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與展望：加拿大何去何從？

世界範圍內“穆斯林問題”之產生，是全球化的產物。上世紀後期，移民的主要特點是人口由南向北遷移。歷史上，西歐一直是向外移民的主要遷出地，但二戰後卻轉而成為外來移民的遷入地。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裡，西歐的穆斯林人口急劇增加。對此，西歐各國在心理和政策上普遍估計不足、缺乏準備。等問題呈現後，又顯得手忙腳亂，窮於應付。穆斯林移民的湧入，改變了人口結構，加劇了社會異質性，引發了不同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衝突，誘發了社會排外情緒與伊斯蘭恐懼症的蔓延，導致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和穆斯林事務的政治化。

穆斯林問題給西歐各國的主權、國家認同、政治文化、公民權、以及福利制度帶來了挑戰。一向倡導多元文化主義的歐洲諸國對此顯得手足無措，滋生了日益嚴重的集體焦慮和恐懼感。社會輿論普遍對穆斯林移民出排斥態度，認為穆斯林非但不能促進社會發展，反而詆毀國家認同、削弱社會凝聚力、加重社會福利負擔、製造安全威脅。

在歐洲諸國中，德國在整合穆斯林方面似乎比較成功。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德國的憲法明確規定德國是一個社會國，十分重視所謂的社會福利和分配正義，不僅僅賦予公民自由和形式上的平等權，而且使公民在社會生活當中得到一定的實質正義，這種制度顯然比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的、僅保障形式平等的制度更為優越。這種社會國模式更有利於少數族群融入主流社會。在這波難民潮中，德國成了敘利亞難民的首選目的地，而德國也是接受敘利亞難民最多的國家。不過，德國的難民政策正在經受考驗。因為過去接受的移民主體是比較世俗化的土耳其突厥族穆斯林，但如今大量的敘利亞難民湧入德國，是否能像土耳其人那樣融入德國社會，還是未知數。

應該說，絕大多數穆斯林之所以選擇移民，目的無外乎追求更安全美好的生活，和極端原教旨主義者或聖戰分子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絕對不應該把穆斯林和恐怖主義劃等號。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穆斯林能否接受西方價值觀並融入西方社會？其融合過程是否與其他移民曾歷經的大不相同？穆斯林的身份認同是否構成了某種障礙？穆斯林的伊斯蘭“想象的共同體”是否會影響他們對國家的忠誠？

這些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充滿爭議。我們認為，解決穆斯林社會融入的關鍵，既不能實行放任自流的多元文化主義，也不能實行強制同化政策，而應是一個承認多元文化，尊重一元價值基礎之上相互尊重、彼此調適、共同努力的雙向過程。穆斯林移民應學會入鄉隨俗的道理，放棄阻礙現代生活方式的陳規陋俗，尊重所在國的風俗習慣和法律法規，效忠國家基本制度，恪守自由民主理念，增強民族歸屬感和認同感。任何社會的健康發展都必須以規範共識為基礎，如果社會沒有共同遵守的價值體系，社會成員間無法形成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這個社會將難以為繼。穆斯林應該以所在國的“想象的共同體”取代伊斯蘭“想象的共同體”，肩負起融入的利益攸關者責任，才能成功地融入西方社會。美國宗教社會學者何塞·卡薩諾瓦指出，19世紀美國天主教徒也曾被視為“無法接納”民主規範的“另類”，但此後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天主教徒悄然融入西方主流社會，類似的猶太人、黑人問題的緩解也是如此。

對加拿大自由黨政府來說，難民問題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去年年底大選中曾經助了該黨一臂之力，但未來也可能成為拉低特魯多總理民望，削弱自由黨政府威信的重要因素。加拿大民眾的憂慮、鄰國美國的安全擔心必須給與充分考慮。接納難民應該審時度勢，量力而行，不應該為了完成政治任務而置國家安全和人民福利於不顧。理想與現實之間畢竟是有距離的，自由主義的平等、自由和人權價值原則，也需要有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考量，否則在實踐中會導致自我挫敗。

我們希望小特魯多的自由黨政府能夠理性決策，而不是信口開河，腦子發熱做出難以完成的承諾。但是，大多數敘利亞難民都是為了逃離戰火才選擇來到異鄉他國的，我們要抱着充分的同情心來接納他們，使他們儘快在加拿大安頓下來，開始新的生活。既來之，則安之。加拿大地大物博，發展空間無限，只要解決好難民融入問題，他們未來是能夠為社會做出積極貢獻的。加拿大歷史上曾接收過大量難民，並沒有出現過什麼問題，說明加拿大模式有其優越性，也許比德國模式更有助於移民和難民融入社會。堅持多元文化，一元價值觀，人人平等的社會福利制度，這樣的社會一定能夠保持活力、穩定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