裝上。在安娜成為老師後，托米的外祖父母堅持相信以小女兒的美麗，又受過良好的教育，不說嫁給拿破崙似的人物，也應該找位醫生律師之類的丈夫吧，結果她找了一位又黑又矮南部來的高中老師，讓父母大失所望，值得欣慰的是他們的三個兒子都很聰明。一個是本市醫院神經科主治醫生，經常被邀請到博洛尼亞市大醫院出診。另一個機械工程師自己創建一個效益很不錯太陽能公司。

人群中有位很高的瘦女人，“米蓮表妹”托米這樣介紹，長長的兩條腿像踩着高蹺站在我面前，我不得不仰着臉看她，頓時覺得自己的肩膀被削掉30公分，身高一下矮了一大截，她是十幾位表兄中唯一的表妹，也是家族中的信鴿，她會從這家飛到那家，如果你想知道大家族中哪一位的消息，一定可以從她那裡打聽得到。米蓮去世的母親曾是跟婆婆關係最好的大妹，後來一直婆婆最親的外甥女，常來看婆婆。奇怪的是，隨後的好幾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後，她依然以家長對孩子說話的口氣來跟我說話，是否因為她覺得個頭比我高很多那麼智慧也一定比我高出很多，不由自主地充當起我這個外國移民的導師？她是一位高中的體育老師，唯一開拓眼界的出國旅行大概就是去過離我們二三十公里外的聖馬力諾共和國。不過，她的確是我的老師，她向我傳達意大利很多傳統習俗和觀念，如何該做，如何不該做， 有天她看到婆婆把為我燙好的內衣自己親自放入我的衣櫃中時，她批評了她的姨媽，我的婆婆，因為我的衣櫃是我的私人空間，婆婆不許擅自打開，打開我的衣櫃等於打開我的信件，我很驚訝地聽她這樣解釋（意大利人有關生活中個人權益範圍及他們強烈的個人主義）。是的，我很感謝她。直到有天她在街道上對我說 “托米真不錯，讓你一個人外出旅行，意大利丈夫一般不容許妻子這樣自由獨自外出的“。我一聽眉毛眼睛就開始往上挑，什麼年代的腦袋，我開始反駁她，但不再使用以前那種東方女人溫文爾雅，含蓄矜持的聲音來跟她說話，那種聲調已經被意大利的生活給埋葬了，我採用意大利女人那種急速，厲害的語調反駁說 ”托米不是我的主人，我也不是他的奴僕，他也不是我拋棄在家不管的未成年人，難道一個女人用自己勞動掙的錢出門旅行還需要丈夫簽字批准同意嗎？如果他不想出門旅行我就應該跟他一起把自己關閉在家嗎？你們的習俗還沒有像印度那樣要求妻子為丈夫陪葬吧，這裡不是五六十年代就開始搞婦女解放運動嗎？“

那時我覺得這麼多年後我也應該跟她介紹一點中國文化和習俗，告訴她在中國婦女已經撐了半個世紀的半邊天，武漢的家庭中，丈夫一般都屈從於妻子領導下，只有我的姐姐有權批准姐夫是否可以獨自外出旅行。

這時我聽到客廳外走廊又有一群人鬧哄哄的聲音夾雜着婆婆的驚喜的嗓音，不一會走進來一個滿頭銀髮發婆婆，後面又跟着四五個人。

這是婆婆的弟媳婦帶着她的兒子媳婦和孫女們，從來人中走來一張臉一下子把我給驚嚇住了，我猛然想起托米告訴過我說見到一個奇怪的有病女孩時不要表現得太過於詫異，但我沒有想到是一張這樣的臉，仿佛我看到很久以前看過的香港電影“畫皮”中鬼的面孔：毫無血色的青灰色的臉孔，臉上的皮膚肌肉拉扯着，頭髮乾枯像稻草稀疏地耷拉頭上。她對我微笑，露出一排可怕的深色牙齒。我應該表現得自然一點，可我沒有做到，一瞬間我臉露驚恐，很對不起這位十六歲可憐的少女芭芭拉，婆婆親弟弟的大孫女，那位親弟弟的英俊黑白照片就擱置在廚房的櫥柜上，他四十多歲早逝。那一瞬間後我儘量表現出自然，不把目光在芭芭拉的臉上多做停留。芭芭拉卻對我很好奇，她不停地向家人問我的情況，很想跟我說話，只可惜我一句話也不會說。女孩有先天性的遺傳病，在懷孕做檢查時醫生就告知父母胎兒不健康，有嚴重的血液遺傳病，她的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執意要將孩子生下來。芭芭拉在十九歲時去世，多年後她的父母才從悲痛中走了出來。她不能曬太陽，從未去過孩子們熱愛的海灘，父母每年帶她和健康漂亮的妹妹去高山度假，雖然她有着恐怖和醜陋不堪的容顏，卻有着充滿友善的少女笑容。父母，學校和同學們給了她很多的支持和友愛，她學習優異，在進入大學之前十九歲時因肝功能衰竭去世，多年後她的父母才從悲痛中走了出來。

一個滿頭栗色圈發，精緻小巧的翹鼻子，眼睫毛又長又翻的美麗小女孩，像個洋娃娃一樣夾在嘰里咕嚕圍着我說話的人群中，我俯身瞧着這位美麗的小女孩，撫摸一下她蓬起的圈發，她的一雙大眼好奇地盯着我。

