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的恐懼與努力 國魂爭奪之戰

李洪德 2023年10月30日 與加拿大

1926年，在自由放任主義備受推崇和盛行的時候，英國宏觀經濟學家凱恩斯洞察自由放任主義的危害，寫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指出：許多原始動因的強制力已經消失了，但是，如往常一樣，其結論的生命力比它的原始動因更持久。60年前與主教討論物種起源，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探討人種智力進化，而是胡扯道德。普通人將注意力從問題的本質移開，不清楚自己對整個混亂事情的真實想法和感受。思想和感覺的混亂，導致言行的混亂。

凱恩斯在90多年前的憂慮，好像就發生在昨天，在今天，就在我們的身邊，危害社會治理，危害我們的生活。而多數人還不自知，盲目地隨波逐流，尋禍自殘。在中國，許多人盲目批評自己的祖國，忽視西方越來越戰亂不休獸性化。

中華文明的優點在於保留、繼承和發揚人類思想的精華，把社會存在的關係規範的井井有序。在西方，注重和強調推理和邏輯思辨，七嘴八舌，爭論不休，導致意識形態和思想的混亂，進而導致社會存在之間關係的混亂，導致宗教血腥衝突，種族血腥衝突，國家之間血腥衝突，...

看看現在的中國，某些人花費巨帑，留洋人文政法社會學，被西方思想毒害，回國繼續西方的錯誤玩法，蔑視自己祖國，宣揚西方的劇毒思想。浪費社會資源，仿效西方人的兒戲玩法，組建名目繁多的智庫，研究中心吸引社會垃圾，靠誇誇奇談謀生，不斷地舉行論壇，著書立說。明知任何思想的價值都局限於其產生的特定時代環境，還是跪拜西方亡靈的墳丘，敬為思想大廈。

很多智庫就是發酵劇毒思想的罈子。您沒見，在西方，許多錯誤政策，始作俑者，都是所謂智庫里的思想家。這些人，給無理性的政客提供錯誤想法，為他們冒險莽行打氣壯膽。在中國，必須對這些智庫進行鑑別清理，不能讓它們為害祖國。

一直以來，國內外都有聲音，譴責中國改革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然而，都沒說如何改革。顯然，這些混賬一直企盼中國效仿西方禽獸們的玩法，在政治和經濟上自由化，讓這些智障瞎做胡鬧如魚得水。

這些人，一直在努力把西方思想引進中國，教授同胞咀嚼曾經製造西方獸性文明的亡想，獸性化同胞，摧毀先哲辛苦打下的文明基石，從重塑人性入手，從愚昧同胞智力和人性的根基，毀滅自己的祖國。無視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沒有對玩家的質量控制，是把國家機器的行政權賞給低素質的人玩耍。三權分立政治設計，其實是各自為政，撕裂國家。多黨派在議會彼此為敵死磕，癱瘓政府行政，法律保護的意識形態是在保護壞人合法胡鬧，社會無安全感，人民聯合起來討正義，罷工要少勞多得，國民喪失勞動的動力和能力，經歷過二戰苦難的高素質一代，已經把勞動生產率帶走。

這些人，一直在詛咒秦始皇焚書坑儒。然而，看看秦始皇坑殺的460儒生，都是因秦國禮遇學者，從其它諸侯國聞聲雲集而來，享受秦國的尊重和供養，讓它們登朝堂參與國策的制定，秦始皇容忍它們當面譴責和羞辱。然而，他們卻拼命恢復分封，打造獨立經濟體諸侯戰爭機器，不計再次把祖國推入戰亂不休。現在，中國充斥與那些被坑殺的460儒生一樣的學者和專家，看似明智，衣冠楚楚，然而，它們把自己腦瓜裝入西方的劇毒思想，饒舌謀生喪盡天良。

看看西方美國人N.S. Lyons的理性，比我們中國人還了解中國面臨的危險。我們的祖國正在被西方劇毒思想入侵，從文化根基上摧毀同胞的生存根基。為此，我們必須了解王滬寧，了解為什麼中國政府採取許多令人們不高興的舉措。作為理性的政治家，不能像民主政客那樣，用嘴巴忽悠民眾，獲取民眾的歡心。2400多年前，西門豹就說：“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2022年10月26日，我寫了文章《中國平安 是王滬寧在指導國策的制定》，啟迪於2021年美國Palladium雜誌，2021 年 10 月 11 日的 The triumph and terror of wang huning《王滬寧的勝利與恐懼》說，王滬寧是中共最頂尖的意識形態理論家，習近平每個標誌性的政治概念都是他提出來的，包括“中國夢”、反腐運動、“一帶一路”倡議、甚至“習近平思想”。這裡，恐懼，我理解，應該是指王滬寧對西方文明入侵的邪惡的恐懼。

該文作者N.S. Lyons是一位居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分析師和作家，著有《劇變》一書 - 探索我們這個時代的共同劇變，包括技術和文化變革、吞噬西方的意識形態革命、中國的崛起以及自由主義危機。

該文指出了中國出現的社會風氣的衰敗，尤其是西方盲目推崇自由導致的墮落意識形態的入侵，對中國人靈魂的腐蝕，危害民族和國家靈魂，以及政府的應對舉措，可以預見中國未來政策趨勢，有現實意義，特摘譯如下：

The Triumph and Terror of Wang Huning《王滬寧的勝利與恐怖》。

中國政府監管機構加大打擊力度消除宣揚淫蕩生活方式的“低俗網紅”，並“解決網絡粉絲文化造成的混亂問題”，某些藝人也開始被禁音。那些模仿韓國男團明星女性化或雌雄同體美學的人 - 被形象地稱為“小鮮肉” - 接下來將被淘汰，政府誓言“堅決杜絕娘娘腔男人”出現在電視節目中，影響年輕人的銀幕。

一波突如其來的新政府政策正在顛覆中國人的生活，官方媒體將其描述為國家的“深刻變革”。這一轉變被官方稱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共同繁榮”運動，它沿着兩條平行線進行：對私營部門經濟進行大規模的監管打壓，以及自上而下重塑中國文化的更廣泛的道德努力。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深刻轉變”呢？這是一個非常有權勢的人數十年思考和規劃的 - 王滬寧可以說是當今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

作為中共七人政治局常委之一，他是中國最高的意識形態理論家，被譽為習近平每一個標誌性政治概念背後的“思想人”，包括“中國夢”、反腐敗運動、 “一帶一路”倡議、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甚至“習近平思想”。仔細觀察習近平在一次重要旅行或一次重要會議上的任何照片，人們很可能會發現王在背景中，永遠遠離領導人的身邊。

因此，王與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如諸葛亮和韓非（歷史學家稱後者為“中國的馬基雅維利”）相提並論，他們同樣在皇位背後擔任強大的戰略顧問和軍師 - 這一職位在中國文學中被稱為 “帝師”， 在西方，這樣的人物與特朗布萊、塔列朗、梅特涅、基辛格或弗拉基米爾·普京顧問弗拉迪斯拉夫·蘇爾科夫的傳統中的“灰色顯赫”一樣容易辨認。

但王的非凡之處在於，他成功地擔任了中國前三位最高領導人的宮廷哲學家的角色，包括江澤民標誌性的“三個代表”政策和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中國灰色名人在共同繁榮運動中的印記是顯而易見的。王滬寧曾經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出版了近 20 本書以及大量論文。這些作品中的思想與當今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之間存在着明顯的連續性，這說明了北京如何通過王滬寧的眼睛來看待世界。

1978年，隨着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中國關閉的大學重新開放，王是第一批參加恢復的全國高考的人之一，與數百萬人競爭重返高等教育的機會，他的考試成績如此出色，以至於中國頂尖學府之一的上海復旦大學錄取了他進入著名的國際政治碩士項目，儘管他從未完成過學士學位。

他在復旦完成的論文，也就是他的第一本書，追溯了西方國家主權概念從古代到今天的發展，包括從吉爾伽美什到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盧梭、孟德斯鳩、 黑格爾和馬克思 - 並將其與中國的觀念進行了對比。這部著作將成為他未來許多民族國家和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但是，王也開始拾起他一生工作的另一條核心線索：文化、傳統和價值結構對政治穩定的必要中心地位。

王在 1988 年的一篇文章《中國不斷變化的政治文化的結構》中詳細闡述了這些觀點，這篇文章後來成為他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他在文中指出，中共必須緊急考慮社會的“軟件”（文化、價值觀、態度）與其“硬件”（經濟、制度、制度）一樣塑造政治命運。雖然，看似一個簡單的想法，但這顯然是對正統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大膽突破。

在鄧小平迅速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審視中國，王認為中國正處於“轉型狀態”，從“生產經濟向消費經濟”轉變，同時“從精神文化向物質文化發展”和“從集體主義文化到個人主義文化”。

同時，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際上使中國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文化方向。 “中國最新的結構中沒有核心價值觀”，他警告說，這只會瓦解社會和政治凝聚力。