我站在越來越多的親戚們中，圍繞我的是無法進入我頭腦的喧鬧話語，此刻的我是個聾子，啞巴，聽不懂一句，說不出一句，好像忽然間發現自己獨自站在舞台上的燈光下，下面有很多觀眾看着我，觀察我，面對這些陌生的眼睛和面孔，我有些手足無措，不自在，不知道如何扮演這個角色，這還讓我有點害怕，怕我不懂當地禮儀，做出讓人覺得可笑的事。我只能無語地看着台下的觀眾，聽着他們好像在動物園看到稀有動物後發出的各種感嘆和評論。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我抽身從他們之中溜到二樓衛生間，一進門趕緊把門關上讓自己獨自安靜地呆一會，衛生間有着淡黃色大理石地板，一切都看上去那麼乾淨明亮，我一人面對鏡子看着自己，鏡子裡的女人是我嗎？昨天你是誰？今天你又是誰？恍惚之間我看到鏡子裡陌生人的頭圍繞着我，男人的頭，女人的頭，一切如同夢幻。

幾天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這群意大利人活在地球上，猛然間這些穿着講究的男男女女，堂兄表妹，小姨侄女隨着與托米一張結婚證他們就如潮水般湧入我的生活，幾乎把我給淹沒，我用手捏捏自己的臉，以此確認自己不是在做夢。

元月2號上午十一點，那天的天很藍，太陽光很明亮，托米帶我去他的朋友蒂洛家。蒂洛邀請託米幾次，他就住在婆婆家後面不遠山坡上綠蔭叢中的一棟公寓內，走路幾分鐘。蒂洛是托米的大學同學，也是同事，同在一所中學教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個大區是意大利著名的紅色大區，以共產黨人居多，大部分都是左派或極左派，他們都曾是毛主席和紅色中國的崇拜者。在電視中他們看到那些鬥志昂揚的工農兵個個揮舞着毛主席語錄，興高采烈地生活在一個無剝削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那些畫面很吸引他們。我坐在有着少女纖細般手臂光滑曲線的扶手椅子中，桌上有瓶紅酒，房間裡散發出一種70年代的氣息，一縷如翼的太陽透過窗子投射到那張又長又笨重的桌面和插滿書的書柜上，滿臉長滿雜草般鬍子的大個頭蒂洛從他的書架上找出好幾本紅色封面的毛選給我看，動情地慢慢對我說”這些毛澤東的書我都讀過“，後來又有三四個托米的朋友對我這樣說。我不得不說，這些前意大利共產黨人讀過的毛選還真比我讀得多，我的記憶中好像我只在小學背讀了幾條毛主席的語錄。

蒂洛的女伴，她瘦高個，尖鼻子，一個風雅的女人，她在劇院工作。托米告訴我她來自帕瓦羅蒂的故鄉城市摩德納，她曾親耳聽過帕瓦羅蒂把玻璃瓶酒杯震碎的《今夜無人入眠》歌劇，可能還跟帕瓦羅蒂聊過幾句話，這似乎讓她感染一點名人的高傲。她漫不經心地，手裡端杯紅酒，從上到下打量我這個來自異域的人，仿佛把觀察我的衣着，眼睛，舉止看作一種消遣，

“I like very much chinese shadow play”她對我用結巴的英語說。又轉頭問托米

“una tazza di tè per lei？“ (給她一杯茶嗎？)

她說話的口氣好像是在照顧一位年老的病人。不過多年後，她介紹我在劇院為來本市劇院上演《白蛇傳》的中央第二京劇團做翻譯和舞台背景協調工作。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親眼欣賞到中國的京劇，看演員們如何畫臉譜，我跟台下的意大利觀眾一樣激動興奮。

接下來的幾天節日時期，作為小城的稀有人種，托米受到很多朋友的熱烈邀請，其目的都想看看他的中國妻子。於是我被帶到他的朋友們家裡作展示，被擱置在他的朋友中間，遭受陌生人觀察審視的眼睛，坐在沙發或椅子上成為一個無法講述中國的木偶人，作為一個話題的引子，勾起了他們對青年時期政治熱情的懷念，他們開始一昧地回憶過去他們追隨的共產黨，左派，平日寡言的托米這時也不斷地談中國的政治，社會，旅行。自然在他的朋友面前，他絕對可以稱為中國文化的專家和權威，他不光是多次去中國旅行，取了一個中國妻子，他還在威尼斯大學學習中國歷史，老子和孔子。整個晚上幾小時他們就坐着說這說那，我只能在他們嘰里呱啦的聲音陪伴下沉默呆呆地坐在一邊，無聊透頂看着周圍的各種眼神，友善，好奇，愉快，漫不經心，高人一等的。一天從一個朋友家掛在牆上的木嵌桃花形大鏡子我看到一個孤獨，沉寂的中國女人，像一條小金魚跳到魚缸外面，在沒有水的空氣中大口大口難受地掙扎着呼吸空氣地坐在那裡。隨後的幾年這種感覺伴隨着我多次出現，在兒子上的托兒所舉辦的派對上，我孤獨一人像個蠟燭插在地上一動不動地站在成群結隊說笑家長群外，被歡快排斥在外。

過了二三年我才明白，第一次元旦我誤讀意大利人這麼重視親戚之間的親情，其實那個元旦真正來給婆婆拜年親戚中只有安娜小姨和米蓮（當然還有她的兒子們孫女們，他們是常來看她的），她們每年元旦都會來，平日也常來，跟我的存在沒有任何關係，其他那日傾巢出動的親戚們（婆婆的弟媳，托米眾多的表兄弟，堂兄弟及他們的妻兒們），他們只是想看看新來的中國媳婦而上門拜訪，因為那是唯一的，也是最後一個所有的親戚都來串門拜年的元旦，1994年的元旦應該是他們家族一件轟動的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