警告說，這是站不住腳的。“文化大革命塑造的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已經脫離了這種文化誕生的根源，也脫離了社會需求、社會價值觀和社會關係” - 因此，“ 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並不總是積極的” - 他認為，“1949年以來，我們對古典和現代結構的核心價值觀進行了批判，但是，對塑造我們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不夠重視”。因此：“我們必須創造核心價值觀”。他總結說，理想情況下，“我們必須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靈活性與[西方和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精神結合起來。”

但是，在這一點上，就像改革開放那些令人興奮的歲月中的許多人一樣，他仍然對自由主義能夠在中國發揮積極作用抱有希望，並寫下建議，可以允許“從體現現代民主和人文主義精神的現代結構的組成部分中找到紮根和成長所需的支持。”

這種情況很快就發生了改變。

在1988年，30歲的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為復旦大學最年輕的正教授，並獲得了令人垂涎的獎學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美國度過了六個月，出於對美國的強烈好奇，王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像近代中國的托克維爾一樣遊歷美國，訪問了30多個城市和近20所大學。然後得出一個結論，說美國是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說自由主義的泛濫和商品化導致價值體系的崩潰。認為價值體系崩潰了，難道制度還能夠保存嗎？

他的發現深深地困擾了他，永久地改變了他對西方及其思想後果的看法。

王將他的觀察記錄在一本回憶錄中，這本回憶錄後來成為他最著名的作品：1991 年出版的《美國對抗美國》一書。在書中，他驚嘆於華盛頓特區街頭的無家可歸者營地、紐約和舊金山貧困黑人社區失控的毒品犯罪，以及似乎已經融入並接管政府職責的公司。最終，他得出的結論是，美國面臨着由其社會矛盾造成的“不可遏止的危機暗流”，社會矛盾包括，貧富之間、白人與黑人之間、民主與寡頭權力之間、平等主義與階級特權之間、個人權利與集體責任之間、傳統文化極其現代化的溶劑之間。

但他說，雖然美國人可以意識到他們面臨着“複雜的社會和文化問題”，但他們“傾向於將這些問題視為需要單獨解決的科學和技術問題”。他認為，這對他們毫無幫助，因為他們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密不可分的，並且具有相同的根本原因：現代美國自由主義核心的激進、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

“美國社會的真正細胞是個人，” 他發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社會最基礎的細胞 “家庭，已經解體”。與此同時，在美國體系中，“一切事物都具有雙重性，高度商品化的魅力無處不在。人肉、性、知識、政治、權力、法律都可以成為商品化的對象。” 這種 “商品化在很多方面腐蝕了社會並導致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最終，“美國經濟體系創造了人類的孤獨” 作為其最重要的產物，同時還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結果，“虛無主義成為美國方式，這對文化發展和美國精神是致命的衝擊”。

此外，他表示，“美國精神正面臨着來自新理念競爭對手的嚴峻挑戰”。在回顧他訪問過的大學時，他讚賞地引用了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的《美國思想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他指出啟蒙運動自由理性主義與 “對西方傳統價值觀一無所知的年輕一代” 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並積極拒絕其文化遺產。 “如果價值體系崩潰了，” 他想知道，“社會體系如何維持？”

他認為，歸根結底，當面對吸毒成癮等關鍵社會問題時，美國這個原子化的、被消滅的、萎靡不振的社會發現自己面臨着 “一個無法克服的問題”，因為它不再有任何連貫的概念基礎來發起任何抵抗。

年輕的王曾對美國抱有理想主義的態度，1989年初回到中國，並晉升為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成為自由化的主要反對者。

他開始主張中國必須抵制全球自由主義的影響，成為一個文化統一、自信的國家，由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黨國統治。他將這些想法發展為後來被稱為中國的 “新威權主義” 運動 - 儘管王從未使用過這個詞，從未將自己等同於中國的 “新保守派”。這反映了他希望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家價值觀、法家政治思想、最高主義得西方國家主權和權力的觀點，和民族主義思想相融合，以合成不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長期穩定和發展的新基礎。

“他最關心的是如何管理中國的問題，” 一位前復旦學生回憶道， “他建議，一個強大的、集權的國家對於維持這個社會是必要的。他每天晚上都在辦公室里度過，沒有做任何其他事情。”

王的時機再好不過了。他回國僅幾個月後，中國自身新出現的矛盾就以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的形式爆發出來。中共領導層開始尋找新的政治模式，他們很快把目光投向了王滬寧。

1993年，當王帶領大學辯論隊在新加坡國際比賽中獲勝而贏得全國讚譽時，他引起了中共領導人的江澤民的注意。王以人性本惡的論點擊敗了台大，預示着 “西方現代文明雖然可以帶來物質繁榮，但並不一定能帶來品格的改善”。 江澤民把他從大學挖出來，40歲時，他被任命為中共秘密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領導職務，使他進入了最高權力梯隊。

王滬寧的噩夢

從現在中國互聯網上數以百萬計的自鳴得意的觀點來看，王對美國解體的黑暗願景無異於預言。當他們把目光投向美國時，他們不再將自由民主的燈塔視為令人欽佩的美好未來的象徵。這就是對那些創造了著名的 “民主女神” 的人的印象，女神把紙漿火把高舉在和平天堂的門前。

相反，他們看到的是王滬寧眼中的美國：去工業化、農村衰敗、過度金融化、資產價格失控以及自我延續的食利精英的出現；強大的科技壟斷企業能夠粉碎任何在政府範圍之外有效運作的新貴競爭對手；巨大的經濟不平等、長期失業、毒癮、無家可歸和犯罪；文化混亂、歷史虛無主義、家庭破裂和生育率下降；社會絕望、精神萎靡、社會孤立以及心理健康問題發病率飆升；面對頹廢和幾乎不掩飾的自我厭惡，民族團結和目標喪失；巨大的內部分歧、種族緊張、騷亂、政治暴力，以及一個似乎越來越接近分裂的國家。

隨着2020年美國政治的動盪，中國人開始向王的《美國對抗美國》尋求答案。 2021 年 1 月 6 日，當一群暴徒衝進美國國會大廈時，這本書被搶購一空。 絕版書在中國電子商務網站上的售價開始高達 2,500 美元。

但是，王滬寧不太可能享受這種讚譽，因為，他最擔心的事情已經成為現實：他在美國發現的“不可阻擋的危機暗流”似乎已經成功地跨越了太平洋。儘管他和習近平在嚴厲鎮壓政治自由主義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隨着中國逐步接受更加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王在美國觀察到的許多問題，同樣的在過去十年中出現並肆虐中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迅速將中國轉變為地球上經濟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目前，官方公布的基尼係數約為 0.47比美國的 0.41還要高。最富有的 1% 人口目前擁有全國約 31% 的財富（與美國的 35% 相差不遠）。 但是，大多數中國人仍然相對貧困：約有 6 億人的月收入仍然不足 1000 元（155 美元）。

與此同時，中國科技巨頭已經建立了比美國同行更強大的壟斷地位，市場份額往往接近 90%。企業招聘通常採用令人筋疲力盡的“996”時間表（上午 9 點至晚上 9 點，每周 6 天）。另一些人則在龐大的現代契約奴役體系（即中國的“零工經濟”）中苦苦掙扎，受困於預付債務。 根據阿里巴巴，預計到 2036 年，多達 4 億中國人將擺脫“個體經營”。

中國不斷擴大的大學畢業生群體的就業市場競爭如此激烈，以至於“畢業等於失業”成為一個社會模因（這兩個詞有一個共同的漢字）。 隨着年輕人湧入大都市尋找就業機會，農村地區已被耗盡並陷入腐朽，而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大家庭生活模式被顛覆，使得老年人只能依賴國家提供邊緣護理。在城市，因炙手可熱的資產泡沫，年輕人而被擠出房地產市場。

與此同時，與西方對中國固有的公共文化的陳詞濫調的假設相反，中國的原子化感和社會信任度低下已經變得如此尖銳，以至於在受傷的個人被奇怪地經常性地傷害之後，導致社會周期性地進行痛苦的反省。 路人習慣性地懷疑自己被騙了，把他們丟在街上等死。

中國年輕人在無情的消費主義社會中感到孤獨，無法出人頭地，越來越多地描述自己處於一種虛無主義的絕望狀態，這種狀態被網絡俚語“內卷”所概括，它描述了個人和社會因 一種普遍的感覺，即陷入一場令人筋疲力盡的激烈競爭，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會失敗。這種絕望表現在一場被稱為“躺平”的運動中，人們試圖通過做生活所需的絕對最低限度的工作來逃避這場激烈的競爭，成為現代的苦行僧。

在這種環境下，截至 2020 年，中國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婦女生育 1.3 個孩子，低於日本，僅高於全球最低的韓國，使其經濟未來陷入危機。 取消計劃生育政策以及政府試圖說服家庭多生孩子的做法遭到了中國年輕人的懷疑和嘲笑，認為這與經濟和社會現實“完全脫節”。“他們還不知道大多數年輕人光靠養活自己就已經筋疲力盡了嗎？” 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問道。 確實，考慮到中國殘酷的教育體系，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巨大的：根據地點的不同，估計費用在 30,000 美元（大約是普通公民年薪的七倍）到 115,000 美元之間。

但即使是那些有能力生孩子的中國年輕人也發現他們享受着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令人嚮往的丁克（“雙收入，沒有孩子”）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夫婦（已婚或未婚）花掉所有額外的現金在他們自己身上。正如一位接受了輸精管結紮術、徹底解放的 27 歲男性曾向《紐約時報》解釋的那樣：“對於我們這一代來說，孩子不是必需品……，現在我們可以沒有任何負擔地生活。那麼為什麼不把我們的精神和經濟資源投資到我們自己的生活上呢？”

因此，儘管美國人今天已經放棄了讓中國自由化的舊夢，但他們也許應該看得更近一些。 確實，如果你認為自由主義就是民主選舉、新聞自由和尊重人權，那麼中國從未實現過絲毫自由化。 但許多政治思想家認為，現代自由主義的全面定義遠不止於此。 相反，他們將自由主義的基本目的視為將個人從地方、傳統、宗教、協會和關係的所有限制性紐帶以及自然的所有物質限制中解放出來，以追求現代消費者的徹底自主權 。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已經徹底自由化，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開始看起來更像是王滬寧的噩夢，自由主義文化被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和商品化所吞噬。

偉大的實驗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王滬寧似乎贏得了中國體制內一場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需要什麼才能持續下去的長期辯論，中國對不受約束的經濟和文化自由主義的寬容時代已經結束。

根據他的一位老朋友泄露的說法，習近平發現自己和王一樣，對中國社會全方位的商業化感到厭惡，以及隨之而來的暴發戶暴富、官員腐敗、價值觀、尊嚴和自尊的喪失 ，以及毒品和賣淫等道德罪惡。 王現在似乎已經讓習近平相信，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採取嚴厲行動，以阻止西式經濟和文化自由資本主義對社會秩序產生的生存威脅——這些威脅與困擾美國的威脅幾乎相同。

這種干預採取了共同富裕運動的形式，習近平在一月份宣布“絕對不能讓貧富差距擴大”，並警告說“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 這也是事關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反壟斷調查對中國頂級科技公司造成了數十億美元的罰款、強制重組和嚴格的新數據規則限制了中國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公司。 這就是為什麼破紀錄的首次公開募股被擱置，企業被勒令改善勞動條件，“996”加班要求被定為非法，打零工工人的工資也提高了。這就是為什麼政府一夜之間取消了私人補習班行業並限制了房產租金的上漲。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宣布要對“過高的收入”進行“調整”。

這就是為什麼像趙薇這樣的名人一直在消失，為什麼中國未成年人被禁止每周玩精神鴉片電子遊戲超過三個小時，為什麼同性戀群體被從互聯網上清除，以及為什麼收緊墮胎限制。正如一篇在官方媒體上宣傳的民族主義文章所解釋的那樣，如果允許西方自由派的乳頭娛樂策略成功地導致中國的年輕一代失去堅韌和陽剛之氣，那麼我們就會墮落，就像蘇聯那樣。習近平深刻轉型的目的，就是要讓文化市場不再是娘娘腔明星的樂園，讓新聞輿論不再處於崇拜西方文化的境地。

最終，這場運動代表了王滬寧的勝利和恐怖， 這是他三十年來的文化思想在政策上的體現。

一方面，值得誠實地看待西方目前正在經歷的經濟、技術、文化和政治動盪的程度，並考慮他是否準確地診斷出了在我們全球化世界中蔓延的共同暗流。另一方面，考慮到歷史上其他潛在的“靈魂工程師”的許多失敗，他設計新社會價值觀的策略能否成功似乎令人懷疑。

衡量未來幾年這一努力的最佳簡單指標可能是人口統計數據。由於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世界上許多國家現在面臨着同樣的挑戰：隨着它們發展成為發達經濟體，生育率已低於更替率。這種情況在多種政治制度中都發生過，而且，幾乎沒有任何緩和的跡象。除了移民之外，現在還嘗試了多種政策來提高出生率，從增加對兒童保育服務的公共資金到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產前”稅收抵免。沒有一個能夠持續取得成功，這在某些方面引發了痛苦的爭論：失去生存和繁衍的意願是否只是現代性的一個基本因素。但是，如果有哪個國家能夠成功扭轉這一趨勢，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那很可能就是中國。

不管怎樣，我們的世界正在見證一場正在進行的偉大實驗：中國和西方面臨着非常相似的社會問題，但是，在王滬寧的幫助下，現在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隨着中國日益挑戰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導地位，這一實驗的結論很可能會塑造未來一個世紀全球治理的未來。